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症”与文化研究中的问题(1)(2)

    接下来我们要考察的问题是，这样一种文化方面的误解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说西方人心目中有个被误读了的东方，或许东方人心目中也有了被误读了的西方？问题的症结可能不仅仅是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另一个问题是：学者们在使用法兰克福学派术语讨论这些文化问题的时候，是在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作出应答，还是仅仅满足于操作这些术语本身？上面提到的对“失语症”、“话语霸权”之类的观点所作的解释，就其本身而言可能是合乎逻辑的；但显然与真正存在于现实中的文化状况之间存在着差异。这恐怕不是个认识方面的问题，更可能是学术研究思路的问题。当我们尽力从一大堆学来的或原创的概念中寻找逻辑关系时，有时却会使真正的、现实的问题从研究思路的旁边溜走。

    这可能不是中国学者独有的问题。为许多当代的中国学者所激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文化批评学者中，也存在着这种问题。美国作家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批评了美国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学术倾向，尤其是为中国学者所熟悉的杰姆逊。

    一些关心世事的教授被告知，杰姆逊的著作“近年来一直对叙述手法作了很多严肃思考”。他们还被告知，杰姆逊的最终目的“是将个别文本拓展成为文本外的文本或者是其无法承认的难以容忍的矛盾的非语言表达方式”。而“它”，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的作者无法承认的是：真正的文本只不过是事业的发展和自我发展。

    世界正在滑向核灾难，全球污染和饥荒，但是，相互吹捧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却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前途做交易。市场情况如何呢？尽管质量上不够巴黎标准，但近几年的情况却很不错。“我们……正处于理论爆炸的时代。许多年轻的理论家特别显示出迅速发展的迹象。但是，到目前为止，杰姆逊是惟一能和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匹敌的用英文写作的人”。

    他认为杰姆逊的特点就是用“文本加文本”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而忽略了真正存在的现实。他举了一个杰姆逊分析波拿文都拉酒店的例子。杰姆逊认为这个建筑体现了后现代的精神，他用“辩证的强化”、“反身符号”、“象征”、“叙述”等一大堆理论字眼来描述建筑的特色，认为它“迫使我们去长出新的器官，扩展我们的感觉中枢和我们的身体以达到一种新的，现在还无法想象的……维度”，并且认为这个酒店“嵌入”了城市的组织结构，“它的进出口典型地代表了一种和城市与以往不同的关系”。但雅各比指出，这个建筑由于巨大的水泥墙基和很小的入口而和城市割裂了开来，实际上步行者完全进不去，就是为了防范这个城市中众多的穷人和拉丁美洲人。杰姆逊却对此似乎一无所知。他批评道：

    一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大肆宣扬波拿文都拉“嵌入”城市之中，却不顾它显然排斥了城市和使城市失去活力这一事实。这一点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爆炸”其力量只用于研讨会中间的休息。一位——或者就是这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热衷于超级空间，新的集体行动，超级人群，而让一位不熟悉《马克思主义术语词典》（修订版）的批评家对人行通道和空间混乱提出质疑，这说明这一理论是在自说自话。问题不只在于杰姆逊的过剩术语，而在于术语本身：一切都是文本加文本。都市本身消失了。

    这是一个离开现实研究文本的典型。但这似乎不是个别的现象。在罗兰·巴特的文化批评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举一个他的文化批评论文集《神话》中的例子。在这部文集中，罗兰·巴特试图把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统统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话”来解释。他的文章的逻辑和批判的力量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否同时也具有针对现实的实在性呢？比如在《肥皂粉与清洁剂》一文中，巴特仔细分析了"Omo"肥皂粉的广告，把它与氯化水的概念加以区分：

    氯化水总被视为一种液体火焰，使用时必须小心翼翼地估算，否则物体本身会受影响而“烧起来”……在Omo的意象里，灰尘污垢是种短小的敌人，不但发育不全，而且呈乌黑色，遇到Omo正义当道，就会从洁白无瑕的亚麻中溜之大吉。

    ……

    重要的是，将清洁剂饰以既轻柔又深刻的美妙意象手法，已伪装了它磨损性的功能，反而使它看来足以控制物质，如分子般细微的清洁秩序，却不会造成任何损害，这个安乐乡，却不能令我们忘掉，Persil和Omo在某个行星上是同样的东西：联合利华(Unilever)。

    这段文字的分析批判不可不谓尖锐深刻，但缺少了一样东西，就是对不同的清洁剂物理性能差异的关注和了解，似乎几十年来清洁剂产品的发展只是广告艺术的发展而已。文章给人的印象是，既然所有的广告都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阴谋，那么它所介绍的产品性能究竟有没有差异便无关紧要了——资本主义商业像是蓄意谋害大众的刺客，那么这个刺客使用的匕首是哪一种样式或有什么变化又有什么关系？

    这样的治学方式可以鼓动起热烈的批判思潮，但能否造成严谨的学风就很难说了。再举一个中国的例子：中国学者自90年代以来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学会了把社会文化区分为三个文化圈——主流、精英和大众。这种区分肯定不是西方话语的强暴，因为我们都可以看出这样的三分法比传统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大众”或“普及与提高”这样的两分法更能解释当代文化的状况。但如果我们对中国当今文化发展的状况作更贴近的观察就应当发现，这样的三分法在解释当今中国文化发展趋势时还存在着很大的限制。事实上从90年代中期以来，这3个文化圈就已出现了复杂的再分化和交融的形态——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已分化成了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利益关系和不同价值观念的群体；“主流”则在努力使自己商业化，成为大众文化的领导层面；至于大众文化，则既有主流化、高雅化的一面，又有前卫化、叛逆化的一面，远远不是法兰克福学派心目中那种单一层面愚氓式的"Mass"了。这样的文化现实和由此而产生的新的文化问题，却还很少被文化批判学者所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残缺。

    如果说我们的学者当真患了什么“失语症”的话，很可能这不是西方话语霸权对我们强暴的结果，而只是我们自己放弃了语言的所指功能。也许对于当今从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人文学者来说，是重提“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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