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圆融与关羽崇拜(1)网(3)

　欧阳修这下捅了一个马蜂窝。首先发难的正是他的门人章望之。中国史学的“正统”之争，可以说由此而起。⒅《资治通鉴》修撰这段历史的主要助手是刘恕(字道原)，他直接批评司马光道：“然汉昭烈窜巴蜀，似晋元。吴大帝兴於江表，似后魏。若谓中国有主，蜀不得绍汉为伪，则东晋非中国也；吴介立无所承为伪，则后魏无所承也。南北朝书某主而不名，魏何以得名吴蜀之主乎？”(《通鉴问疑》)后世甚至有人疑及司马光“清志粹德”的人品，如明代就有人指他是晋司马氏后人，曰：“余少时尝作《<通鉴>三大失论》一为依陈寿《三国史》，帝魏寇蜀，则失之乱；一为晋魏禅代，不直书司马懿父子篡弑，　自以晋裔而为尊亲讳，则失之诬。”(许自俊《潜研堂文集》卷三八附《<资治通鉴补>序》)

　待到南宋理学兴，朱熹修《通鉴纲目》目的之一就是彻底改变司马光“帝魏寇蜀”立场，径以刘蜀继汉为正统，挑起文学上的又一次大论战。周密《癸辛杂识·后集》 (亦载《图书集成》卷一六九《帝统部》)总结云：“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作《纲目》以纠之。张敬夫亦著《经世纪年》，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其后庐陵萧常著《后汉书》，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尽后主炎兴元年癸未。又为吴魏《载记》。近世郑雄飞亦著《续后汉书》，不过踵常之故步。最后翁再又作《蜀汉书》，此不过拾萧、郑弃之竹马耳。”晦庵主张后来居上，占尽上风。可知后世《三国志演义》所以形成“尊刘抑曹”的大倾向，实际上是和儒家道统观与文学观的变迁密切联系的。

　这场影响深远之论争，一直延续到民国尚未完结。章炳麟论朱子《纲目》时，谓：“温公《通鉴》於三国则正魏闰蜀，《纲目》反之，以蜀为正统，此晦庵长於温公处。”(《国学略说》)而粱任公论历史上的正统之争时取调和态度，说：“自古正统之争，莫多於蜀魏问题：主都邑者，以魏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为宗子。而其议论之变迁，恒缘当时之境遇。陈寿主魏，习凿齿主蜀：寿生西蜀，而凿齿东晋也。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凿齿时，则晋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说，而仍沿都邑，则刘、石、姚、苻为正，而晋为僭矣。凿齿之正蜀，凡亦以正晋也。其后温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温公主北宋，而朱子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与晋之篡魏宅许者同源。温公之主都邑说也，正魏也，凡以正宋也。南渡之宋，与江东之晋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说也，正蜀也，凡亦正宋也。盖未有非时君所计者也。”(《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卷十二)

　众所周知，宋儒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欧阳修被认为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所著《新五代史》也有意效“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陈寅恪先生指出：“古文运动之初起。由於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旨，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应也。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於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法曲》)以今人之见，欧阳修等正是无法处理宋正统与蜀汉之间的关系，自乱体例，所以才陷入了两难境地的。

　《春秋》为“经中之史”，本儒生“五经”之一，由于在笔法上寓“一字褒贬”，树立了儒家的价值体系，故孟子有“乱臣贼子惧”的说法。这对於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着中晚唐及五代皇权颓隳、藩镇割据、强邻环伺的北宋而言，自有特殊意义。宋儒创新始於刘敞(公是先生)的《七经小传》，而以世称“三先生”的孙复(泰山先生)、石介(徂徕先生)和胡瑗(安定先生)为理学先导。孙复专治《春秋》，庆历间曾任国子监直讲，著有《春秋尊王发微》十五篇。石介为孙复弟子，著有《春秋说》。其间虽有王安石力贬《春秋》为“断烂朝报”，新政期间摈斥出九经，但南渡后宋高宗第一件大事，就是复请程颐弟子胡安国为他讲授《春秋》。这事来得如此急迫，以致有人说闲话“不管访秋，只管《春秋》”(《宋稗类钞·搜遗》四十)南宋末朱熹大倡《春秋》“尊王”之说，同时理学又相继盛行於金元儒生之间。有趣的是，元代为关庙志碑的郝经，也是二程一脉的理学大儒，被称为“元朝文天祥”⒆。

　明清定鼎，朱著作为钦定读物，成为科举制度的教材和考试标准，胡安国之《春秋》传注，也被皇帝指定为凡业《春秋》一经的士子所必宗，故《三国志》裴注所引《江表传》之“(关)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即大得士子青睐，明清两代士子屡有关羽托梦解题之说，甚至被奉祀为“文衡帝君”(考试神)，亦当缘此而来。万历时朝廷循道士之请敕封关羽，儒家自然会顺风抬举，不置异词了。⒇

　既然理学正统观和春秋大一统的原则，否定了曹魏以诈力霸术得天下之奸伪，肯定了刘蜀兴复汉室的努力，那么诸葛亮《隆中对》的大战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必然会得到进一步认同，检讨关羽守荆州的成败，则他坚决执行《隆中对》的方针，兵出宛洛，“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锋”的努力自然得到充分赞许，而计较得失，坐观成败，偷袭荆州的孙吴也就被认为是汉贼(参《关帝志》卷二朱熹《修 <后汉通鉴>考辨》)，被绑上历史的耻辱柱。从整体后果看来，作为系刘蜀事业安危成败于一身，并且首先为“兴复汉室”这一信念殉身的关羽，必然在理学正统史观中居于显著位置。这就是诸葛亮与关羽最终在这场历史观的角逐中双双胜出的奥秘。

　另一方面，在大兴纲常之论后，关羽刘备张飞之间“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特殊君臣关系，以及他们为共同事业先后献身的史实，也受到宋代以来市井小民的特别欢迎。关羽的忠贯日月和义薄云天，正因应着统治层面和市民社会，或者谓之正统社会与江湖社会的双重要求，可谓上下逢源。虽然原其初始实起於唐宋，盛行於金元明清的小说戏曲与佛道科仪夙有渊源，但予其价值体系最大和最终影响的，却仍然是儒家。无论是苏轼转述的北宋“说三分”的情况，还是元杂剧中《关大王单刀会》等剧目，直至《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和毛宗岗父子的整理评点，无不浸润着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心血和成绩。也正是通过将近千年的戏曲小说创作、传播和浸润的反覆互动，才最终沟通了上层“文心”和下层“里耳”，达到这样奇特的功效：

　　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警世通言》明豫章无碍居士叙)

　　倘若没有这样的沟通互动，明清之际江南带有“全民抵抗”意味的殊死抗清就不可能发生，更不必谈现代日寇侵华，中华民族的全民奋起了。民国武圣崇祀的是关(羽)岳(飞)。　

　  最后还有一节不可不言及者，理学本三教圆融之儒学，正如禅宗为三教圆融之佛学，道教南宗为三教圆融之道家一样。“尊鬼神”上理学也作出了明确的让步，(21)《易·观彖》云：“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22)钱钟书云：“按《礼记·祭义》：因物之精，制物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可申说此二句，古人政理之要言也。”(23)复言：“左氏记贤人君子之言鬼神，即所以垂戒劝。”(24)如朱熹编《二程遗书》即屡道鬼神有无的问题：

　　问：鬼神有无？曰：待说与贤道没时，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说与贤道有时，又却恐贤问某寻。(卷三《谢显道记忆平日语》)

　　又问：《易》言知鬼神之情状否？曰：有之。又问：既有情状，必有鬼神矣。曰：《易》说鬼神，便是造化也。又问：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何也？曰：气之蒸成耳。又问：既有祭，则莫须有神否？曰：只气便是神。(第二十二卷《伊川先生语八》)

　　这就打破了孔子以来的沉默，为代表儒家价值系统的历史人物从容进入“神”的行列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关羽所以能在清代成为护国佑民的全民性神祗，实与理学观念关系甚大。

　　综上所述，关羽以托梦显灵与佛教结缘，以降神靖妖为道教祈禳，以忠义孝友被儒家纲常推崇。其与三教之渊源，先后形成於唐宋时期，而以宋代为实际发端。而有宋一代正是中国历史上圆融三教，创建新文化的关键时期，也使关羽崇拜从此融进中国主流思想丈化的大题目中。于右任先生尝题关庙联曰：“忠义二字，　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信哉斯言!　　

形成关羽崇拜的其它因素还有不少，包括其信仰与影响，何以延续到当代华人社会的原由，且待在下另撰文章，从容道来。

　　参考文献：

　　1、《关帝崇拜的起源：一个文学现象的历史文化考索》，　台湾清华大学中语系《戏曲小说研究》　第五辑(联经出版公司1995年6月出版)

　　2、参周一良《唐代密宗》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7月版)、张政(左火右良)《<封神演义>漫谈》(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4期)及吕宗力、栾保群《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拙文《金代关羽神像考释》(发表于香港岭南大学《岭南学报》1999年12月复刊新一号)，是受在台讲学的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B．Riftin)教授《关羽肖像初谈》(载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历史文物(季刊)》第四卷第四期及第五卷第一期)启发下写就，并与之商讨的。

　　4、参钱钟书《管锥篇》第四册二六五《全后周文卷二二》。

　　5、可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关、张之勇》条“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其中提到的人有魏之程昱、晋之刘遐、苻秦之王飞、邓羌、梁崧、赵昌、北魏之杨大眼、崔延伯、陈之萧摩诃等。

　　6、参《新唐书》卷十五《礼乐五》及《宋史》卷一百五《礼八》。

　　7、《历史神仙通鉴》卷一九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亦有类似记载，惟年代舛异，铺叙过甚。此不取。

　　8、据《正统道藏》第三十册《玄品(左金右录)》卷五《道品》的记叙，张继先为人“渊默寡言，清癯白皙”，他九岁袭教，徽宗以来曾四次被召，赐号“虚静先生”，视秩中散大夫，并赐昆玉所刻“阳平治都功印”，为张天师府世代保存。靖康二年应钦宗诏赴阙，行至泗州而卒。卒年三十六岁。《中国道教史》称他为“北宋张天师中最显名于世者”(第二册647页)。逝世时正值北宋为金所灭，社会出现大动荡，因此有关他的传说也格外多而引人注目。

　　9、作者为张商英，他还在元(礻右)元年(1086)作《建关三郎庙记》，又有诗《咏辞曹事》。按张为王安石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责监鄂州汉川镇酒税。哲宗即位，除开封府推官。因反对变更新法，出提点河东刑狱。张本佞佛，号“无尽居士”，唯此文强调“降神”，显现佛寺也在抄袭道教手法。这点上正表明了宋代儒道佛合流之势。

　　10、第一说见《舆地纪胜》卷四0及《大平环宇记》卷一三O。第二种出《大平环宇记》卷一三 O。第三说见《要(金录)》卷一四五。

　　11、吕说参《历代制度详说》卷五“盐法”，后两说分别见《宋会要·食货》三十二之二十五及《要 (金录)》卷九九。

　　12、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41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

　　13、《古谣谚》引《神仙传》，见《宋人轶事汇编》卷一。

　　14、《道法会元》为道教道法之大型汇编，共计二百六十八卷。其序作於元代至正丙申(1356年)，并提及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戍，当成於元末。

　　15、庄一拂《古典吸取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初版)《中编杂剧四·元明阙名作品》记叙此剧为“《今乐考证》著缘。脉望馆抄校本，《孤本元明杂剧》本据脉望馆本校印。《也是园书目》、《曲(金录)》并见著(金录)，题目作：《解州地盐池作乱》，简名作《大破蚩尤》。”

　　16、《山西解县·关圣与盐》，载上海文艺社1996牟 7月版《澄心论萃》。

　　17、欧阳修后来似乎又不那么自信了。他在结《居士集》时删去了若干篇目，就包括上述这些文字。但后人把它们编入了《居士外集》卷九以存其真。

　　18、香港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收集了中国历代关于正统问题论争的许多资料，其中结讼最多的就是三国正统问题，可以参看。

　　19、郝经，陵川(今山西陵川)人。六世祖受教於北宋理学家程灏，曾叔祖父郝震(号东川)以程氏之学教授乡里，金儒元好问即出於其祖父郝天挺之门。郝经青年时立志“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移，不为利欲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曾至“几逾秘监”的万卷楼随意浏览。忽必烈曾召见郝经，置诸侍从，命随其统师献策伐宋，1260年以翰林侍读学士充大蒙古国国使出使南宋，被囚禁达16年之久，至元十二年(1275年)始获归元，遂卒。被拘时“日以立言载道为事”，著有《续后汉书》、《春秋外传》、《原古(金录)》、《文集》等，被目为“元初理学名儒、文章事业彪炳宇内”(《陵川文集》朱三荣序)、《元史》有传。

　　20、晚明朱学受到王(阳明)学的严重挑战，但从王学代表人物李贽、袁中道等人对关羽的崇敬之辞看来，关羽崇拜显然超越了门派之见，跃升为儒学共识。

　　21、欧阳修有《祭桓侯文》(载《居士集》卷四十九)以祷雨，为欧阳修夷陵令任上所作，其地属荆州。按：桓侯乃张飞封号，而结束语言“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没食其土”，颇疑所祭者应当为关羽，而非张飞。

　　22、《左传》曾云“天子之事，唯祀与戎”。简言之，“祀”是礼仪，表示着君权神授的合法性。“戎”为战事，意味着君主绝对权力。《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四年(1007年)十一月条，记叙宋真宗赵恒以“澶渊之盟”向辽输款为耻，王钦若遂谓：“陛下苟不用兵，则当为大功业，庶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也。”真宗问：“何谓大功业？”钦若答：“封禅是已。然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为。”既而又言：“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人力为之，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神道设教”亦为祀事一端。

　　23、《管编》第一册《周易正义》五《观》。该条下钱氏对此有长篇论说，非以‘封建迷信’而简单视之者。

　　24、亦参《管锥编》第一册《左传正义·僖公五年》，页181—187。

共3页: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