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学”构建刍议(1)(3)

五

    贝尔纳、麦凯在有名的《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一文中说：“科学也应该研究它自己本身。”[7](P14)这一观念成为我构建“文学理论学”的“思路”基础。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文学理论存在着研究自身的理由。

    既然“文学理论学”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那么，它就同一般的“美学”、“文学社会学”或“宏观文艺学”划清了界线，因为它不会从一般的美学、社会学角度对文学活动规则进行整体把握，其研究对象也已不是文学本身。再者，“文学理论学”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哲学”，因为它不对文学这种艺术形式作哲学化的说明，所解决的也不是“何谓文学”这类终极性的问题。应该讲，“文学理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性质、特征、对象、内容、形态等方面看，与上述各学科都是不相同的。

    既然“文学理论学”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那么，尽管它在学科体例构制上可能会多种多样，但在其基本理论内涵上还是会有相对的规约性的。从现有的认识水平出发，我认为，以下的几个层面对“文学理论学”建构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里的描述并不排斥别的描述的合理性。

    1.关于文学理论本质的探讨，或者说“文学理论是什么”的研究。这里要解决的是：文学理论是不是一种科学，是一种什么样的科学，它与精密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科学、历史科学、社会科学的关系如何；这里应说明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式存在的学理依据和内在规定；说明文学理论对象和要素的确认与演变过程；说明文学理论是由怎样的观念“核心层”和观念“保护带”构成的系统，它有没有和有着怎样的“预见性”；说明文学理论的嬗变是否是一种沿着进步——退化——进步的轨迹运动的“求真”活动。此外，还要说明文学理论发现和发明的方法意义与逻辑模式，说明文学理论学科系统的分布状况和结构特征，说明文学理论结构发展的动力因素，等等。

    2.关于文学理论“话语特性”的探讨。如果说文学的“文学性”主要存在于文学的语言当中，那么，文学理论的“文学理论性”，则主要体现在它的特殊的话语结构和话语表述方式之中。文学理论的话语结构和表述方式，包容着文学理论“秘密”的许多内容。因此，这里的探讨需要阐明文学理论话语同文学话语、自然科学话语及一般人文社会科学话语的异同；阐明文学理论话语的生成条件、转化模式和类型特征；阐明文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基本概念、关键词及其相关范畴、概念、术语的序列；阐明中外文学理论观念与方法同形成的文学理论话语特性之间的联系。这种探讨，可以说就是关于“文学理论性”问题的探讨。

    3.关于文学理论“形态”、“范式”形成与演变的研究。这种研究，不是研究文学理论史，而是研究历史上各种文学理论形态产生与成熟的机制，研究文学理论的形态学定位；这里要解释的是文学理论各“要素”在结构系统中位置的变迁对理论形态演化的影响；要的是文学理论“范式”的功能和局限；说明各种文学理论“形态”、“范式”之间转换和沟通的条件与障碍。“形态”研究多是共时态的研究，“范式”研究多是历时态的研究，在这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提出“文学理论形态学”和“文学理论范式论”的建构设想。毫无疑问，了解文学理论的存在方式和形态，了解其“范式”变革的程序与趋势，对分析现有文学理论的生存方位，透视当代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都是大有帮助的。

    4.关于文学理论家和“理论共同体”的探讨。这里要阐明“什么是文学理论家”及其文学理论主体的活动特征；揭示文学理论家在“致思”方式上同诗人、作家，同其他社会科学家及一般理论家的差别；说明尽管文学理论家的“个性”和“风格”在理论创建中有着较为突出的地位，但文学理论活动归根结底属于一种“理论家共同体”的事业。鉴于此，这部分的探讨还应该研究文学理论与文学理论之间的“理论间性”，研究文学理论家与文学理论家之间的“主体间性”。同时，研究文学理论接受主体对待文学理论有别于对待其他学科的解读方法与解读范型，研究“误读”可能产生的理论增殖现象。

    5.此外，关于文学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即文学理论中的说明与理解、认知与评价、阐释与判断的问题；关于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客观性与主体建构性的关系问题；关于文学理论“自转律”研究（即所谓“内部研究”）和“公转律”研究（即所谓“外部研究”）的综合统一问题；关于文学理论成果的评价标准、评价体系以及文学理论的消费和传播等问题，都能构成“文学理论学”研究的重要层面。[8]

六

    以上几点的“框架”式描述，不是画地为牢的“鸽子笼”，而是“文学理论学”可能触及的大致理论区域的“方案草图”。在这里，体系建构的创造性平台依然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未来的“文学理论学”，从形态上看绝不会是一个模样。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文学理论学”主要解决“什么是文学理论”的问题，那么就须防止无根的对象“本体论”预设，防止产生某种无谓的循环论证。对象的“本体论”说明，最好在对于对象的方方面面进行充分研究之后得出来并加以表述。这一要求，同主张把“什么是文学理论”问题放在整个结构系统的前面加以论述，是不矛盾的。

    “文学理论学”体系，严格地说不应是“框架”式的，而应是“延展”式的。它应当从一个“元因素”（或“元概念”）出发，让理论在思维的轨道上自由而缜密地行进，最后完成其体系构建。这个“元因素”（“元概念”）或“逻辑起点”，可以定在“话语”上。因为，自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来，“话语”问题已经成为一种理论自觉，“话语分析”已经变成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新突破口。对文学理论来说，是“话语”使它的特性显露出来并固定下去，是“话语”使之成为认识它的重要中介，成为它的从无到有的标志。因此，“文学理论学”可以从话语论到认识论，继而再深入到知识论和本体论，循序渐进地思考文学理论如何把握文学，如何进行言说，如何形成体系，如何发生变化的。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是文学理论”及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就会得到合理地解决。

    不可否认，在“后现代”抛弃整体性、同一性、价值性，主张“去中心”、“非同一”、“多元化”的语境下，“文学理论学”作为学科有被诟病为所谓“宏大叙事”之嫌。因为它确是欲求得一套被普遍承认的包罗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的理性认识，并使之成为各种文学理论体系的知识来源或学理依据。加之，理论上的“宏大叙事”不可能同时解决知识性与实践性两个方面的问题，理性的认识在付诸实践过程中的变型又不可避免，因此，“文学理论学”的意义也许会受到某种损害。

    不过，我认为这只是问题的次要方面，还要看到问题的主导方面。文学理论可以“还原”、“求真”的观念即使真的更多地被“阐释”、“重构”一类说法所取代，但在关注文学理论现象关联性的同时也注意其非关联性，在关注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性的同时也注意其发展的偶然性和选择性，却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学术研究毕竟是理性的，用某种所谓“宏大叙事”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理论及其历史，仍然是现代学者可以认同的合理方式。道理并不深奥：对小的时空范围要有小的叙事，对中等的范围要有中等的叙事，对大的范围要有大的叙事。当人们不满足对某一作家、作品的理解，不满足对某一类文学理论来龙去脉的把握，而是要知晓整个文学理论的性质、特征、线索、脉络、趋势、内在联系和变动法则的时候，这种观察视角就决定了不能不变得宽阔与恢弘。毋庸置疑，在文学理论研究上，哈贝马斯似的“交往共识”理想，同样是需要的。

【参考文献】

    [1]　〔德〕米夏埃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张乐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2]　〔德〕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M].李文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　〔英〕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M].刘珺珺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4]　〔荷〕佛克马，易布思.20世纪文学理论[C].林书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5]　王先霈，王又平.文学批评术语词典[Z].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6]　〔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　〔英〕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体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　董学文.文学理论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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