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1)网(2)
2015-02-26 01:11
导读：在《碧血剑》修订出版时，金庸特意附上《袁崇焕评传》这样绝非虚构的历史论文，虽然有点立足香港，夸赞粤人“英雄了得”的现实观照，但更重要的是
在《碧血剑》修订出版时，金庸特意附上《袁崇焕评传》这样绝非虚构的历史论文，虽然有点立足香港，夸赞粤人“英雄了得”的现实观照，但更重要的是详论明廷何以自毁长城，清兵何以长驱直入的一段史实。这也是写作演义意犹未尽，故发为讲史的意思。虽为热门明史的一家之言，但也倾注了相当的学养心力，以致得意至今。(注：据2001年04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金庸将撰写一部从中华民族起源直至近代的《中国通史》”，“采取的体裁是一篇一个一专题，或写人或写事，就像小说《碧血剑》附录的《袁崇焕评传》一样，”可知金庸本人对这种叙史方式满意至今。)倪匡曾谓：
“《袁崇焕评传》是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而且可读性极高，近世堪与比拟的相类文字，只有柏杨的《中国人吏网》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袁崇焕评传》是金庸对于《碧血剑》、《书剑恩仇录》等第一时期系列作品主题的
历史学阐释，亦明确无误地展示了他欲以“武侠演史”的意图。
三、宗教圆融与民族融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性的“冷战”僵持，是中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对立最为严重的时代，也是造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三个民族国家的长期分裂和对立的重要原因。这对本述“华夷之辨”的传统理学史观，无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从历史思维来看，如何破解这种对立僵持，更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借助历史智慧。这本是历史学家份内的工作，如果他们本人没有被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控制的话。可惜那时中国的史学研究中，急剧膨胀的恰恰是崇尚对立，反对融合的史学观念。以今日之视野观之，多数著作困于这种思维定式而乏善可陈。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而金庸身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故得以从容发挥，演绎他对历史的领悟。这固然与他因丧子之痛，个人心路历程上对佛学有所参悟的关系密切，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整体思索，已从朝代更替的“外化”表征，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内化”历程，用以屏除“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用佛学术语来说，这是破除了“知见障”，遂使其小说风格叙事为之大变，脱出窠臼，另辟蹊径，更上层楼。
我注意到，金庸在《天龙八部》书前“释名”部分中说：“本书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ｙòｕ@①、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在中国正统历史记载中，这一年的主题词是“绍圣”。一般以为，最终招致“靖康耻”的历史大辱，就是从这一年宋哲宗亲政，“绍述”乃父，再用王安石新法，贬谪“元ｙòｕ@①党人”开始的。但金庸没有理会这个史实，他为什么单单选定这样一个历史断面，颇耐推考。
最近笔者写作《宋代理学与关羽崇拜》中“神道设教”一题时，恰好研究到金庸标示的这个年代。略谓辽曾数度改易国号，(注：辽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契丹”国号曰“大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复改“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大辽”。参陈述《＜辽史补注＞序例·后记》，氏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五辑，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年11月，第8页。)“澶渊之盟”之前更号为“大契丹”，据近年对于契丹小字的研究考释，此刻的“契丹”已被诠释为“中央”之意，“南下牧马”也有与中原争夺文化正统的意味。故宋真宗“神道设教”，以“天书降神封禅”大搞迷信，亦有宣示文化权威，有意用文化优势主导两国及周边关系的确切意图。忽必烈总结“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注：《元史·张德辉传》：“岁丁未(1259年)，世祖(忽必烈)在潜邸，召见问曰：‘孔子殁己久，令其性安在?’对曰：‘圣人与天地终始，无往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向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从另一角度讲是以和平方式实现了自然融合。我提出宋辽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文化竞争”(the cultural struggle，即冲突——融合模式)，这在中国的南北朝就曾初见端倪。魏征比较汉魏六朝以来大江南北风习差异后认为：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居、各去长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注：《北书·文苑传》，《隋书·文学传序》亦同。)
我曾以此立论，提出唐所以盛，主要是由于“‘南北文化’，即五湖以来交融发展的黄河流域经济文化，与东晋南迁以后，由中原士族融合开发的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一种‘大整合’，其实力自能超胜秦汉，雄视古今。”其中宗教作为极其活跃的思想文化要素，经历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相对平和的“三教论衡”，进行了另一层次上的“大整合”。(注：参拙作《二教论衡与唐代俗讲》，《周绍良先生新开九秩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www/xsxx/txt.asp?id = 524)。)而李白、杜甫、王维作为盛唐诗风的代表，分别被称为“诗仙”、“诗圣”、“诗佛”的背后，亦有着“三教圆融”的思想文化大背景。(注：参拙作《文化：中国
诗歌史的大视野》，《＜仲华五千年 诗歌一万首＞序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www/xsxx/txt.asp?id = 744)。)这与近年美国人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即冲突——重建模式)(注：参看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该书将“儒家”改为“华夏”，又将中国、韩国、越南等一起改称为“华夏文明”(Sinic Civilization)，东汉则仍然单列为“日本文明”。一合一分，有论者认为“均极有深意”。)是相关而又性质不同的两组概念。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金庸曾表述过类似看法，他谈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时说：
“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注：《金庸的中国历史观——在
北京大学的讲演》，焦小云记录，《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
谈到被动性的“文化融合”是壮大中华民族的基本途径，似应考虑到“文化竞争”并非完全“被动融合”，还有“文化主导”的问题。拉杂不赘。
以此为标志的第二时期，金庸小说题材开始前溯宋辽金元，由《射雕英雄传》(1957～1959年)、《神雕侠侣》(1959～1962年)、《倚天屠龙记》(1963)组成南宋、金、元系列小说，复以《天龙八部》(1963～1967年)前探北宋末年宋、辽、金、西夏、大理纠葛正炽的时代。虽然沿袭了“朝代更易”作为小说大关目的特色，但已在武力争逐中突出了“文化竞争”，写作也开始走了“偏锋”。他以杜撰的主角郭靖、张无忌和萧峰的复杂经历或身世之谜作为关目或者叙述线索，展开民族间纠葛恩怨，最后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性纽结故事，而置《宋史》、《明史》或演义小说《大明英烈传》中角逐大下、影响全局的历史事件于不顾，亦不正面描写重要人物及事件。(注：襄阳之战是一例外，我想主要是突出“侠之大者”的宗旨，但郭靖守城的描写并不精彩。)连涉及明朝的开国雄主朱元璋的描写，也故意做了低调处理，对传奇人物的刘伯温、徐达等元勋更是置若罔闻，却以佛、道教和后世不大为人熟知的明教为主，别开生面，重新建构解释王朝易手的因果关系，甚至带出一股“反讲史演义”的味道。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例如《倚天屠龙记》把朱元璋一伙说成是明教徒，言其江山是明教中人打下的，故其国号称“明”字。这一说法应当源自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注：《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第13卷，1941年，第49～85页。辑入《吴晗史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吴晗是明史专家，金庸借助包括方腊参加的“食菜魔教”亦是明教流变的说法铺演历史，“魔教”之名因此大振于武侠小说，成为金庸后来善用的某种意识形态象征。近年学者已证明方腊与明教风马牛不相及，朱元璋则与白莲教等其他秘密教派关系更为密切，至多吸收过某些明教的教义礼仪而已。又摩尼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是由西域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从罗振玉在《国学从刊》1911年第二册上刊布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波斯教残经》开始，日人羽田亨，西人沙畹(Chavannes)和伯希和(Paui Peliot)，以及王国维、陈垣等相继发表论文，形成学术热点。有关情况综述可参马小鹤《摩尼教研究的文化史意义》(哈佛——燕京学社网：http://www.harvard-yenching.net/xueshu/zhongya/mani/006.htm)。)但我测度金庸的本意，还有意在借助这一神秘的西来宗教异质文化，打破佛、道两教斗法的单一格局，不仅极大地增加了小说情节人物的变数，而且便于吸取波斯、中东的文化元素，为这一时期的多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铺设于史有据，却又更加绚丽多姿的背景。我曾言：“金庸以其异域风情，神秘传说，美丽人物，加诸小说铺叙描写之中，时有唐人韵味。”正是指此。金庸对于宗教和民族观念的探讨，成为金庸中后期创作的主题，以儒的至大至刚，道的恬淡无为，佛的悲天悯人以及丐帮的民间立场，营建历史的总体文化氛围，铺染背景，结撰故事，塑造人物，于是少林、武当、全真等宗教史人物开始进入了小说中心舞台。对于史料的选择运用，也因之不拘一格。他承认：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成吉思汗的事迹，主要取材于一部非常奇怪的书。这部书本来面目的怪异，远胜《九阴真经》，书名《忙豁仑组察脱必赤颜》(《蒙古秘史》)。”(注：《＜谢雕英雄传＞后记》，三联版。)
作为独立记载，《蒙古秘史》不但可以同《元史》互参互补，很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还在《元史》之上。其游吟诗人式的口语特点和马头琴般的慢调风格，也多少影响了金庸此后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另话不提。
金庸在第三时期创作的《笑傲江湖》(1966～1969年)和《鹿鼎记》(1969～1972年)中还杜撰了一些教派，如“日月神教”、“神龙教”等，就其“一元化”教旨、组织结构、崇拜仪轨而言，这些“教派”无疑具备着某些近世新兴狂热宗教的特征。但是金庸描述的重点却在“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从叱吒风云到内斗阴谋，最终戛然解体的过程。《侠客行》(1965年)和《笑傲江湖》都没有具体的时代背景，但现实观照非常明显。无意索隐，不必深究。
《鹿鼎记》是金庸的“金盆洗手”之作，也被他的朋友倪匡认为“《鹿鼎记》可以视为金庸创作的最高峰、最顶点。”乍一看去题材上又回复到明清易代，叙事也重新回到了讲史演义体，无非通过韦小宝的虚构经历，实写康熙一朝的内外大事。其实骨子里，即历史观念已与早期创作截然不同，故书后特地附有《康熙朝的机密奏折》，算是金庸忍耐不住，再次以学者面目赤膊上阵，一如《碧血剑》后谈袁崇焕。他以为“从批示之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注：《鹿鼎记》附录《康熙朝的机密奏折》。史学界对康熙密折制度的集中议论，源于1962年为筹办纪念曹雪芹诞生200周年展览，围绕曹雪芹生日、家世及其与清廷关系的讨论，第一历史档案馆因此公布了曹家、李煦以及其他一些人家的机密奏折。)还说：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注：《金庸的中国历史观》。)
实际上这也是对《鹿鼎记》的主题的一种诠释，只是更像政治家的总结。中华民族不同文化在磨合碰撞时期，也还是有鲁迅所谓“隔膜”、痛苦甚至血腥的过程。我有文章分析过康熙帝确立融满入汉文化政策的过程，限于篇幅不赘。(注：胡小伟《纳兰词到＜红楼梦＞——试论满汉文化融合的“青萍之末”》，原载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明清论丛》1999年12月创刊号，辑入《纳兰性德从话》，北京出版社以)2000年2月(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www/xsxx/txt.asp?id = 180)。)
余话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说过：“读史使人明智(Histories make men wise)。”这也正是喜欢金庸的读者能够从他的作品中感悟到的。金庸本人也喜爱读史，并且从中总结了很多，他以为：
“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注：《金庸的中国历史观》。)
这已是针对现实的感言，可惜无法用他喜爱的武侠形式表达出来了。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金庸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的天空中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我相信，他的作品不会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一颗行星。虽然可能因为距离的原因，显得不那么耀眼，却多了一份历史的深邃。
共2页: 2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