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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意识与民族叙事伦理(一)(1)(2)

2014-12-11 01:16

　　王晖：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做这样一个细化的思考：这就是“焦虑”其实是有常态和非常态之分别的。常态的焦虑，人皆有之，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指的就是这个道理。适度的焦虑，往往能够成为励志奋发的推进器， 所谓“知耻而后勇”。非常态的焦虑，无疑是一种病态，是由过度的内虚、自卑、孱弱所表征出的或疑神疑鬼或手足无措或意乱情迷的“焦虑症”或“焦虑过度”。如果我们把“焦虑”看成是人的心理常态的话，文学的焦虑、甚至文学的国家焦虑问题，应当说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具有普泛性，只要有文学的国度、地区和民族，只要这种文学还需要保持独特的个性和前行的力量，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形存在。而如果是“焦虑症”或“焦虑过度”，那就有值得一说的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中国一百年来文学发展的“国家焦虑”因子，是作常态还是做非常态来看待，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拿出来讨论的问题。当然，对“国家焦虑”这个词的把握和理解在这里很关键，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话语境的对等和一致，不然，我们就将深陷巴比伦塔之中而不能自拔。从各位的发言中，我发现，大家在说“焦虑”的时候，至少是有两个维度的判断的，一是指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发展流变的“焦虑”，一是指从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理念、文本意蕴及其思潮流派中所渗透、所体现、所描绘出的对国家和民族政治、文化及其社会生活在现代性追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坚守自我、传统与本土，还是放弃进而丧失它们的困惑与“焦虑”。我理解的文学的“国家焦虑”正是后者。

　　汪政：这里面有许多有趣的东西，恐怕我们今天是来不及一一讨论了。我觉得中国文学的焦虑不是能靠自身的努力所能克服的，也不是如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诞生几部“杰作”、得个什么诺贝尔奖就可以熬出头解决问题的，除非你不参与世界的总体进程，除非你封闭自己，比如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好像就没有这种焦虑。中国文学的焦虑是中国焦虑的一部分，不但如此，她还承担着表达中国焦虑的使命，这是她倍感痛苦的地方。这种整体的民族的国家焦虑是历史的，它是一种病毒，不在此时发作，就在彼时发作，不在此地发作，就在彼地发作，因为世界的进程不是整一的，不是同步的，所以焦虑就一直存在，只不过自殖民运动开始，世界范围内民族与国家间的交往与碰撞日益频繁与激烈，这种焦虑也日益突出与自觉而已。五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早期，中国人的这种焦虑感最为强烈，反应也最为强烈，以至到了近乎颠狂的地步，只是到了近几年，才逐渐意识到必须理性地对待与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所以才有了宏观调控，才有了对经济增长过快的忧虑。但中国文学在绵延一个多世纪的争论中好像还没有看明白，不但没有弄清楚这是一个国家问题，又没有弄清楚文学问题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关系，时时用经济与社会进步的观点与尺度去看待文学。于是，在现代文学时期，在八十年代新文学发生以来，总是在模仿，在赶超。

       何平：观察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革命也像政治、经济等一样被纳入到“现代化”的框架去思考，在“转换”和“安置”过程中，自然难免文化之间的生硬的嫁接和楔入。由于恒久、持续的文化积淀和文学的本土传统，当它遭遇到异域文化的压力必然会产生自卫和反弹，记忆与遗忘，以及抵制与反抗。但是就像巴赫金所指出的：“存在着一种极为持久但却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观念：为了更好地理解别人的文化，似乎应该融入其中，忘却自己的文化而用这别人的眼睛来看世界。……诚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别人文化之中，可以用别人文化的眼睛观照世界——这些都是理解这一文化的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因素的话，那么理解也只不过是简单的重复，不会含有任何新意，不会起到丰富的作用。创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身在时间所占的位置，不摒弃自己的文化，也不忘记任何东西。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了不起的事情……”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虽然针对的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性”场域，遭遇的却是现代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异域”和“本土”、“都市”和“乡村”、“主流”和“边缘”以及“他者”和“自我”等多重声音的纠结和缠绕。

　　贺仲明：中国现代化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几天都说不完，而且，在目前情况下，很多问题可能是找不到答案的。就文学而言，我觉得逃避现代化的影响，走完全传统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能够逃避商业文化的影响。所以，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学来说，也许最迫切的问题还不是传统和现代的冲突问题，而是本土化的问题，是面对现实的问题。

　　傅元峰：现代化，文化产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这些发展进程的文化定位很关键，它们对应一些文化问题，如现代化中的现代性问题，文化产业化中的文学本质问题，城市化中都市文化的发展问题，全球化中的本土文化资源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形成新文明格局中的文化焦虑，而文学的国家焦虑，应该是这种文化焦虑的组成部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政体对现代化策略有不同的选择。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需要国家意识、民族意气的极度高扬，所以，中国没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对政治共同体进行反思，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在文化和文学中的绝对统治力量，使“赶超”在文学影响中成为关键词。即使在一九八○年代以后，“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制”的文化心理定势依然存在。在这种态势下，国家、民族主义的文学焦虑，就等同于文学的国家焦虑。而如今，我们想要描述的文学的国家焦虑，意义上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追求，已经逼迫一种特殊的国家意识生发出来，即语言和审美边界大于政体边界。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中国文学国家焦虑的特殊性，恰恰又可以指认为一种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的普遍性焦虑。

　　王晖：确实是这样。在当下，东方与西方、本土与舶来、传统与革新、中心与边缘等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对中国文学和其它各国文学进行无情的拷问和缠绕。这是一个全球文学存在普泛性自身焦虑以及表现焦虑的时代。

　　何言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国家焦虑实际上还是有的。“文革”以后，中国文学国家焦虑的产生主要还是来自于或相对于欧美。五、六十年代，相对的是苏联。当时的作家追随和仰慕的，是苏联文学。大家应该记得丁玲和周立波的斯大林文艺奖金给他们的五、六十年代带来了怎样的荣耀，这一荣耀，是现在韩少功、苏童、余华他们所获得的国外文学奖远难相比的，差不多类似于现在的诺贝尔文学奖了。

       张光芒：看来，文学史上的中西之争与国家焦虑一直复杂地纠缠着，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它们被关注和探讨的内涵各有侧重，而提出或者意识到这类问题的动因与目的也各不相同。“五四”时期，在中西文化之争的格局中，提出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口号，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笼罩在政治焦虑的普遍气氛中，而当下的文学则普遍遭遇到全球化与本土化、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文化矛盾。因此，国家焦虑在今天已经更多地转换为现代性焦虑，各类政治焦虑在根本上综合为一种文化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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