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1)(3)

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明确地以哲学与美学作为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构成了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采用叔本华的哲学思想，阐述了“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的人生哲学，和“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的美学观点，奠定了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二章即以此理论，来说明《红楼梦》一书的精神乃在写贾宝玉由欲所产生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第三、四章，进而评论了《红楼梦》“彻头彻尾之悲剧”的美学价值，和“以解脱为理想”的伦理学价值；第五章“余论”，辨明旧红学的诬妄，指出红学研究的正确途径，倡导一种科学的考证精神。王国维把理论眼光、理论体系和辨妄求真的考证精神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表现出智性的、思辨的、逻辑的思维特点，从而在根本上与传统的研究方法划清了界限，揭开了现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序幕。

但是，王国维把叔本华的哲学思想生硬地套用到《红楼梦》上去，虽是有意地“误读”，却不免先入为主，牵强附会，暴露出以既定的理论推绎代替作品实际描写的分析的弊病。这种“误读”也许是有意与传统批评的妙悟式或考证式的路数拉开距离，尝试一种源于西方学术的“现代性”的批评视野和方法，从而摆脱传统文学研究的局限20。但这种所谓“现代性”却对后人的研究发生了也许为王国维始料所不及的导向作用：或牵强附会，或生硬照搬地运用某种理论去阐释古典文学作品，引导人们按既定的批评“尺码”去衡定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这一潜在因素，在“知人论世”研究范式的上述三种现代展开形态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其二，由主观性变为实证性。

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倡导“批文以入情”，“觇文辄见其心”21，强调研究者对作品进行生命体验，与作家进行心灵交流，因此文学研究便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而现代的古典文学研究因重视“科学的主义和方法”22，却极力倡导实证性。那么，什么是科学的方法呢？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里指出：“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3胡适认为，历史科学是“根据一些事实来推断造成这些事实的原因”，因此，进行历史研究的人们，“全靠用最勤劳的工夫去搜求材料，用最精细的工夫去研究材料，用最严谨的方法去批评审查材料”。24尽管数十年来人们对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褒贬不一，但无论是褒是贬，在研究实践中都多多少少地受到了这种“科学方法”的影响，这应该是无庸讳言的。

正是由于对科学方法的自觉追求，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对中国古代的考证之学作了创造性的转化，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现代考证方法原则。首先，古代的考证之学往往缺乏科学性，因为考证学者几乎不对自己的考证进行驳问和质疑；而现代考证方法则要求考证学者必须不断地对自己的证据和证明方法提出质疑的批评。其次，古代的考证之学往往只注重书面的材料，而忽视实物的材料；而现代考证方法则要求考证学者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和充分地利用各种有用的材料。再次，古代的考证之学往往广征博引，证而不断，缺乏归纳；而现代考证方法则要求既信而有征，又证而能断。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胡适和鲁迅对古典小说的考证，陈寅恪和闻一多对古代诗文的考证，往往自觉地将“知人论世”的古训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实证基础上，是现代考证方法的典范性成果。

六

    在其现代意义上，“知人论世”研究范式无疑是一种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所谓“知人论世”，就是要在文学文本中读出人生的欢乐与痛苦，读出社会的状貌与历史的变迁；或者相反，借助人生的欢乐与痛苦，参照社会的状貌与历史的变迁，去解读文学文本。在长期的文学研究实践中，这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一直给人们以深刻的人生启示和丰富的历史教育，因此它保持着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文艺新思潮涌入中国文坛，尤其是“语言论美学”渐有取代“认识论美学”和“存在论美学”而成为文坛霸主的趋向25，因此，“知人论世”研究范式便受到空前未有的严重挑战。综观“知人论世”的当代命运，主要呈现出以下四方面的走向：

就其地位而言，“知人论世”研究范式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移位。“知人论世”已经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以前那样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了。作品文本本身，包括文体、语言、结构、范式等等的研究，逐渐取代作家生平思想和时代社会背景的研究，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前沿。

就其内质而言，“知人论世”研究范式发生了从纯粹到驳杂的变异，研究思路从一元性变为多元性，操作方法从单向性变为双向性。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知人论世”的研究领域，呈现出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人格学等各种方法百花齐放的局面。在操作方法上，以往那种以概念套取作品，用简单的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作品内涵，从既定观念出发去下结论的批评现象大大减少，形成了讲究理论化、科学化，又注重感性化、审美化的批评方法。

就其功能而言，“知人论世”研究范式出现了从屡试不爽到捉襟见肘的变化。由于人们摆脱了种种先验性的思想观念，“知人论世”的各种展开形态，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已经无法满足研究者对阐释文学现象，尤其是解读文学作品的需要。人们将“知人论世”研究范式视为文学的“外部”研究，而更多地倾向于文学的“内部”研究，以求破解文学自身之谜。

就其价值而言，“知人论世”研究范式引发了从坚信到怀疑的信念。研究者纷纷对原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进行积极的反思，对决定论、实证论的观点，尤其是对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提出强烈的质疑和深刻的批判，从而有力地揭示出，在古典文学研究实践中，“知人论世”研究范式并非普遍适用、亦非普遍真理的现实窘境。

总之，“知人论世”研究范式在20世纪步入了解构——重构——再解构——再重构的艰苦历程，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知人论世”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型在新的世纪里还将继续下去。

附注

①      以上论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参见郭英德、谢思炜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第25—30页。

②      参见[美]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第一章《导论》：“事实上，中国批评家普遍是折衷主义者或调合论者。”田守真、饶曙光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十章《文艺阐释学》，第23页。

③      参见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十章《文艺阐释学》，第242—267页。

④      见维姆萨特（William K.Wimsatt）、比尔兹利（Monroe G. Beardsley）《意图谬见》，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208—226页。

⑤      参见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290—295页。

⑥      《绿湖》第一集。转引自许怀中《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149页。

⑦      《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6），卷三。

⑧      《水浒传考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787页。

⑨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3卷《而已集》，第486页。

⑩      《论再生缘》收入《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为《陈寅恪文集之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1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2卷，第82页。

12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第2卷，第656页。

13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5页、第6页。

1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1页。

15 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修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上册，第166页。

16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9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3页。

17 见《文学与人生》，《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18卷，第269—273页。

18 参见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113—124页。

19参见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序跋书评集》（三联书店，1983）。

20 参见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7页。

21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22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精神》文后傅斯年“附识”，《新潮》杂志第1卷第5号（1919年）。

23 《胡适文存》，卷二。

24 《历史科学的方法》，《胡适作品集》（远流出版公司，1986），第25册。

25 详细论述，可参见王一川《语言乌托邦——二十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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