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资源(三)(1)(2)

　　施战军：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制度下，生活和人心为我们所提供的文学认知资源的丰富性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应该区分“政治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不同。我们不能过于狭隘地理解“社会主义文学”就是“写政治”的，也不能认为它有“左翼”精神就可视作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文学”，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些“样本”，在内涵的丰富性和基本的艺术尺度上连旧的“革命文学”都不如。

　　张光芒：由于狭隘化的理解，一些比较流行的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研究模式凡涉及价值判断时都有一个共通的潜在的缺陷，就是缺乏文学史叙述的流动性与结构性意识，其价值标准先行，价值判断未能建基于对时代与文学交互作用之方式加以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确立一个静态的或先在的价值标准（不论哪一类标准）是容易的，但文学史的叙述必须充分体现叙述者对历史主客观矛盾运演规律的分析和把握，并从这种把握中重构文学史价值。举个例子来说，同样是描写人的欲望，在五十年代与在九十年代其文学史价值显然不同，在一个欲望泛滥的时代描写欲望渲染欲望可以说是对消费主义的屈从，意味着主体性的消弥，但在一个压抑本能的时代，哪怕是对欲望的小心翼翼的触及也能显示出人性的光辉、思想的锋芒与主体抗争意识。在文学史叙述上后者较之前者应该更有历史价值。假如以一个硬性的价值标准来判断，结论则会恰恰相反。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重新评价十七年文学时就应充分结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对那个夹缝时代的文学启蒙意义进行价值重构。一般认为，十七年文学是解放区文学的延续，其趋势表现为文学一元化的日益加强和巩固，顺此思路与定论，前者的启蒙意识自然也是越来越淡薄、消退直至泯灭。然而，细究之下，建国最初几年的文学其实较之后期解放区文学，在启蒙意识上，其实颇有上升的趋向，只是很快被迫逆转，顺流直下而已。这一点较少有学者注意到。我们至少可以从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与人性启蒙的碎片等层面来重新认识这一问题。

　　贺仲明：我赞同你们二位的意见。社会主义文学的内涵肯定要比单纯的写政治要宽广，尤其是在我们习惯的意义上来理解政治。社会主义文学的审美方面值得总结和探索的地方也许更多，我们以往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审美方面太单一，太狭窄了。似乎就是浪漫加壮美，就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在这方面，我觉得它应该要更丰富一些，更宽容一些。或者说，不要给它过早地带上某些限制，对它构成不应该的约束。文学是在创造中发展的，成长的。但我认为《那儿》等作品没有新的历史观不是优点，还应该是缺陷。没有创新，没有独立思考，是不可能取得高的文学成就的。社会主义文学还需要很多探索和创新。

　　何平：在知识界一些人的视野里，以为随着一九七六年一个时代的终结，所谓的社会主义文学也就不复存在。“新左派”之所以被一些人指责为“招魂”就是建筑在这样的判断上，而“新左派”的思维方式似乎也没有超越这个判断。事实是怎样呢？只要我们仔细去观察就能够发现我们当下的文学和它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社会主义文学传统是怎样向当下延伸和发展的。它在当下写作中如何体现出来的？不同人从怎样的路径吸纳“社会主义文学资源”？

　　何言宏：何平强调的是联系，而不是断裂。是这样的。我们以前对于“改革时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往往会强调它与此前的社会主义文学间的断裂，但是内在联系尤其重要。所谓的“新左派”可能强调这种联系的积极方面，但我觉得，消极的方面也应该关注。一方面，制度遗存肯定是有的，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和作家的精神与生存状态方面的消极影响更加重要，这都需要我们辨证地理解和清理。我们可以这样，就是通过具体问题或者是作家个案的方式来做一些认真的清理，而不是像“新左派”那样，简单化地“烙烧饼”，把在一九八○年代遭到负面评价的“左翼”作家或一九五○——一九七○年代社会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家重新给予非历史化的过高评价。

　　吴俊：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自身所要警惕的是理论和立场上的偏执与极端。许多无谓的争吵都由此而来。或者是为了发声音吧。宏观地来说，对九十年代以来包括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都处在一种新的制度建构的过程中，前几年所谓的中国社会转型，我的理解就是多种制度性的因素在中国的制度化建立。这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国情特征，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建构也可以作如是观。

　　汪政：刚才言宏提到我们上次的讨论，确实有许多地方可以进一步深入，类似的话题比如文学制度等等我们去年就曾经探讨过。我为什么提出民族叙事伦理，就是想寻找一个超越性的途径，当代社会主义文学与全球化是构不成对等关系的，同时，从历史的角度看，也不能以社会主义文学去整合庞大的民族叙事传统。应该有一个更上位的视角与概念来统摄，包括我们今天的讨论，大家注意到没有，实际上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以外来谈论它的资源以及如何与世界对话的，否则就不好谈。社会主义文学即如仲明所讲已经形成了传统，但这个传统也应该放到纵的历史背景与横的世界背景上去考察，它不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全部，更不是未来中国文学的全部，共产党人在一开始提出自己的社会发展观以及建构自己的理想时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的阶段性性质，而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更从本国的实际出发，通过初级阶段的理论使之更加明确。因此，要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各种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就像吴俊与战军正在做的一样，通过一些个案最终进行整体的结构主义的研究，即使对一些敏感的话题，如专业作家制度，官方性质的各级作家协会等，也要历史地看，既从本国的政体看，也从国家心态与文化策略去看，比如铁凝就说“大国养不起作家是一种悲哀”。民族叙事伦理是一个开放与生成的概念，这种开放与生成可能是永远的，是一个不断建构、淘汰、吸纳与选择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探讨它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下，一个阶段性的社会主义文学它的资源与价值在哪里？我以为它对文学与国家利益的理解，特别是非常时期对文学功能某一方面的强调与放大，它的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它的人本与文本在不同时期的存在状况，文本的文学性以及非文学性的文献意义，它对文学主体的理解所导致的文学力量的重新组合，它对特殊的审美风格的倡导和推崇，它对民族文学传统的复杂态度，等等，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进行分析、提取与批判。

　　何平的问题很尖锐，但又是非常现实的，中国的作家的写作是在既定制度下的写作，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开放的今天又面临着全球性文化的冲击、激荡、对话与交融，所以，中国的作家可以说是处在双重的焦虑之中，而百年来的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遗产对中国作家来说还是说不上的一宗财富抑或是包袱，在这种窘迫中，对于文学来说，也许只有首先确立超越性，将社会主义文学，它的所有的一切，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选择，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在追求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的前提下纳入到自己的文学生活中去，才可能有所发现，也才可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也才可能对世界文学有所贡献，最终在全球化的文学生态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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