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圆融与关羽崇拜(1)网(2)

　　两则记叙，都有龙虎山真人张继先作法事。原其初始，出自道教“降神”。按“降神”一事，本於太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

　初，有神降於整厘县民张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五帝之辅也。”守真每斋戒祈请，神女降室中，风肃然，声若婴儿。独守真能晓之，所言祸福多验，守真遂为道士。上(按即太祖)不豫，驿召守真阙下。壬予(按指开宝九年十月)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篆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原注：此据《国史·符瑞志》，稍增以杨亿《谈苑》。《谈苑》又云“太祖闻守真言，以为妖，将加诛，会宴驾。”恐不然也。今不取。)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斧戮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原注：此据吴僧文莹所为《湘山野录》)，正史、实录并无之。)

且不追究这桩“烛影斧声”之千古悬案的真相为何，只说与本题有关的“降神”。从结果上看，降神在赵光义(宋太宗)时代仍然在继续，并且影响极大。成於北宋的道教典籍《云笈七签》卷一零三《翊圣保德真君传》(亦载《正统道藏》第五十四册)中，就记载着赵光义嗣位后，寻召张守真於琼林苑为周天大醮，作延祚保生坛⑧。醮罢，神降言托内臣王继恩转致君王。此后，在太平兴国初、六年、七年及至道初年，张守真屡奏黑杀神降临之言。因此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六年 (981年)敕封太平宫黑煞神为“翊圣将军”，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又加号“翊圣保德真君”。可知两则记叙中之降神一事，实关乎宋代国祚，而最初临降之神翊圣保德真君，则无疑为北宋护国之神。

　按三十代张天师，即是《水浒传》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大尉误走妖魔》中描述的那位“头绾两枚丫髻，身穿一领青衣；腰间绦结草来编，脚下芒鞋麻间隔。明眸皓齿，飘飘并不染尘埃；绿鬓朱颜，耿耿全然无俗态”，“道行非常，清高自在，倦惹凡尘。能驾雾兴云，踪迹不定”的张天师。从胡琦“张氏世济其说也”可知，关羽之崇封与道教正一派的兴盛，自有特别之渊源。导致道教崇奉关羽的原由，大端有四：

　第一、符箓篆派道教积极参与政治。自安史乱后，中国社会曾经长期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丹术侧重个人修炼，具有明显的个人性，而符箓斋蘸则侧重于济世度人，具有普遍的社会性。这和开元、天宝后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不安定的状况有直接关系。《翊圣保德真君传》载，张守真曾借降神评价陈抟：守真尝启告曰：“华山陈抟近卒，时人谓之尸解，未审其人修何功行？”真君曰：“抟之炼气养神，颇得其要。然及物之功未至，但有所主掌耳。”所谓及物之功应当是济世之力。而符箓道士在举行斋醮仪式中，不但祈祝君主寿永，国安邦宁，家丰民裕，而且宣扬忠孝，提倡伦常，当然大得官方提倡，民间欢迎。每逢节日或君主诞辰，符箓派以科教道法即以道场为国祈禳，也在北宋成为定制。元丰四年的《重建关将军庙记》说：“岁越千升，魔民出世，寺纲颓紊，槌佛虚设。公既不怙，庙亦浸弊。元丰庚申(1080年)，有蜀僧名曰承皓，行年七十，所作已辨，一大众请，倏然赴感。有陈氏子，忽作公语：‘自今以往，祀我如初。’远近播闻，瞻祷愈肃。明年辛酉(1081年)，庙宇鼎新。”则陈氏子之托言，分明又是一次降神⑨。

　　与此相关的第二点，是以盐池斩蚩尤而论，实际上也同样表现着符篆派道士阜民解愠的现实关怀。盐税自西汉以来即是国家最重要的财赋来源之一，而以解盐为最甚。陈寅烙《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盐商妇》引《新唐书》伍肆《食贷志》略云：“(刘)晏之始至也，盐利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宋人谈论盐利在国家赋税中的比重时，因时代不同而有三说：一是当租税三分之一，二是计天下每岁所收盐利，当租赋二分之一，第三种说法谓占国用十之八九⑩。有人甚至议论说，仅泰州“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也。”南宋学者吕祖谦评论宋代盐利时，有“惟海盐与解池之盐，最资国用”之语，而“榷盐之利，国用所资”，“国家经费之大，藉于盐利者居多”等议论亦充斥史书。鉴于解盐在北宋财政中的重要地位，解州池盐获灾，当然会惊动朝廷，成为大事。而深信道教之北宋诸帝，如真宗、哲宗、徽宗等必定会有所举动，也是意料中事了。解州池盐又早被视为灵异之产。先秦古籍《尸子》关于《南风歌》的记述：

　　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是舞歌也。就是歌咏促使解盐结晶之南风的。《尸子》的作者尸佼是商鞅之师，在《史记》《汉书》均有记载。所以有人认为：“早在四千多年前解池附近这种神秘的‘盐南风’，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它不仅因带来盐利而倍受崇祀，而且也成为诗歌和音乐创作的重要题材”⑿。唐人誉解州池盐为“阴阳调和，神鬼驱造，不劳人而擅其利。与夫凿泉、煮海不相为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入《钱义方(唐)盐宗神祠记》，《全唐文》未载)柳宗元《晋问》则有“猗氏之盐，晋宝之大也。人之赖之与盐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全唐文》卷五八六)宋人则说“海盐、井盐全资于人，解池之盐全资于天，而人不与。”(《历代制度详说》卷五《盐法详说》)人们把盐池、风谷视为某种神灵，立祠祭祀。唐大历八牟(7 7 3年)、十一年(7 7 6年)赐号“宝应灵庆池”，“荐于清庙，编之史册”(《唐会要》卷二八《祥瑞》)。此后为池神加爵进封者不绝于史。

赵氏既已搬出轩辕黄帝为其始祖，老对头蚩尤出来捣乱，也应该是情理中事了。按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解州盐泽，卤色正赤，俚俗谓之‘蚩尤血’”。而解州之得名，亦本于黄帝斩蚩尤的神话。罗泌《路史·后纪四·蚩龙传》：“(黄帝)传战执尤于中冀而殊之，爰谓之‘解’”。孙冯翼辑《皇览·冢墓记》：“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道教天师所以要请解州乡人关羽来建此功，也说是师出有名的。

其三，宋代是收拾残唐五代之混乱局面后开创的一统江山，踵继了周世宗“灭佛兴道”政策。关于宋代开国君主与道教之关系，一直有许多传说，比如《水浒传》开卷即有“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是个道高有德之人，善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那华容道中，正行之间，听得路上客人传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抟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乎加额，在驴背上大笑，(左扌右颠)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的描述。宋释文莹在《湘山野录》中，也说赵匡胤兄弟未发迹前，曾与一自称“混沌”或“真无”的道士游于关河，三人每剧饮至醉。御极后不再见，下诏於草泽遍访之。又说赵氏兄弟与赵普游长安，遇陈抟共饮。甚至有赵氏母为避战乱挑兄弟於篮，适为陈抟所见，吟诗“莫道当今无天子，都将天子上担挑”的说法⒀。这些稗官野史的叙述虽不能指实，但从《宋史·太祖纪》中周世宗在世时已有“点检作天子”的谶语，和陈桥驿兵变时“军中知星者扬言‘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的记载看来，传说之辞也许“虽不中，不远矣”。所以北宋一朝，无论“烛影斧声”以后太宗统治下的“降神”，还是“澶渊之盟”后真宗时期的“天书符瑞”，以及“托祖”自承黄帝之后，直到徽宗时期自封“教主道君皇帝”，符篆派道士都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作用。同时道教发展更上层楼。

其四，正一派在中国道教历史上的重新崛起。前文已述佛教关羽崇拜始於张道陵之“领鬼兵”，而大张於张继先之“斩蚩尤”。如果说北宋时龙虎山尚屈居茅山之后，与阁皂山同居“三山符(上竹下录)”之列，那么此后即从道教各派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一大宗了　。

后世《正统道藏》记载的一个故事所述亦较详细。据《道法会元·地祗馘魔关元帅秘法》⒁载，关羽为北极紫微大帝之主将，称为“雷部斩邪使，兴风拔云上将，馘魔大将，护国都统军，平章政事，崇宁真君关元帅”。《道法会元》称赞关羽“英烈威灵，在生忠勇，死后为神，忠贯日月，德合乾坤”，并且曾“诛砍妖魔”，例证即是崇宁年间，三十代张天师奉诏往盐池除孽蛟时，在东岳庙行香，看到廊庙的关羽神像，问左右此是何神？弟子回答是汉将关羽，乃忠义之神。张天师便遣关羽诛蛟。即时风云四起，雷电交加，关羽即斩蛟於盐池上。张天师奏明徽宗，徽宗命召见。关羽现形於殿下，拽大刀执蛟首於前，不退。徽宗掷崇宁钱，封之为”崇宁真君”。天师责之非礼，罚下酆都五百年。同书卷二六０《酆都朗灵关元帅秘法》中，也称关羽为张虚静部下神将，封号“酆都朗灵馘魔关元帅”，手下副将则是“清源真君赵昱”，另有韦锡等飞天八将。五十代天师张国祥还校有《太上大圣朗灵上将护国妙经》，辑入《续道藏》。足证“关羽斩蚩尤”为张天师系统之神话。这些都是“张氏世济其说”的例证。

此事还被搬演为戏曲。明代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有无名氏杂剧《关云长大破蚩尤》⒂，谓：宋(仁宗)时，蚩尤神作祟，使解州盐池乾涸，朝廷命寇准请张天师来京询问，方知其故。天师教吕蒙正之侄吕夷简至玉泉山访玉泉长老，请玉泉土地关圣。关“奉玉帝敕令”，并“启天庭亲上表，　因此上差神兵命天曹”，去打败了蚩尤。范仲淹奉命为关公在解州立庙。驱邪院主宣玉帝旨，封关公为“武安王神威义勇”，“再封为破蚩尤崇宁真君”。揆诸史实，此剧尤为不经。饶宗颐先生辨析云：“查范氏殁於绍圣时，编剧的人不管年代先后，随便调兵遣将，是有问题的。”⒃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道教通俗劝善文有《关帝觉世真经》、《关帝明圣经》、《戒世子文》等。全真派之北京白云观及武当山道观中，亦有关羽之“财神”或天尊造像。又据《关帝志》卷之一《封号》载，万历四十二年十月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时，还“特命全真道士周庀真等赉请，前去彼处，供安镇静方隅，肃清中外。”可知道教中崇奉关羽者不独龙虎山南宗正一派，亦延至盛行于元代之北宗全真派。

三、儒家与关羽崇拜

　　 儒家“本不语怪力乱神”，所以是“三教”中最后一个介入关羽崇拜的。但也正是因为儒家的介入，关羽崇拜才最终确立了它的全民族地位。

我尝言，曹操是以英雄自许而且许人的，见他“青梅煮酒”一事，却不幸被后人评定为“奸雄”之首。这一字之别，古时说法是效《春秋》褒贬之义，深入骨髓的，恐怕就是若干世代的后人体验捉摸“锻炼”出来的笔法。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感和历史观，也是演义之所谓演“义”。“英雄”的称谓也没有留给曹操私相授受的刘备，一般称他为“袅雄”。《三国》的最终英雄是诸葛亮和关羽，他们是失败者，却使后世诗人写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惺惺惜惺惺”的诗句来。古人本有“三不朽”的说法，诸葛亮和关羽是立德的楷模，也就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英雄。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价值所在，因为它能从“群雄逐鹿”的纷繁史事中，清理、提炼、总结出超功利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判断，来抗衡甚至替代“成则王侯败者贼”的功利判断。所以它才不朽。

　但是，细研诸葛亮崇拜和关羽崇拜的形成过程，会发现他们实际经历了全然不同的走向和渠道：一个是自上而下，由文人儒士扩散至民间信仰的诸葛亮；一个自下而上，由民间信仰和宗教力量推至上层崇奉的关羽。而促使文士儒生接受关羽的主要原因，就是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史学观。

　话说宋儒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　便是如何清理看待五代一段混乱的史实，以证明赵宋朝廷的合法性。可资参考的只有隋唐以前的南北朝史，而三国正是这一段混乱历史的开头。欧阳修在仁宗时撰《五代史记》(后称《新五代史》)，不以梁朝为伪，而论於正统，以后他又接连著《原正统论》、《明正统论》等专论七篇 (后删为《正统论序，》、《正统论上》和《证统论下》)，阐明“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具体到三国史，他著《魏论》谓：“新与魏皆取於汉，新辄败亡，魏遂传数世而为晋。不幸东汉无贤子孙，而魏为不讨之仇。今方黜新而进魏，疑者以谓与奸而进恶，此不可以不论也……夫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晋尝统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则魏进而正之，不疑。”⒄

　紧接着编年纪事体之《资治通鉴》纂辑，使三国历史系统化，司马光显然受到欧阳修的影响，在《资治通鉴》卷六九《魏记一·文帝黄初二年》中“论正闰”，说“乃汉宣倾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其事之先后。据汉传於魏而晋受之，晋传於宋以至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於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难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之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绍汉氏之遗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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