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个人身份•历史记忆——论金庸(4)
2015-02-05 01:10
导读：在这场《天龙八部》中最为凶险豪迈的比武之中，萧峰以“华夷之辨”回应“夷夏之防”，有力地置疑了固守“华胡之异”者的盲点与荒诞。少林武功在中
在这场《天龙八部》中最为凶险豪迈的比武之中，萧峰以“华夷之辨”回应“夷夏之防”，有力地置疑了固守“华胡之异”者的盲点与荒诞。少林武功在中土与其他门派的“牵连”，以及本土化的长久历程，置疑了武功的单一自足性（autonomy）和纯粹性，其实也置疑了文化的自足性和纯粹性。在多种文化交流、共存的环境中，文化的“纯正的”“本真自我”是不可能存在的。就不同“种族民族国家”的交往过程而言，破除本土/异域执拗的傲慢与偏见，才是各种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展的轨迹与遵循的策略。金庸本人亦坦陈：“我相信多元主义可能更合理一点，事情不要绝对化。”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破除“夷夏之防”的傲慢与偏见的同时，金庸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还葆有一种持久的关爱与信赖， 其潜意识中可能还是深藏着“扬华抑夷”的情结。异域奇人或者身怀绝技的胡僧向中华武林的挑战，其类型固然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但其间最富本土/异域文化笔试意味的，是异域高手向座落中原本土、由汉族高僧代代镇守的“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的宣战。《倚天屠龙记》开篇不久，即写到一张纸笺，神不知鬼不觉地赫然放在少林寺罗汉堂降龙罗汉佛像的手中，笺上墨沈淋漓、笔势挺拔遒劲：“少林派武功，称雄中原西域有年，昆仑三圣前来一并领教” 。
经过一番有意的延宕以及一个精巧的叙事圈套，原来“昆仑三圣”并非三人，而是一个琴棋剑三绝的“长脸深目”、瘦骨棱棱的中年白衣人，其几近唯一的异域特征，只是一双“深目”，而他在“小东邪”郭襄面前所展露的绝技，竟是以古纹斑斓的瑶琴弹奏中原失传的古曲《空山鸟语》、《百鸟朝凤》，还有中原传统技艺围棋。他对于中土文化的熟谙与领悟，即便象郭襄这样家学渊源得天独厚的“小高士”，也自惊奇赞叹不已。叙事至此，此“深目”白衣人一副传统中国文化里刻意渲染、而又屡见不鲜的定型人物闲居狂生、遗世高人之相，只是当解救郭襄之困，“以极巧妙身法，闪避极刚猛敌招，这等武功身法另成一家，和中土各家各派著名的武学均自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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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质而言，“昆仑三圣”何足道是一个内在汉化了的西域人，而受其挑战而处于危急时刻的少林寺，其护法者竟然是身缠铁链的挑水和尚觉远，以及在藏经阁中扫地烹茶的小厮张君宝；换言之，战胜异端式挑战者的，不但不是名门正派的杰出人物，而是受惩罚、被忽视的汉族“小人物”，这奇崛之笔在汉族/异族对抗之际，也蒙上了明显的戏仿等级尊卑的色彩。
甚至“异域”武学奇才的武功师承，亦可在汉人汉籍之中找到源头。《天龙八部》中萧峰的父亲契丹人萧远山神功盖世，一举击败少林派玄慈、丐帮帮主汪剑通等中原武林高手，而他刻在石壁上的“遗书”则点明师承：
……余受业恩师乃南朝汉人，余在师前曾立誓不杀汉人，岂知今日一杀十余，既愧且痛，死后亦无面目以见恩师矣。萧远山绝笔。
而金庸小说中关于异域武功与本土武功最为直白的比较，当数《倚天屠龙记》中光明顶一战的一段心态描写，
张无忌于八卦方位之学，小时候也曾听父亲讲过，但所学甚浅……察看何氏夫妇和高矮二老的步法招数，果是从四象八卦中变化而出，无怪自己的乾坤大挪移心法一点施展不上。原来西域最精深的武功，遇上了中土最精深的学问，相形之下，还是中土功夫的义理更深。张无忌所以暂得不败，只不过他已将西域武功练到了最高境界，而何氏夫妇、高矮二老的中土武功所学尚浅而已。……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天龙八部》中也有一段精彩的对白，说到天竺僧波罗星到少林寺盗经被禁，另一胡僧神山上人以及鸠摩智前来搭救，并与少林寺群僧辩论少林派诸般武功的师承来历。“神山上人机变绝伦，一口咬定少林派的武功般若掌、摩诃指、与大金刚拳悉从天竺传来”，玄慈缓缓说到：
本寺佛法与武功都是传自达摩祖师，那是一点不假。来于天竺，还于天竺，原也合情合理。波罗星师兄只须明言相求，本寺原可将达摩祖师所遗下的武经恭录以赠。但这般若掌创于本寺第八代方丈元元大师，摩诃指系一位在本寺挂单四十年的七指头陀所创。那大金刚拳法，则是本寺第十一代通字辈的六位高僧，穷三十六年之功，共同钻研而成。此三门全系中土武功，与天竺以意御劲、以劲发力的功夫截然不同。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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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江湖世界繁复玄妙的武学源流与武功谱系，还是异域僧众对于华夏武功的耿耿于怀和不懈挑战，这一切都被金庸精妙地处理成对于武术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系统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与“混杂性”（hybridity）的深刻反思。“少林武功天下无敌”早已成为武侠小说的陈词滥调，金庸小说亦沿袭这种说法。然而少林武功并非中华本土武功，达摩老祖一苇横江，从天竺而来，追本溯源，在武侠小说这一典型中华本土之产物里，称霸中原的竟然是一门外来功夫。不过，经过汉族历代高僧的发扬光大，天竺武功已然本土化、地方化、中原化了。此际固然不能将少林武功以“纯粹的”中华本土神功视之，亦不能以“纯粹的”外来功夫视之。所谓的“纯粹性”、“本真性”的丧失，以及融会交错的“混杂性”的浮现，未尝不是多种文化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必然命运。而引人入胜的是，即便以身体的对抗为特色的武侠小说文类当中，即便在“种族民族国家”这一最容易陷入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情绪的命题上，金庸小说的渊深浩瀚，也与他本人宽容的自由主义态度并行不悖。这是对“民族国家”、“个人身份”、“历史记忆”、“文化传承”的复杂书写，是对不同种族、民族、国家、文化相遭遇时所激发的问题情境的丰富表述，是对党同伐异的狭隘思想的有力置疑。
请参见马国明，《金庸小说与香港》，收入梁秉钧编，《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三联书 店，1993年，第85页。
“编织情节”（emplotment）为新历史主义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术语，指的是“从 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见于其《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张京媛译，收入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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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书剑恩仇录》（下），第663页。
同上。
Claude Lévi-Straus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p. 61.
金庸，《书剑恩仇录》（下），第659页以后。
金庸，《射雕英雄传》（四），第1394页。
请参见上一章关于父子、师徒关系的讨论。杨过的父亲是一大恶人，他对郭靖这样的大侠是费尽周折才 加以认同。父子关系所表露的不仅仅是血缘关系的亲疏，亦涉及到正邪之间的矛盾。甚至复仇主题在这里亦遭受质疑，杨过与黄蓉有杀父之仇，然而其父勾结金人、玩弄女性、杀害江南六侠，实在是死有余辜，于是复仇主题在民族大义与“邪不压正”的叙事原则下，亦被复杂化地予以改写。
康有为《袁督师遗集序》，转引自金庸在《碧血剑》书后所附《袁崇焕评传》，第826页。
《射雕英雄传》（三），第1046页。
金庸，《神雕侠侣》（四），第1492页。
马国明，同上，第91页。
林凌瀚，《文化工业与文化认同论金庸武侠小说呈现的殖民处境》（打印稿），作者将此稿 赠送给伯克利东亚系博士候选人韩倚松（Chris Hamm），韩倚松再转笔者。
金庸，《倚天屠龙记》（四），第1250页。
有关男女性别的差异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的讨论，请参见Andrew Parker, Mary Russo, Doris Sommer, and Partricia Yaeger (eds.). Nationalisms & Sexualit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 金庸的好友项庄 （董 千里）对于赵敏的行为颇有微词，参见其《金庸小说评弹》，香港：明窗出版社，1995年。此外，在《鹿鼎记》第三十二回“歌喉欲断从弦续 舞袖能长听客夸”(第1239页前后)中，面对“古往今来第一大反贼”李自成 与“古往今来第一大汉奸”吴三桂的生死搏斗，“古往今来第一大美人”陈圆圆“退在房角，脸色惨白”，闭上双眼，脑海中闪现了自己从崇祯临幸直到爱女被盗的一幕幕场景。对“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陈圆圆如是回忆：“他说人家骂他是大汉奸，可是为了我，负上这恶名也值得。我很感激他的情意。他是大汉奸也好，是大忠臣也好，总之他是对我一片真情，为了我，甚么都不顾了。除他之外，谁也没这样做过”(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此段文字，充分凸显了一位女性(一位绝代佳人，或被视为“红颜祸水”、“误国妖女”，或被视为不二珍宝而争相占有)从自身情感出发的判断与选择，颇可资鉴照。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金庸，《鹿鼎记》（五），第1916、1917页。
韦小宝的父亲是谁，在《鹿鼎记》中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迷，他的汉人身份只是一种假定。按照韦 春芳接待多民族嫖客的事实来看，他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中的任何一族人，《鹿鼎记》结尾的文字便可为证，后文有详细论述。
这是吕留良对韦小宝的赞词，见于《鹿鼎记》（五），第49回，第1970页。
金庸，《碧血剑》（下），第468、469页。
金庸，《鹿鼎记》（五），第1952页。
金庸，《鹿鼎记》（五），第1968－9页。
金庸，同上，第1946页。
请参见李国祁，《满清的认同与否定中国近代汉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收入《认同与国 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94年，第96页。
郑树森，《谈四十年香港文学的生存状态殖民主义、冷战年代与边缘空间》，载于张宝琴 等编，《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台北：联合文学，1995，第52－53页；转引自林凌瀚，同上。
林凌瀚，《文化工业与文化认同》，林氏所借用的是Amgelika Bammer (ed.)Displacements: Cultural Identities in Ques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 导言部分；而Amgelika Bammer早在三年 以前，即已探讨被压迫者的创伤体验与乌托邦写作之间的关系，请参见其Partial Visions: Feminism and Utopianism in the 1970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1。
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上），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357页。
金庸，《碧血剑》（下），第469页。
曾国藩，《清先正事略序》，转引自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第723页。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转引自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第723页。
金庸，《书剑恩仇录》（上），第379页。
Rey Chow, 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sota & Oxfor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特别是“Loving Women: Masochism, Fantasy, and the Idealization of the Mother”一章。
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314页。
转引自纸帐铜瓶室主，《悼顾明道兄》，顾氏曾撰武侠小说丛谈，自述己作之旨趣；原载1944年 6月1日《永安月刊》第61期，后收入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5页。
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见于《绝品：金庸作品研究选粹》，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 限公司，1986年，第233页。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00页。
请参见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f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9。
请参见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收入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 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9－50页。
梁启超，《论尚武》，原刊1903年3月27日－4 月11日《新民丛报》第28－29号，收入夏晓虹编， 《梁启超文选》（上），北京：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55页。关于“中华民族”一词的辨析，可参考《读书》97年第1期陈平原等人的对谈。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中华民族乃是多族的融合，而不是一元化的汉族一统江山。且不提“五胡乱华”的历史事实，考古学的实物发现，亦证明了多民族的共存状态。梁启超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描述，一方面隐含着大汉族中心主义，另一方面，也是在列强入侵中国的特定历史境遇下的特定策略。探讨多民族关系，并非要建立一个简单的民族认同系统，或者隐藏微妙的汉族中心心态。而且在民国以前，我们尚且不能完全讲述“民族－国家”的问题，因为该问题尚未发生，只有到了梁启超的时代，才开始思考并构造“民族－国家”的问题，并包含着打倒满清、进行文化启蒙、恢复汉文化中心传统的多重意志。讨论80年代初开始在大陆流行的金庸小说所潜藏的“民族－国家”问题，在本章没有联系到80年代的经济实用主义、民族大团结神话的社会语境。而同一时期盛行的清宫片所发挥的是另一种功能，即把满清指认为一个异族异己的形象，并蕴含着借慈禧来批判江青、影射文革的政治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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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蕾（Rey Chow），“不懂中文(代序)”，见于她为自己《写在家国以外：当代文化研究的干涉 策略》(Writing Diaspora：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经编辑重组而成的中译本 所作的序言，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xi页。
参见金庸，《书剑恩仇录》（上），第八回，“千军岳峙围千顷 万马潮汹动万乘”，北京：三联 书店，1994年，第282－296页，后文所引的金庸作品皆为三联书店1994年版。
参见金庸，《射雕英雄传》（四），第三十八回，“锦囊密令”，第1357－1386页。
汉族和异族之间所构成的差异的程度，亦随历史时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两宋时期，宋与辽、 金、西夏，血缘和文化皆有区别，这便导致萧（乔）峰在宋辽之间被撕扯分裂的苦楚无法舒缓；后文论述的韦小宝及其所处的清朝，满汉之间的隔阂由于满人在文化上的汉化，而逐步缩小，韦小宝的游世姿态在某种意义上被纵容，也得益于满清特定的历史形势。请参见李国祁，《满清的认同与否定中国近代汉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收入《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94年，第91－130页。
金庸，《天龙八部》（五），第五十回，“教单于折箭 六军辟易 奋英雄怒”，第1967页。
金庸，同上。
金庸，同上。
周蕾，《导言：首要问题》（Introduction:Leading Questions）,见于《写在家国之外》（Writing Diaspora：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Bloomin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93）,米家路中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8页。
金庸，《天龙八部》（五），第四十三回，“王霸雄图 血海深仇 尽归尘土”，第1680页。
Hybridity这一术语，是后殖民批评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极为重视的一个关键词， 请参见其《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金庸，《鹿鼎记》（五），第五十回，“鹗立云端原矫矫 鸿飞天外又冥冥”，第1979页。
梁启超，《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原载1903年10月4日《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刊， 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三卷。
梁启超认为，这六个层面，即为构成民族的六大要素，参见其《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 失》，见于《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九卷。13、14两注，以及关于“种族”、“民族”、“国家”的辨析，请参见陈仪深，《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收入《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94年，第37－54页。
这种混杂所反讽和调侃的，是纯粹的民族国家观念。韦小宝作为没有父亲的杂种所构成的是一种喜剧 情境，是人物身份的问题化。并且，如果我们作症候式阅读，那么便可发现，在武林中至关重要的谱系观念：－个人的师承与身世，实际上已被破坏，父亲乃至父一代成为一种缺席。于是，人物谱系能指链的发端已然遭到解构。
Homi Bhabha，“Signs taken for wonders: Questions of ambivalence and authority under a tree outside Delhi, May 1817”，该文原载于1985年Critical Inquiry 12.1:4-21，后收入其论文集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102－122.
金庸，《飞狐外传》（下），第十九章，“相见欢”，第655－656页。
周蕾此处发挥的是弗洛伊德在《悲悼与忧郁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一文中的论 点，见于《写在家国之外》，香港牛津版，第5页。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请参见金庸在《神雕侠侣》（下）第三十九回“大战襄阳”正文之后所加注释，第1531－2页。
周蕾，同上，第15页。
Nancy Armstrong 与Leonard Tennenhouse 编，《表述的暴力：文学与暴力的历史》（The Violence of Representation: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Violence ,London:Routledge,1989），导言部分，《导言：表述 暴力，或，“如何赢得西方”》（Introduction: Representing Violence, or “How the West Was Won”），见 于周蕾，同上，第15页。
金庸，《鹿鼎记》（一），第十回，“尽有狂言容数子 每从高会厕诸公”，第361页。
请参见林凌瀚，《文化工业与文化认同论金庸武侠小说呈现的殖民处境》（打印稿），作者 将此稿赠送给伯克利东亚系博士候选人韩倚松，韩倚松再转笔者。
金庸，《鹿鼎记》（二），第十五回，“关心风雨经联榻 轻命江山博壮游”，第581页。
金庸，《鹿鼎记》（四），第三十七回，“辕门谁上平蛮策 朝议先颁谕蜀文”，第1440页。
转引自李国祁，同上，第96页；此外，船山也以君子小人之别，说明华夏夷狄之分，认为二者之 间“种”异、“质”异，“习”、“气”、“知”、“行”皆有不同，参见《读通鉴论》（中），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第431页。
“清代对待汉人之态度”以及“明末遗民之志节”，请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下），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830－833，848－856页。
金庸，《鹿鼎记》（一），第二回，“绝世奇事传闻里 最好交情见面初”，第49页。
金庸，《鹿鼎记》（五），第四十七回，“云点旌旗秋出塞 风传鼓角夜临关”，第1847－1848 页。
金庸，《鹿鼎记》（一），第二回，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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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讲故事的人》（The Storyteller），载于《启明》 （Illuminations），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编，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pp. 83-110.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社群：论民族主义的起源与传播》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 Verso, 1991, p.204.
金庸，《鹿鼎记》（一），第二回，第81页。
请参见金庸，《书剑恩仇录》，第十七回。
金庸，《神雕侠侣》，第40回。
请参见金庸，《射雕英雄传》，第16回。
参见项庄，《金庸小说评弹》，香港：明窗出版社，1995年，第101－103。
事实上，项庄此处的说法忽略了张无忌“宅心仁厚”，败于周芷若乃是多有承让，宁可自己受伤，而 非武功不敌。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道义上的纠葛。
参见项庄，同上，第101－103。
金庸，《倚天屠龙记》（一），第68页。
金庸，《倚天屠龙记》（一），第306页。
金庸，《天龙八部》，三联版，第767－8页。
刘晓梅，《文人论武－－香港学术界与金庸讨论武侠小说》，收入费勇、钟晓毅著《金庸传奇》，广 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2页。
参见金庸在《明报月刊》1998年8月号刊登的闭幕词，这是他在同年4月召开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 “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外武功之间的种种较量，其富于深意的一个变种，是兵器间的比试。《鹿鼎记》中，韦小宝有 这样一段自白：
“倘若洋人的火枪也象弓箭一样，拿起来就放，咱们中国人还有命吗？大清的花花江山也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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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说到这里，嘻嘻一笑，说道：“不过那倒也有一桩好处，我有了这两把枪，武功也不用练了，
什么武学高手大宗师，全都不是我的对手。”(《鹿鼎记》，)
冷兵器与热兵器（机器）的二元对立并不仅仅是科技水平之间的对峙，更是文化交往与文化传统之间关系的隐喻书写。中国传统武功与西洋“船坚炮利”式现代武器的遭遇，无论是此处韦小宝的窃喜，还是《碧血剑》中袁承志、温青青等人的畏惧（当然，在这部早期作品中，金庸设置了温青青与葡萄牙剑术第一高手的比武场面，并以中华武术的大胜而告终。参见金庸，《碧血剑》（下），第12回，第431－436页。），可以见出，西方武器作为一种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或者象征性阉割力量，甚至表露在英雄侠客的意识表层。
金庸，《倚天屠龙记》(一)，第25页。
同上，第38页。
金庸，《天龙八部》（三），第823页。
金庸，《倚天屠龙记》（三），第830页。
金庸，《天龙八部》（四），第15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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