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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艺理论的建构(1)(2)

2015-02-07 03:05 　譬如，按照过去反映论模式和泛政治化的教条，我们总是对古人因物生感和赞襄政教的传统文学观给予全面的肯定，乃至将要求文学能反映社会、有助教化的言论视为最有价值的主流理论。诚然，古人确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述，但如果我们尊重历史，细加观察，不难发现它们大多流于言说立场的宣示，而缺少深入细致的展开，其中有一些更是习得语(因为所受教育的熏陶)、门面语(因为日常人际的酬应)和官场语(因为社会身份的多元)，还有的就是遭逢特殊际遇时的愤激语(因为失意、在野、党争、易代等原因)。而真正为他们持久服膺并降心认同的，则往往是那些非关上述“宏大叙事”，能熨贴地切入文心精微的深造有得语。这情形一如他们的人生选择，通常是“据于儒”以立名，而实际上更重视“依于道”以增才，“逃于禅”以养性，并且这种人生选择和文学趣味事实上确也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对此，只要翻开任何一种诗话文评或古人文集，不难得到证实。此所以有论者以为“中国的传统理论，除了泛言文学的道德性及文学的社会功能等外在论外，以美学上的考虑为中心”。

　　由这些以美学考虑为中心的论说可以知道，古人经常是在“通天尽人”的背景下理解和言说文学的。他们以文学为个人仰观俯察之所得，身心安顿之所在，故称“夫文贵有内心，诗家亦然”，“心之精妙，发而为文”，并认为创作是“以人所心得，与山水所得于天者互证，而潜会默悟，凝神于无朕之宇，研虑于非想之天，以心体天地之心，以变穷造化之变”，乃至极而言之，径称“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以至像白居易这样力主为时事而作的论者，也承认“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这背后显然有着传统宇宙观和哲学观的深刻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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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传统的宇宙观和哲学观认为，宇宙并非机械物质的活动场所，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世界，穷其根底，在道德，在艺术，此即新儒家所谓“价值的领域”。当然，我们不是据此认定，古人一概主张为文必须一任己心乃或相反，而只是说，比之物本观念产生认识和心本观念催生情感，他们更重视的是心与物的交感。在《周易》经传中，“感”写作“咸”，“咸”与“亨”、“通”相通，是为“感通”。这里“咸”之与“感”相通，正表明心物的交感是一种非刻意人为的无心之感，它自然发生，既生机活泼，又光景常新。惟此，古人一方面非常崇尚自然和道，同时并不认为在自然与道面前人是无所作为的。他们强调知情意的合一，以拘泥于“格物”所得为“孤明”，并从来认为文学有非认知的目的，从不愿意放弃自己作为一个体悟者反诸内心、证诸内心的天分或职分。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甚至排斥了非审美甚至反审美的道德功利主义的横行，从而使不同身份与立场的人得以能平静地面对一些十分个人化的浅吟低唱，并对那些高蹈骇俗的出尘歌呼有特别宽忍的包容和共鸣。这就是中国人的审美本质论，是中国人艺术地掌握世界的特别方式。

 
　　其他如通过缀章、调声、属对和用典钻研作品的形式构成，通过尊体、辨体和伸正黜变凸显文体的价值本位，通过标举“诗者，雅道也”，要求作品须“诵要好，听要好，观要好，讲要好”，即讲“风骨”、“意境”和“象外之象”，等等；同时既主张“鸿文无范”，又力戒“恣意无法”，这构成了中国古代完整的文学作品存在论。在西方，如艾略特也讲“骨格”(Scaf—fold)，讲“读诗时应专心一致于诗之所指，非诗之本身”，“要超出诗之外”，但像中国人这样穷力辨究，深极奥窍，不能不说尚有未逮。这些都需要我们本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精神，好好地研究和总结，并使之最终能在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批判性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中得到真正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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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经过理论烛照和厘析的中国古代文学，完全可以为当代文艺理论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养料。其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是使这种照析具有科学性的重要保证，它不仅有益，而且还有效，因为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文化创造和文学本质的阐述。当然，古代文学及文论传统也能丰富今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并有助于当代科学的文艺理论体系的成型与确立。如何在回顾总结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验教训的同时，坚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努力地从传统文学中发见可以纳人到当代文艺理论体系的合理元素，应该是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如此既汇合多元，又接应传统；不仅继承，还积极地抽绎、衍生、延展和融合，则建构当代文艺理论的努力一定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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