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意识与民族叙事伦理(三)(1)(2)

　　何平：鲁迅在一百年前指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我以为这应该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家写作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经验完全有可能是世界性、人类性的。

　　张光芒：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再动辄用“××化”的方式表达见解，或者动辄用一种“××化”反对另一种“××化”，已经显的不无浅显和幼稚的色彩了，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加强“××问题”的意识，通过创作加强对中国经验的挖掘能力和对中国问题解决的能力。

　　傅元峰：对，可以说，二十世纪至今的很多珍贵的中国经验还没有被叙述出来。比如“苦难”。中国苦难是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的。早期乡土文学、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民族经验、对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十年变迁的历史重叙、当下面对底层的写作，都不断触及到苦难的主题，但是，我仍然觉得，中国苦难没有真正进入叙事。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没有进入叙事的中国经验是动态的，它很有可能流逝，并正在不断被后续经验涂改。中国当代写作的处境艰难，文学生态堪忧。但是，其间存有的独特的中国经验是不应该被遗落的。在中国经验的衍生中，现在正是“东隅已逝，桑榆非晚”的叙述关节点。可惜，当代作家普遍没有这种拾荒的紧迫感。

　　王晖：在“苦难”之外，我觉得“忧患意识”、“颂歌情结”和“泛政治化”等也是值得我们总结的“中国经验”，如果说有什么“中国经验”的话，我也把这个词认定为褒贬倾向并不明显的中性。当然，实际上这里的所谓“经验”，我觉得还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它应该包括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中“正”和“负”，或者中间状态的那些具有共同性的事物。所以，对于“中国经验”，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认真地发掘、批判地审视和充分地扬弃。

　　何言宏：我们都在讨论中国经验的问题，我刚才也说到了中国经验的表层经验和深层经验。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在强调书写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时，千万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对个体经验的忽略。我以为，中国经验的书写，还是应该以个体经验作为基础。现在有很多书写底层的文学作品，我们往往肯定了它们对中国经验的书写，但在同时，我们可能也不满足，其原因，就是个体经验的缺乏。这些作品对中国经验的书写，不仅很多是表层的，而且也是没有个体经验作为基础的。我这里所说的个体经验，并不是说你是民工，或者说你深入了民工的生活，就一定具有。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想概括一下，中国文学或者说我所期待的现代民族叙事伦理对于中国经验的书写，应该是充分“辨证”的。当然这种“辨证”，还应该体现在美学的层面。

　　张光芒：言宏提醒我们倡导本土经验要预防走向另一个极端，我想到的则是关于“本土化”的言说方式本身也潜藏着一种值得警惕的危险，那就是它也可能异化为另一种方式的西方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了“本土”这个民族身份对于处于身份危机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显著的“增势”作用，于是有意识地运用这种身份来提升他们的自尊和社会地位。他们利用“本土”这一新归属来确立自己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利益”的代言人，诸如后殖民批判理论、“第三世界批评”等都有这一特点。这样一来，“本土主义”便成为知识分子作为自我增势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正如徐贲在《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所分析的，“本土知识分子的自我增势的基本策略不是对本土官方的中心地位直接质疑和挑战，而是把官方和他自己放到同样的‘弱势’地位上。但是就在他通过强调另一种中心/边缘（西方/东方）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也否认了一切本土中心/边缘关系（官方权力/知识分子关系乃是其中的一种）的实际意义。否认种种本土的中心/边缘关系的现实意义的直接后果就是掩饰它们对人们日常现实生存所造成的种种压迫。这也就决定了本土主义批评在本土范围内的保守性。”这就使得这种“本土主义”在试图摆脱西方牵制、反对“臣属”的时候，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又重新确立了西方中心的地位，并使自己陷入了另一种西方霸权和“臣属”境地。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谈话中一致强调的民族叙事伦理的重构，既包括对中国经验的强调，同时也应该体现对“中国问题”之表达方式本身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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