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的流变(1)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系统是各种具体批评形态在世纪批评整体进程中形成的结构系统,从历时和共时的综合角度来看,我们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构成了三大形态系统。一是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包括五四文化批评、新人文主义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历史文化批评、文化原形批评;二是审美批评形态系统,包括泛印象主义批评、泛个性主义批评;三是解构—重构批评形态系统,包括语言文本批评、解构批评、新文化批评等。这三大批评形态系统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文化语境中,呈现出从泛政治到泛文化的基本走向。一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的初始形态可以追溯到世纪初梁启超在诗界与小说界所进行的“革命”。

梁氏文学“革命”的目的是出于“新民”与“群治”之社会政治需要,他所认为的文学具有启蒙教化的巨大政治作用,抬高了文学不应有的身价与地位。这主要是出于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启蒙的基本思路:从社会政治角度思考文化思想革命,再从文化思想角度思考文学革命,最终形成社会政治革命、文化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三合一状态。这种从社会政治角度和文化思想角度从事文学革命(理论、批评、创作)的路数,具有社会—文化的双重性质和功能,并统一于“革命”的需要。五四时期,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的社会—文化双重性的文学批评活动,在“文学革命”的新文学运动中得到更加现代化的具体展开,其主张、内涵、外延也更加丰富、开阔。因为在“文学革命”中,容纳了西方近代以来许多人文主义思想,既有“个体”、“个性”的一面,又有“民族”、“社会”的一面;既有滑向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的一面,又有倾向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意向的一面。因此,五四时期关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具有社会与文化的双重特质。只是在很短时间内,革命知识分子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使这种社会和文化双重性的理论批评更加倾向于民族与社会群体,具有了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革命”特质。与此相应的是,五四前后的现实主义理论批评,一方面是“为人生”,一方面又是“为社会”,个人与群体、人生与社会总是交织在一起。后来,鲁迅将小说创作的目的表述为“改良社会”、“改良人生”,基本上道出了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批评的基本目的:改良人生是为了改良社会,改良社会也是改良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现实。

1920年代末那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太阳社和创造社青年批评家与以鲁迅、茅盾为首的资深批评家的论争,实际上也是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内不同思想倾向和批评类型的冲突。此后,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的思想文化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才从启蒙主义、现实主义(为人生的人道主义)的政治隐蔽情状一跃将社会政治的现实目的凸显出来,并将那些并不怎么认同的资深批评家卷入这场“革命”潮流,调整了他们的批评视角、方法和标尺。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沿着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路径迈进的时候,已经从文化角度显示了其激进主义的文化“革命”立场和方式。这在五四时期就有复古派的反对,但在五四后的1922年起,一批迟到的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白壁德门下的中国弟子们,打着“新人文主义”的旗号在东南大学以《学衡》为阵地,与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产生了学术文化冲突。新人文主义与此前的复古主义是不同的,他们是在学术和批评的意义上来反对文化激进主义,阐扬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新人文主义批评思想的,1930年代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将这一批评形态推至成熟,并且是在纯粹“批评”的范畴和意义上与左翼文学批评抗衡。从20年代以新人文主义抗衡五四的泛人文主义,到30年代以人性论抗衡左翼社会历史批评的阶级论,这是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中两种不同批评形态间不同批评思想的冲突,其焦点就是政治立场上的自由与限制,批评思想上的人性论与阶级论,批评范畴上的道德范畴与社会政治范畴上的对立。事实上,即使在社会历史批评形态中,也存在着不同倾向与风格的冲突,如40年代以胡风为代表的主观型现实主义与以茅盾为代表的客观型现实主义、以周扬为代表的政治型现实主义的冲突,也是三种不同倾向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冲突,乃至到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深化”、“写中间人物”、“人情”和“人性”等理论批评话语也不时与泛政治的社会历史批评(包括庸俗社会学批评)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在1980年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在80年代初期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拨乱反正”,清理“文革”十年造成的理论混乱格局,恢复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创作潮流迭起,文学批评发挥着社会历史批评的主导作用,在诸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中,对文学新潮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批评,积极扶持文学新人,推动文学思潮乃至于整个文学的繁荣发展。社会历史批评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繁荣进程中,以强烈的时代和社会使命感,以应有的胆识才略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阶段,社会历史批评主体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较资深的批评家,他们集文艺界领导、报刊主持者和评论家于一身,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批评余热,如冯牧、陈荒煤以及陈涌等批评家。另一部分是与新时期同步的中年批评家,他们以比较成熟而又开放的心态介入文学现实,坚持开放的现实主义理论观念,对同代和“知青”作家作品又有亲近感, 在推进文学新潮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建树。

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在80年代的另一变化则与上述情况不同,一批在恢复高考后就读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相继从80年代初走向专业研究之路,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承接起五四启蒙主义文化与文学传统,对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些尖锐问题,一些文学“禁区”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批评,如被誉为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的王富仁、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杨义、季红真、陈思和、赵园、刘纳等。他们的批评大体上是以鲁迅、周作人、曹禺及五四文学的研究介入批评界的,“民族灵魂”是他们思考问题的焦点,启蒙主义是他们的基本批评立场,而“泛意识形态化”则是他们的基本批评观念和方法。这种批评显然与社会历史批评的“泛政治化”、“泛现实主义化”不同,他们对文学进行了“泛意识形态化”批评,以思想史、哲学、美学等范畴和视角对文学史上的文学现象做出重新理解和判断。[1]在“文化热”中,“泛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文化批评思路,最容易转化到文化批评思路上来。

因此,“泛意识形态化”批评不久就转向了“泛文化”批评,进一步拓展了批评视野,“文化”既是他们的批评内涵,也是他们的批评对象。我们将这种不同于此前社会历史批评的这一形态称为历史文化批评,以示二者的联系和区别。“文化热”充分调动了批评家参与文化建构的热情,但最重要的是对批评视野、思维和视角的开拓和丰富。文化热中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将批评目光引向地域文化,“京派”和“海派”,以及新近的“寻根小说”,成为批评关注的主要对象,此后又进一步拓展为对20世纪文学和地域文化、教育文化、出版文化和政治文化关系的批评阐释。不过,在文化热潮中,来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引起批评家的兴趣,乃至于拓展到比较文学领域,成为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显要学问。早在闻一多时代就展开的文化人类学批评在时隔半世纪后有了足音,叶舒宪、萧兵、方克强等学者和批评家,成为这一批评形态的代表。这一批评形态已不同于上述的历史文化批评,而是从人类学角度对文学原型进行了一种文化批评,我们称之为文化原型批评形态。由上可见,社会文化批评系统在80年代以来的批评界,呈现出不断拓宽批评广度和不断深化批评深度的状态,显示了该批评系统的阐释空间和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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