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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什么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评《文学原理》(2)

2015-03-10 01:44
导读:三是以科学态度处理“往深刻说”与“往花哨说”。理论研究“往花哨说”容易,“往深刻说”难;同时理论研究又忌讳“往花哨说”,而崇尚“往深刻说

    三是以科学态度处理“往深刻说”与“往花哨说”。理论研究“往花哨说”容易,“往深刻说”难;同时理论研究又忌讳“往花哨说”,而崇尚“往深刻说”。然而,要把基本原理“说深刻”,不仅需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追求真理的韧性精神,还要有深厚的理论学养和良好的思辨能力。《文学原理》在理论的厚重和思辨的深邃性方面,把当前的文学基础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看到,作为一部全方位更新学理、具有较高学术品位的开拓之作,书中没有新奇名词的狂轰乱炸,没有“新瓶装旧酒”式的故弄玄虚,没有浮滑矫饰的话语游戏,而是入乎其内地构建自己的理论范畴,鞭辟入里地探寻一个个理论命题,又探幽触微地辨析元问题与子系统之间的学理联系,让自然朴实的言说方式中富含思维谨严的学术新见和理性思考,在明白晓畅的话语表达里潜藏着逻辑思辨的深沉寓意,其虑周而思密、文洁而体清,处处透露着睿智的学术魅力,这在众声喧哗却又花哨失度的当代学界,是非常难得的。

    为使《文学原理》“往深刻说”,作者坚持了这样几种科学态度:首先是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态度——它促使作者一方面用共时的眼光将文学看成一个整体,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考察其本体与形态的有机构成;另一方面,又用历时的眼光将这种考察放到历史的生长过程中,通过文学观念、概念的演变来获得印证;并且,理论逻辑的演绎不是简单地把所谓规律从外部注入文学本身,而是从文学现象本身找出这些规律并在理论思维中加以阐发。其次是知性与理性相一致的态度——知性是理性的基本材料,理性是知性的延伸发展,而这个延伸过程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的方式,而不是把理论理解为客观具体的文学“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结果。再者是保持一种不断反思的科学态度——作者善于在不断吸纳和比较中博采众长,独立思考,调整自我,在反思的推进过程中倾注自己的创新思维。

    四是以学术眼光追求“返璞归真”与“综合创新”。这里的“返璞归真”是指聚焦文学原理本体的价值取向,而“综合创新”则是作者采取的学理建设方法论。该书的“导言”提出:文学原理研究“做大易,做纯粹难”;“做宽泛易,做深入难”。返璞归真,“让文学原理真正成为文学原理”,是作者的著书目标,也是对时下某些“文学原理”不像文学原理的矫正。为回归本体,达成“原理”的“原理性”,作者把理论触角深入到人类意识和思维、审美、精神领域的深处,从文学的本体与形态、客体与对象、主体与创造、文本与解读、价值与影响等五个维度上,逐一廓清它们的范畴、结构、形态、体系等各个层面,探析文学本真的原理构架和基本范式,获取对文学现象返璞归真的说明能力。同时又以“推进性”研究态度紧扣时代脉搏,关注当代问题,逐一清理哪些是老问题,哪些是新问题;哪些问题已经解决或接近解决,哪些问题有待重新思考或进一步深化;哪些问题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是真问题,哪些是伪问题;哪些是西方的问题,哪些是中国的问题;哪些是普泛性的问题,哪些是特殊性问题;哪些是带有前瞻性、预见性和设想性的问题,哪些是隐匿性、存疑性、待研性的问题等等。这样,就可以使文学基础理论研究明确自身的使命,找到定位准确的研究目标,从而找到可言说的话语资源和启迪智性的理论容涵。

    董学文教授是在文论研究界率先提出“综合创新”的学者之一。早在《文艺学的沉思》、《文艺学当代形态论》等著作中,他就提出了这一极富现实意义的建设性构想,《文学原理》就是这一构想的成功实践和可喜成果。作者认为:时代已经进步到靠任何“单打一”的方式前进都不能满足需要的时候了,为了迎接未来,我们应该在人类一切优秀的文论遗产的基础上,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有中国特色、又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要如此,我们只有走“综合创新”之路——即综合中国古代文论、外国文论和马列文论的学理滋养,吸纳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传统形态,为建设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服务,并把各分支学科和不同文论学派的理论资源中具有元价值的、有再生功能的、切合文学本体的因子抽取并提炼出来,使之成为鲜活的理论元素,有机地深解在一个新的理论形态之中。我们看到,《文学原理》征引和涉猎的中外文论著作和学术观点达400多种,却没有给读者留下任何“掉书袋”或“我注六经”的感觉,得到只有学术的新知识和智慧的快乐。正是有了这种兼容并包又综合创新的学术眼光,才使这部新著超越一般的文学理论著作,构筑出特立独行的学理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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