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2)
2015-01-22 02:57
导读：昆德拉的泛滥与哈维的缺席，是一柄剑的两面。我们选择了什么？我们承担了什么？本来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从这一视角锲入，则迎刃而解。 哈维尔在
昆德拉的泛滥与哈维的缺席，是一柄剑的两面。我们选择了什么？我们承担了什么？本来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从这一视角锲入，则迎刃而解。
哈维尔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并且把牢狱之灾当作家常便饭之后，曾经说过：“一个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可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为自己寻找方位──在某种意识形态、团体组织或社会中去寻找，这样，尽管他看上去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真正的坚定不移
仅仅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观点。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只有能够保持这样一种持久的总体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仰────这种信仰是作为一种灵魂的状态，作为一种‘存在’而不是对来自外部某种东西盲目地认同。”这里，哈维尔强调“灵魂自足”，这是人格独立的起点。灵魂比智慧要重要。从自己的内心里生发出来的信仰，是坚不可摧的信仰。而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恰恰是这样一种信仰。生存是他们的最高信仰，为了生存可以放弃所有的原则和所有的承担。因为是为了生存，所以无论作出多少违心的选择都是不可以指责的，谁指责就是苛求、就是不“设身处地”。当我们对文革进行反思的时候，常常遇到这样的阻碍：在那样的情况，你还能要求人家做些什么呢？对知识分子必须严格再严格。没有具体实施整人和打人的行为，并不能够成为知识分子逃避自身罪责时有力的辩护。沉默也是一种犯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１９４５年曾经说过一段震耳聩聋的话：“罪责是全民性的，我们应该全民共忏悔。“哈维尔也说过相似的话。１９９０年，捷克“天鹅绒革命”成功后，哈维尔当选捷克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总统。在就职的演说中，他说：“我都已经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体制，把它作为一个人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并保持它的运行……没有谁是它纯粹的牺牲者，因为我们一起创造了它。”在整体性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我们从昆德拉那里发现了与我们有强烈共鸣的“嘲讽”，却不敢像哈维尔一样”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对钱钟书和余秋雨给予极高的评价。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和余秋雨的文化意义自然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他们近似昆德拉而远离哈维尔，他们是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他们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和游戏的态度，他们智慧的眼睛看透了社会人生，行文的调子是偏冷的。他们的文字缺乏一种佛教所说的“大悲悯”的特质，也就是哈维尔所说的“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智慧，让人感叹“怎么会如此想，怎么写得出这样的句子来！”却很难让人产生一种“大感动”。读《围城》、读《黄金时代》，都很难让我产生读鲁迅先生的一篇小散文────如《藤野先生》中写看见先生照片的寥寥的几句话────就能够产生的感动。原因显然不在于文字功力的高下，而在于人格和精神的厚重与稀薄。鲁迅先生在写一篇小散文的时候，也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的心灵投入进去；而钱钟书和王小波即使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也是“元神出窍”的。
９０年代对钱钟书、余秋雨以及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推崇和对鲁迅的遗忘，正是这个时代疾病的重要症候所在。这些行为的潜台词是：我们选择知行脱离，我们不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我们欣赏智慧，但是我们放逐心灵。９０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是不是真正的进步呢？放弃了承担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使生产出“与国际接轨”的知识来，这样的知识对于特定时空内的“中国”来说，是不是一种“有机”的知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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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曾在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演讲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我们还有没有勇气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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