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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研究及中国在世界上之地位的再思考 ——(2)

2015-02-26 01:11

　　　　六、中国的革命性转变

中国很多场革命都是与战争和国际冲突直接相关的。这里将集中谈一谈其中最重要的、与社会主义运动相关联的一些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走向执政之路，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从农村根据地到城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联在一起。把中国从日本的侵略之下解放出来，同时颠覆压迫人民的国民党政府（它受到了美国的军事支持），用革命战争推翻地主、富农等压迫阶级的统治，从而夺取领导权。这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胜利的战略之一。战争和革命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形使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时土地革命。这场运动以减租减息和重新分田分地为重点，同时也保护大多数自耕农（中农）的利益。接着在国内战争期间，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深化，开始夺取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有时候还把他们处死。简言之，反帝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直接目标有两个，一是争取民族独立，一是消灭阶级剥削。在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时期，尤其是1942—1949年间，它们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通往权力之路的两大动力。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1970年间领导了社会阶级和城乡关系的革命性转变。共产党吸取了苏联的理论与做法，尤其吸取了它在游击战时的创造性经验。结果，出现了一种社会不平等明显减少的新的阶级形态。但同时也造成了社会阶级、空间差异（城乡）、民族等方面新的社会矛盾。这里着重谈一谈社会阶级和空间差异。
土改和随后的市场控制消灭了农村以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和财富为基础的社会阶级两极分化。1946—1953年间，没收土地以及对土地的重新分配推翻了农村的地主阶层，无地或缺地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得到部分满足。于此同时，一种政治运动的阶级斗争模式形成了。这种模式在以后的运动中反复应用。结果，基本上实现了每个农村公社内部每人拥有等量的土地。共产党的地方支部在领导运动、维护土改成果的过程中执掌了政权。土地改革还有另外两个重要成果。其一，以前供富裕阶级消费的大部分农村盈余现在为国家所有，这就增强了国家动用资源发展重工业的能力；其二，为1955—1956年间的集体化削弱潜在的抵抗力量。这两个方面都加快了由国家所领导的发展进程。

土改并未触及以家庭为中心的农村政体。相形之下，集体化以土改所没有的方式改变了中国的农业组织和社会进程。集体农业的基本单位是由20到30户家庭所组成的生产队。生产队长由当地干部担任，他们对劳力、纳公粮及收入分配有直接的控制权。当然，集体化并没有完全消灭家庭。家庭仍然是生产、消费和生育的基本单位。通过自留地的形式，集体主义的时代仍然保留了集体与家庭相混杂且永远处于紧张之中的存在形式。
集体化扩展了国家的控制范围，从而使得国家有可能以固定的低价强制收购集体生产的粮食和棉花，大部分农业盈余被抽取出来转移到工业。尽管存在着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上的明显差异，中国还是重复了工业革命初期曾走过的典型的工业化进程：把生产盈余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到工业和城市。与此同时形成了一条容易导致新的社会冲突的路线。
上述讨论已经表明，通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前革命时期中国农村复杂的社会结构变成了集体所有制条件下村民与干部之间的二元阶级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将农村中收入的不平等降到了最低程度。同时，它也开启了滥用职权的道路。劳力配置、收入分配和市场控制强化了干部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集体化之后，共产党向农民的承诺是“共同富裕”：通过劳动分工、对劳动力的最大动员，以及最终的农业机械化、多样化和发展灌溉等措施，确保集体——从1958年开始则是公社（规模比较大的集体，往往与乡镇重叠）——不仅变得发达与富足，而且享有平等与社会福利。后来证明，这个承诺是难以兑现的。
在革命时期遗传的“阶级”结构中，正式的阶级地位决定于出身，而所谓出身只是根据人们在前土改时期社会中所处的阶级地位。结果创造了一套僵化的、容易引起误导的阶级范畴来定义人们在社会—政治等级中的德性和地位。阶级，或者说出身不再和当代的所有权或社会关系有关；恰恰相反，它只是与（土改时期的）历史关系相关。地主和富农被剥夺了曾经决定了他们阶级地位的财富。在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他们在集体主义等级秩序中处于最低位置。经此价值重估，这些阶级敌人和其他“坏分子”成了在政治运动中不断受到打击的对象。历次政治运动往往从仪式上通过羞辱过去的当权者来认可共产党的统治权。结果，共产党的领导权得到了强化，阶级敌人在农村秩序中的公民权则被剥夺。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与此相类似，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商人和资本家的征用、以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对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等措施领导了城市阶级结构的转变。与内战时期农村阶级斗争充满暴力的情形不同，工业国有化大部分是在共产党掌权之后进行的，很少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或暴力冲突。
工业、城市和城市生活的革命性转变在其他方面并无深远的影响。虽然农村劳动的特征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从家庭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但是工人的劳动过程和工业等级秩序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然而，工人，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工人，或者说整个城市工人群体从工业社会改造所获得的利益远远超出了农民从集体化中的受益。因此，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秩序是城市优于农村、国企工人优于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干部优于工人和农民。
革命时期（1945—1970年）的另一特征是以下事件的极端重要性：1945年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以及朝鲜战争以后两大集团的对立与朝鲜的领土分裂造就了——用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的话来说——美国“纵向的政权制度，它通过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双边防卫协定得到巩固，并由一个在职权上高于以上四方外交部门的美国国务院来执行”。1945年到1950年的国内战争、1950年到1953年在与朝鲜的国际战争、从1950年开始美国所领导的封锁，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领导人如同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样，十分重视自力更生。从1950年开始，中国被切断了与欧洲、美国及日本市场的历史联系。
1960年，共产党在曾经奏响中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狂想曲的“大跃进”失败之后，开始实施户口制度，从而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筑起了万里长城。农民被锁定在农村，当时还保留着的农村内部及城乡间的交流绝大多数被切断。继续存在的是通过以国家规定的低价强制收购粮食的方式吸收农村盈余并传输到城市工业的虹吸管。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制度结构及积累结构的双轨制把城市与农村分开了，城乡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日益扩大。城市的工资确定得很低，但是，现金收入（农民的收入主要不是这一种）、终生就业、养老金、医保（国家只向城里的工人和职工提供医保）、好学校，所有这些条件的结合造就了城市工人和职工的优越地位。革命已经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同质化，已经降低了财富的不平等，已经缓解了城市贫困现象。但是，革命却并没有消灭阶级差别。而且，它还形式化并强化了城乡之间的空间差异。国家把社会分工用政策确定下来。最明显的就是集体所有制的农民委身于农业，而城市工人和职工则加入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主要通过以规定的低价义务卖粮来负担国家，而城市工人和干部则主要通过津贴、食物、住房和福利等方式由国家来负担。
下面两桩事实可以让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城乡分化的意义。第一，搞“大跃进”的时候饿死的大量人口几乎都是农民。第二，1961年国家派了两千万城市工人“下乡”。当时正在闹饥荒，国家把这些工人要吃、要工作的负担转稼到了农村。农村本就在闹饥荒，而劳动力本来就大量过剩。国家向下乡工人承诺，一旦饥荒过去就重新给他们一份城里的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农村活了下来。这是第一波城市居民“下乡”运动。接着，从1964年到1976年城市的两千万初高中毕业生被下放到农村。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让城里人当农民，为农村的发展作贡献。但有一点至少同样重要，那就是，下乡运动为国家解决了这些中学毕业生的工作问题。
在以后几十年里，权力、收入和人生机会的不平等分配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分化。城乡分化的后果（包括与之相应的以农村哺育城市工业的积累政策），农村持续的高出生率（而城市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人口过渡），对农村经济形态与市场的严格控制，这些因素都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福利差距。而且，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长期存在冲突（集中表现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使得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有理由一直采用他们所钟爱的突出阶级斗争的“战时共产主义”模式。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国际上人们（也包括许多中国人）广泛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由于阶级斗争的立场而严重受挫。这一立场还强化了中美冲突，使得中国被长期排挤在世界市场之外。从这个角度看，阶级斗争也导致了中国人民内部的分裂，消耗了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潜在贡献，并且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样说并非毫无所见。毛泽东等领导人尤其要对“大跃进”和“文革”所带来的严重落后负重要责任。当然，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独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它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的敌视和孤立，不得不面对亚洲分化为两大阵营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代实施了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为积累和发展重工业奠定基础。这些成就和那个时代的矛盾与缺点比起来，实在不容忽视。

　　　　七、改革、经济发展和全球合作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了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这一重大事件离不开亚太地区及全球迅速变化的战略环境。
从1945年到1970年，东亚分化为军事上相敌对的两大阵营。其中一大阵营以美国为首。撇开其军事性质而仅从朝贡与贸易关系来看，这一阵营以一个帝国为中心，而这个帝国强盛的经济是附庸国所无法比拟的。这一点使得它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旧体系之间具有可比性。居于霸主地位的美国促进了贸易自由化。但它没有像英国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向全世界单边开放国内市场。相反，它是通过与附庸国签订双边或多边协定来实现的。在与苏联、中国政治—军事对峙的情形之下，这些附庸国出于现实的考虑不得不听命于美国。
另外，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早期东亚现代体系之间还有两个重要的相似之处。一个是核心国（美国）的国内市场和所有其他国家的国内市场比起来要大得多。另一个就是附庸国为了获得在体系中的合法性以及进入核心国的国内市场，不得不接受自己与核心国的政治和军事附庸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二战后美国在东亚的霸权是通过将以中国为中心的前朝贡贸易体系转变为以美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而实现的。这一转变包括斩断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及其他纽带，同时把中国以前的对手日本及中国的周边地区纳入新体系。当然，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在结构和定位上的军国主义色彩远非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所能比。同时，美国为中心的体系还培育了帝国与附庸国在功能上的分化，这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所没有的。在这一点上，新体系与1895—1945年间的日本帝国之间有相通之处。不过，不管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还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体系，都没有新体系那样的分工：美国的职责是保护附庸国，谋求地区和全球政治霸权，而它的东亚附庸国则专职从事贸易，追求利润。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美国与日本以及后来的东亚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政治交流对于20世纪初期以及后期至为壮观的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的经济腾飞反过来带动了美国领导下的东亚地区（不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繁荣。
1970年，出于对苏联的共同敌视和对经济合作前景的认识，中美两国建交。正是中美两国建交，而不是苏联的垮台决定了以后的诸多的历史事件：中国重新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为所有主要的政府所承认，进入世界市场并最终进入WTO。中国之所以能够抓住这些机遇，取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没有卷入这一时期的主要战争这一事实。
同样重要的是，从1970年以来，东亚开始克服战后的分化状态而重新整合为单一的东亚。东亚的经济也开始加速发展——这次是以中国为轴心了。东亚地区的惊人表现，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它在全球财富排行榜上的一路攀升，以及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的急速增长。从1960年到1999年，东亚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NP ）中的份额翻了一倍。
东亚经济持续的增长同时也是很不平衡的。例如，自1970年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这些地方除了韩国之外都是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中国人主要的居住地。不过，尽管东亚取得了进步，但这地区两个人口最大的国家（中国和印尼）仍然是世界上的低收入国家，而日本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上最富裕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结果，东亚各国之间在收入上的不平等不仅反映了全世界的收入不平等，而且它的程度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要高。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东亚多数地区已经迅速实现了工业化。这也许是东亚最重要的收获。迅速工业化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把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到低收入地区。毋庸讳言，大批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到了东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转移到东亚的低附加值的制造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多得多。然而，与高收入地区相比，东亚明显改善了它在全球价值增长序列中的位置。这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来：东亚的迅速工业化所带来的竞争力不仅表现在价值增长链的低端，同时也表现在中端和高端。这一事实不但可以在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找到明显的例子，而且也可以在中国大陆甚至泰国、马来西亚找到。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及大中华圈的引领下，东亚在重新获得它在近代早期所长时间拥有的工业霸主地位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同样重要的是东亚经济复兴的金融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认识到全球经济总体上的“金融化”现象。在高收入国家，经济的金融化更加明显。事实上，这20年来世界金融市场的快速增长成了人们倡导以下论调的最主要的论据：人们已经进入一个以东亚为领头羊的深层全球化阶段。对这一趋势的论述绝大多数集中美国政府和美国商业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金融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及受益。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潜在的趋势：美国将衰落，而日本和“大中华圈”将崛起为世界上主要的债权国。在这样的框架下，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晚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外资青睐的地区。但是，最近几年，同样是中国，还有日本和其他一些东亚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利用它们巨大的美元盈余支撑着美国经济的巨大贸易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一个策略是确保中国进入美国市场，并让人民币继续与美元挂钩。但是，这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万一美国经济崩溃，或者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经济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八、改革开放的社会后果

通过改革，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收入增加，农村最顽固的贫困状况得到部分改善。所有这些成就伴随着这样的事实：社会结构日益两极分化，城乡分化进一步加深。一边是那些政治、经济的精英，另一边是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大众，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既宽又深的鸿沟。在革命的年代，不平等和阶级冲突产生于一个与世界经济相隔绝的环境之中，它主要是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产物。相形之下，在改革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全球资本与国内资本越来越强化了结构性的不平等。
如果我们从相互交织的中国国内及国际社会、政治和经济进程追溯新的阶级结构和不平等结构，就会明显地看到两个阶段、两种策略。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中国谋求以发展农村为主导的策略，通过显著增加人民的收入——不过，这是向着农村地区倾斜的——来增加积累，采取了促进农村工业，扩大人口流动，增加农村移民的就业机会，以及对最贫困地区进行福利支持等扶贫措施。与此同时，国家保护国有企业工人的工作和福利。从80年代中期开始，虽然一些沿海省份的农村依靠农村工业化经历了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但是，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日益商品化，以及与全球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这些因素都加速了分配的不平等和城乡差别。结果，虽然农村土地的平均分配继续为贫穷的农村阶层提供了生存资源，但中国的阶级结构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阶级两极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自90年代以来，日益深化的社会不平等已经触发了新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遍及中国的城乡，并且超越了城乡的分野。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经过改革，农村恢复了土地使用权，家庭农场因此有可能进行自主生产，农村劳动力也可以从农活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工作。除此之外，改革带给农民的最大受益就是可以自由地到城市、城郊或农村地区打工赚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据统计有8千万到1亿农民利用了略为宽松的户口登记制度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促成农民务工的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工业的非凡繁荣创造了对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然而，政府继续把国民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并继续保持城市之间以北京和上海为首的等级划分。这些都使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市场潜力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结果，农村户口成了标志着永久不平等的帽子，成了以赶出城市相威胁的敲诈对象。农村居民无权享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养老金（由政府提供）和住房补贴。民工，哪怕在居住城市工作了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也很少有权利把孩子送到专给城里孩子准备的学校读书。民工在城里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导致了一种剥削性的“劳动担保制度”，民工常常拿不到工资。当然，并非只有民工才常常有拿不到工资的经历。有些地方为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的老师和职工也会拿不到工资。简单说来，形成于革命时期的城乡二元的社会等级结构仍然存在于改革时期。这就有可能为新一轮的资本（包括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积累提供低一等、容易加以伤害的劳动力。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从1998年到2003年城乡收入的比率从2.51上升到了3.23。这个数字只是部分反映了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
在改革时期遭受困难的不仅仅是民工。作为支撑政权的中坚力量，城市工人阶级在90年代中期以前没有遭遇市场改革的冲击。以前，国有企业改革集中在扩大管理与企业自主权，提高管理水平，改革工资奖金制度，同时保护工人免受企业倒闭和解雇的威胁。有一段时间，国家甚至为退休工人的子女安排工作。但是从90年代早期开始，国家不再补贴亏损的国有企业，而且最终允许通过吞并或合并等方式把小型国有企业租赁或卖出去。大量的工人以各种方式下岗了，正式的名称可以是“待业”、“提前退休”、“休长假”。下岗工人的人数在90年代早期逐渐增加，继而从1993年的300万飙升到2001年底的2500万。 下岗工人中最多的要数年龄较大的女工。她们承受着下岗的冲击，将来要想再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前景黯淡。
失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以铁饭碗为基础的工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突然破碎了。而且更为要命的是，失业意味着工人永远失去了享受福利的权利。那可曾是社会主义社会给予工人的一部分待遇。福利包括城市国企中的老龄工人特别关心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老龄工人在国企工人总数所占的比例，明显不同于以年轻工人为主的私营企业或合资企业。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种新的、以贡献大小为根据的安全体系，但由于它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各个地方执行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即使是老工业区那些受到伤害的多数工人也无法从这种新的体系中受益。到2002年，一个新的城市贫民阶层已经出现。这个阶层据估计大约有150万到310万人，占城市人口的4％到8％。种种不平等的问题，包括农村的不平等，城市的不平等，以及民工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将威胁着中国社会。中国加入WTO很有可能加剧这些不平等。

　　　　九、结语

我们已经考察了中国和东亚经济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直至今日引人注目的复苏。我们的考察一方面考虑到了地区性和世界性的军事强国和霸权，另一方面又考虑到了发展的优先性。东亚的复苏，以及中国重新成为东亚地区的中心，这让我们看清了曾被长长的20世纪所打断的某种历史模式。这并不是说21世纪将会重复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不仅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和以前大不相同，而且日本和美国的重要作用也会导致政治、战略和经济模式的差异。但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性现在是无可否认的。
一个地区大国、一个世界大国的兴起是任何政治秩序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都在经受着中国和东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考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关心中国、东亚和世界未来的知识分子同样在经受着考验。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以下几个问题最值得我们在新的千年深入思索：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其一，重新思考历史传统，尤其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历史传统，以便洞见复苏以后的中国能够在地区秩序和全球秩序中为和平、和谐及富裕作出贡献；
其二，从弱者和被压迫者的立场思考东亚秩序、国际秩序及国内秩序中核心的不平等和不正义；可以从阶级、空间（城乡）、民族的性别等角度着眼。
其三，果断处理民族主义的问题，因为它对建设一个正义的地区秩序和全球秩序提出了严重挑战。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看到美国和日本所谋求的侵略性政策和危险的民族主义带来的威胁，而且，我们尤其要思考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特点和后果，看看它是如何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化解紧张并实现和谐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机会为找到一条富有成效的、实现东亚和平、繁荣和平等发展的道路作出贡献。如果我们考虑到东亚两大经济政治强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冲突，那么这一点就会显得尤为迫切。尽管中国已经成为日本主要的贸易伙伴，但两国在领土争端（钓鱼岛）和（以如何看待中日战争为核心的）教科书冲突等历史问题上仍然存在着重大分歧。
上面只是简单列举了中国和东亚地区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可能面临的一些棘手问题。当然，在全球经济中实力的上升，地区内部的日益团结（尽管一直存在冲突），以及曾经创造地区和平、团结和发展的历史模式，这些都将帮助东亚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从历史上看，这些问题很多已经被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漫长的20世纪中思考过。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在新的千年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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