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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文化的撞击——日本电视纪录片的地域性与国(2)

2015-01-28 01:18
导读:于是,我想到了在我们国内的影视界经常可以听到的议论。有人认为我们在国际影视节上的获奖作品是迎合外国人的口味,把我们的落后的东西展示给世人
   于是,我想到了在我们国内的影视界经常可以听到的议论。有人认为我们在国际影视节上的获奖作品是迎合外国人的口味,把我们的落后的东西展示给世人。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不同的地域,必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不同的文化发生冲突,不同的价值观念发生撞击,是我们进行国际交流或者进行大众传播所必然面临的。我们不能以我们的价值观念去衡量不同国家的文化价值或评价他们的价值观念,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别人只欣赏我们认为是落后的东西。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里有猎奇的成分。同样我们也应该知道,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科学的方法解释世界时,是没有我们所理解的“先进”与“落后”的,而完全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撞击。我们的“家丑不可外扬”等诸如此类的观念,在进行国际间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时,必然会滞后。因为我们认为的“美”与“丑”,完全是以我们的文化为背景,以我们的价值观念为基准所作出的判断,而并非站在社会科学的高度来审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

    在今年5月北京国际电视周的“纪录片走向世界”国际研讨会上,费海丽女士讲到中国应该与外界进行更多的交流,中国人不了解外国,外国人也不了解中国。中国若想使自己的电视纪录片走向世界,不了解外国人不行,同样,外国人若想在中国做生意,不了解中国人也不行。倘若我们还坚持以我们的价值观念为基准去衡量世界的话,我们只有被碰得头破血流。我并非认为我们应该持别人的价值观念来做我们的事情,而是认为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中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差异,并且本着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同样,在关注反映不同地域文化的电视纪录片时,我们应更多地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角度来审视摄像机所记录的一切。出任ABN行政总监的保尔·佛朗斯认为,在制作国际性纪录片的过程中,必然要碰到文化冲突的问题。如果国际合作的纪录片能够面向最广大的观众并带有国际感,那么,它就容易被广大观众所接受。[9]

    由此,我想到了我的一段亲身经历。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我走上讲台的第一门课就是“中外纪录片比较”。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中日纪录片比较”。当我把日本TBS电视台拍摄的《万里长城》放映给学生看时,我们电视专业的学生对于外界事物的感受力以及对于本民族事物的理解力使我震惊。当我们的学生看到片中拍摄的反映内蒙古风葬习俗的镜头时,他们的惶惑、他们的愤怒、他们的难以言表的眼神至今我还历历在目。他们要问我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日本人为什么要拍这样的场面?主持人在随后所赋的《风葬》一诗中到底表现了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拍我们的这些落后的东西?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为什么学生们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呢?因为日本人拍摄的是我们的鲜为人知的一面,或者更明确地说,就是我们所谓的“不能见人的东西”,他们担心日本人在嘲笑我们的这些“陋习”。

    我很遗憾我们的学生没有就片中的对于他们而言是陌生的风葬习俗提出质疑,诸如:内蒙古民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风俗?他们为什么要风葬?我告诉他们,主持人所赋诗的大意是:

“茫茫原野,
栖息着白骨;
有个刚刚化作新土的男人,
寒风中、瑞雪中,
正在午睡,
只有他的头发随风飘逸。
他们把这里称作‘黄色的斜面’,
从太古遗传下来的习惯——野葬。
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来,
却可以赤条条地选择‘黄色的斜面’;
内蒙古男人魂灵如此升上了九天。
茫茫原野,
栖息着白骨。”

    尽管如此,我知道很多学生仍然不能明白风葬意味着什么——对于内蒙古人意味着什么,对于日本人意味着什么,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我们所论证的是每一个我们熟悉的原动力的必不可免性,因此就总要把我们自己的局部行为等同于一般行为,把我们自己的社会化了的习惯等同于人类本性”。[10]

    《万里长城》的主持人是日本著名的影视男星绪形拳,他不仅具有卓越的表演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所具有的文学、历史以及书画等多方面的深厚的功力,才是他能够承担起包括《万里长城》在内的一系列日本诸家电视台的大型文化系列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要因。当绪形拳来到黄河边时,他掬一捧黄河的水,感叹道:终于见到黄河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的摇篮。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捧起黄河的泥沙,要把它作为礼物带回日本,送给自己的夫人和女儿。看到这里时,我们的学生又感到了不可思议。一个外民族的人怎么会对中国的文化摇篮,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感兴趣呢?我不是绪形拳,我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他为什么会对黄河如此发生兴趣。我只清晰地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小说《司巴达克斯》时所受到的震撼,以及对古罗马文化的向往。虽然这一切促使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却并未动摇我对华夏文化始终如一的追求。所以,我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理解绪形拳的某些感受。人,毕竟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对于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的尊崇,在某种意义上是共通的。正如同当我问及《万里长城》的总制片xiǎo@①崎敏男为什么要拍长城时,他告诉我:“长城是人类的文化遗产。长城周围的严酷的自然环境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就是我们所要表现的对象。”我们试图向观众说明:“什么是活着?”这也许应该是一切人文纪录片所要表现的主题。

    不同地域的文化对于电视纪录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或许是一个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但是,我认为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当务之急是对不同地域的文化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心境去面对它。我们不应该按照别人的口味去拍我们的纪录片,我们也没有必要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当我们以一个科学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以及我们自己时,也许我们就不用再去考虑我们拍的片子是要给外国人看的还是要给中国人看。因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电视观众,他们都需要一个用科学的态度解释世界的电视纪录片。

    注释: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1]《文化与环境》P4欧·奥尔特曼、马·切默斯著,骆林生等译,东方出版社
    [2]同上,P23
    [3]《ザ·ッャパニ一ズ》P236,EDWIN O·REISCHAUER著,国弘正雄译,株式会社文艺春秋
    [4]同上,P29
    [5]《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P14,中根千枝著,陈成等译,商务印书馆
    [6]同上,P18
    [7]《ザ·ッャパニ一ズ》P231,EDWIN O.REISCHAUER著,国弘正雄译,株式会社文艺春秋
    [8]1996年北京国际纪录片研讨会上的发言
    [9]《纪录片走向世界》研讨会上的发言
    [10]《文化模式》P9,露丝·本尼迪克特著,王炜等译,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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