全球化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资源(三)(1)

全球化、中国经验与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构

　　何平：许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一种幽暗不明的状态下运用着“社会主义文学”这个概念。其实，六十年中间“社会主义文学”一直没有停止过变化。笼统地说“社会主义文学”可能会掩盖“社会主义文学资源”的复杂性。比如，刚才光芒提到的“人民”，就一直是“社会主义文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但我们从第一次文代会到一九七九年的第四次文代会，再到最近的第八次文代会就可以发现在“人民”问题上的一些调整和变化。而且第八次文代会明显地自觉到历史和国内国际形势的当下性。社会主义文学有着自身的建构和转换的历史。今天我们在新的世纪讨论社会主义文学资源，自然包括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至今的当代中国文学。在这近六十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文学经历了建国后“十七年”、“文革”和一九七六年之后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面对这几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绝对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恒定不变的“社会主义文学”。因此，新的世纪提出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构自然也是题中之义。

　　何言宏：我很同意何平的观点。确实没有恒定不变的“社会主义文学”，正是因为这样，才需要我们对它进行历史化的研究，而且，这也才决定了我们在未来文学建构中大有可为。何平注意到了国家在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进行想象和建构的历史活动中“人民”概念的不断修正，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察。在此方面，我曾研究过一九九○年代以来国家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想象或者说是建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性的“后冷战”或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冷战”时期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相对减弱，民族国家之间体现于文化方面的紧张关系日益突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中国国家的文化战略便有了相应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现代性设计的文化方面，成了国家所期许的参与世界性文化竞争的重要力量。文学场域和文学实践作为文化场域与文化实践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也很自然地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这样，在整个中国的场域结构中尤为强大的国家场域，便对文学场域产生了不容置疑的“主导性”要求，从而将其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战线。不过，在九十年代的中前期，国家对文学场域的“文化诉求”相对于“意识形态诉求”并不突出。一九九六年，江泽民在“两代会”上的《讲话》诉求更多的是要文学在借鉴和学习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同时，应该“抵制殖民文化侵蚀”并以“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作为目的。而二○○一年《在中国文联七大、中国作协六大的讲话》，却以相当的篇幅突出强调了全球性的文化语境之中中国的文化战略问题。《讲话》认为，“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引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展开了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因此，“努力建设我国的先进文化，使它在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中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与努力发展我国的先进生产力，使我国加快进入世界生产力发达国家的行列，都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在此意义上，“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且“努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贡献力量”，便是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这就是我所观察到的国家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建构实践，除了原来具有的意识形态诉求之外，文化诉求变得强烈了。上次“两代会”的情况我没有了解，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变化。我想汪政一定非常清楚。

　　汪政在上次的对话中谈到建立“现代民族叙事伦理”的问题，我觉得意义重大。上面说的是国家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未来想象或建构，当然很有意义。但我觉得，汪政说的建立“现代民族叙事伦理”，在今天的讨论中，又一次显示出它的重大意义了。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他对社会主义文学的想象或建构，在此方面，真正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大有可为的。

　　何平：事实上，从一九七六年以后，对“社会主义文学资源”的反思一直没有停止过，一些东西被摒弃，一些东西被注入当代文学中间，丰富着当代文学的创作。问题是那些已经被证明制约文学发展的，且已经达成共识的东西会不会在我们生活的“当下”“还魂”。比如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就说过：“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党员作家应当以自己的创作成就起模范作用，团结和吸引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道前进。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我们的文学创作中的“衙门作风”和“行政命令”完全废止了吗？而且文学创作的精神性特征使作家在面对“社会主义文学资源”时呈现出不同的精神倾向，是抱残守缺的继承，还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创造性的继承？

　　贺仲明：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文学传统是自然的，但也还是要注意到它内在精神的某些持续性，如果没有这些内在精神，也就不成其为传统了。可能对今天来说，更主要的是吸取它的精神内核，外在的很多东西肯定是不适合我们现在了。另外一点，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谈社会主义文学，还不可避免地要与今天的后现代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如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与民族化思潮，与文学的本土化问题，都应该有内在的关联性。我们要祛除以往加在其上的过多过强的政治权力色彩，还原其文化本原，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才能对其作出新的发展。

张光芒：仲明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全球化语境下，对社会主义文学资源的态度显得尤其复杂迷乱。这里有两个非常极端的现象。一方面，九十年代以来的“红色经典”热，非但没有以新的审美视野阐释这一传统，反而大大强化了社会主义文学资源的政治性与所谓“人民性”，这可视为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倾向。出于对全球化的文化挑战的回应，这一倾向在当下非常有市场。另一方面，一些“自由派”基于对社会主义文学资源的政治性的反感，从根子上就否定了它的存在价值，非常不冷静地以决绝的态度对待“革命话语”、“宏大叙事”、“理想主义”。与此相联系的则是相同倾向的作家彻底“告别革命”，对“宏大叙事”进行全面的反动。其实，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在潜意识上仍然延续了政治化思维方式，只不过把以前肯定性的政治标准转换为否定性的价值准则。这样两种倾向都不能做到对社会主义文学资源之文化本性的还原。

　　何言宏：何平提到传统复杂性，“借尸还魂”，是有的，而且还很严重。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新的“鬼魂”也与时俱进地不断采取新的策略，新招迭出，伎俩多多，魅惑多多，真是能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我们应该特别警惕。当前作家的精神问题确实值得研究，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的就是，如何对待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资源？何平说的“创造性继承”，我当然同意。这里所说的继承，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一九二○年代的“革命文学”，后来的“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中的“革命”和“左翼”精神的继承。现在的很多小说，你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其中包含的“左翼”精神，就是我在评须一瓜的小说时说过的——“左翼精神呼之欲出”。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这些文学虽然有着一定的“左翼”精神，但却没有提出明确的历史哲学，包括曹征路的《那儿》。我曾经认为没有提出新的历史哲学，是这些作品的内在缺陷，但我现在认为，没有提出，倒可能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匆匆忙忙地提出，或者说是响应、复制某种历史哲学话语，比如我们以前的文学所曾经做过的，倒反会是一种灾难。但是历史哲学的关怀，倒是应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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