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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写作(1)网(3)

2015-02-07 03:05    杜拉斯说过：“作家的身体也参与他们的写作。”[20](P75)埃莱娜·西苏也提出：“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她建议女性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来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通往写作之路，“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男人们受诱惑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们则只有身体，她们是身体，因而更多的写作。”她表示“我从未敢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真正的男性形象，为什么？因为我以躯体写作。我是女人，而男人是男人，我对他的快乐一无所知。我无法去写一个没有身体、没有快感的男人。”[3](P192-204)陈染同样表示：“我还是一直很认可人的生物基础。”[14](P86)对于这些来自优秀的文学女性的经验之谈，我们不能以生理本质主义来看待。事实上，虽然女人写作未必就是真正体现自立自足的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但无疑是实现女性写作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对于人的生命构成，自然与社会间存在一种张力关系：一方面人的自然性通过文化性方能得以呈现，另一方面它也对人的社会性形成制约，人类文化的发展同样也得以自然条件为前提。所以，即使是提出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这一思想的波伏娃，同样也在结束其《第二性》时对性别构成的这种生理基础给予了强调：“男女之间永远存在某些差别，她同她自己的身体、同男性的身体、同孩子的关系，将永远不会和男性同他自己的身体、同女性的身体、同孩子的关系完全一样。”一种真正属于女性自身经验的表现，归根到底在于自立精神。正如琼所说：真正的女性立场并不意味着与男性对立，更不是对男性的仇恨，而是终止对男性的迎合与屈服，实现同男性的平等相处。所以，女性写作不可能也没必要回避对女性内在性意识与爱欲需求的表现，关键在于能否以一种平等、坦然的心态深入到女性真实的内在生命。

      所以，实践身体写作并不仅仅只是对女人的性需求进行淋漓尽致的展示，它意味着以感同身受的方式对人的生命感觉作全方位的提取与把握。杜拉斯说过：“我有许多思想，我要把它炫示于外，小说有时就是证明。”但不同于男性作家们通常表现出的对所谓“大题材”的偏好，杜拉斯的女性视野让她选择那些细小的事物和微不足道的景象，就像她在一首诗里所说：“好好看看雨和生命／看看暴风雨、寒冷、虚空、失去的猫、这朵花和你。”因为归根到底，文学写作的意义不在于传达符号化的“思想”，而是捕捉身体性的“感受”。这就需要创作主体的生命投入，用杜拉斯的话说，“这种自身向作品转移的过程，就是写作本身。”[21]因而可以这么认为：正是通过女性写作的自觉，人们对诗性创作与生命的关系有了较以前更为深入的认识，也对其表现方式有了更加丰富的把握。杜拉斯有一个十分精辟的见解：男人可以建筑许多房屋，但不能创造一个家。女人就是家，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由女人创造出来供人安居其中的家，这就是乌托邦的所在。[20](P48-58)以女性所具有的那份温柔写出一种独特的温馨，无疑是女性写作所具有的诗性优势。

       卡露尔·斯皮查克和凯瑟琳·卡特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当一个女子说，“今天天气不错，你说是不是？”她会被认为是缺乏权威感，因而她的能力就要打折扣；但当一个男子说这同样一句话时，他就被看成一位开放性的和蔼的谈话对象，因而他的交流能力就被拔高了。[11](P162)对这样的性别歧视实行颠覆的最好方法，是让作品自身来言说。比如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的名著《走出非洲》，在这部以散文体方式写成的具有纪实性的叙述文学里，同样有着以奇特壮观的大非洲景象为背景的远途打猎狮子、坐飞机在高空翱翔、参加土著居民的歌舞表演等传奇生活场景。但作者的女性立场使她的叙述重点着眼于以农场生活为中心的个人体验：“在黄昏的寂静里，我们的生命仿佛随着时钟的滴嗒声一点一滴地流逝。”作者让我们在她的回顾里走近索马里的妇女和老人，草原上的蜥蜴与萤火虫、猴子与鹦鹉，以及吉库尤大酋长和来来往往的各路客人，还有在家里帮工与她一起渡过了非洲生涯的当地的厨师、小随从等。通过这些，作者不仅真切地写出了非洲，让我们感受到了那变幻的云朵下面的乞力马扎罗山周边绵延起伏的黛色峰峦；而且也表达出了她对土地、自然、人类的热爱，和对友谊与爱情、事业与工作等的独特理解，是对生命的深思。如同作者在书中所说：身处非洲草原你会觉得“草是我，空气和隐约的远山是我，疲惫的牛群也是我。”[22]布里克森的文学实践表明，对人类命运与存在意义的思考不仅可以像托尔斯泰那样借助于重大的战争时空展开，同样也能够依托于平常的和平环境进行。所以，随着女性写作走向成熟，作为一种诗性品格的伟大并不会消失，而只是其内涵变得更加深厚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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