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1)网(2)
2015-03-15 01:10
导读：“场景还原”说的要义，就是从文学概念或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概括向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还原，向更接近于文学存在本真的原始样态还原。
“场景还原”说的要义，就是从文学概念或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概括向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还原，向更接近于文学存在本真的原始样态还原。真正的文学研究如同文学创作，切不可舍弃那些具体可感的特定文学时空场景，更不可舍弃发之于那些生动鲜活而蕴义深远的特定文学场景的真情感动。兹举两例：一是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冬，陈亮自东阳赴上饶拜访退闲在家的辛弃疾，二人同游鹅湖，共饮瓢泉，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陈亮小住十天后，两人又同去紫溪拜会朱熹，未见，陈亮先行东归。别后第二天，辛弃疾为挽留陈亮，一路追去，至鹭鸶林，雪深泥滑，独饮小村，夜宿吴氏泉湖四望楼，忽闻邻笛凄凉，不能成眠，感慨系之，作《贺新郎》词(把酒长亭说)。五天后，陈亮奉原韵赋词《贺新郎》(老去凭谁说)以答。别后，辛弃疾又作《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寄之。两人都在词中寄寓壮志难酬的悲愤和一致主战的心愿。二是清代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吴兆骞因丁酉科场案为仇家所诬，长流宁古塔后，顾贞观、徐乾学、徐元文等多方奔走，终以文才打动纳兰容若，援手相救。康熙二十年(1681)十一月中旬，吴兆骞在历经长达二十四年的流放之后，自宁古塔返还京都，徐乾学大设宴席，亲朋纷纷前来相贺。酒过数巡，徐乾学起身赋诗一首，徐元文、纳兰容若、潘耒、冯溥、陈其牟、王士祯、吴树臣、尤侗、毛奇龄等次韵奉和，吴兆骞本人也当场赋作《奉酬徐健庵见赠之作次原韵》诗：“金灯帘幕款清关，把臂翻疑梦寐间。一去塞垣空别泪，重来京洛是衰颜。脱骖深愧胥靡赎，裂帛谁怜属国还？酒半却嗟行戍日，鸦青江畔度潺湲。”……此景此情，的确令人感叹不已，感奋不已，它不仅留给我们一幅幅具体可感、形象生动的文人生活图景，而且也一同赋予我们一种震撼心魂的信念与力量。所以，所谓“场景还原”说，既是对一种鲜活生动、多彩多姿的原初文学样态的回归，同时也是对浸透其中的人文精神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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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特定的具体的文学场景毕竟仅仅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单元，无数个文学场景的组合与演进，才能构成整体的文学时空图景。鉴此，我认为有必要在“场景还原”说的基础上，再提出“版图复原”说，版图之“版”，意为户籍，《周礼·夏官·司士》有“掌群臣之版”云云，即为户籍之意；版图之“图”，意为地图。版与图组合为版图，既可通指一国的疆域，同时又可分指经济、
政治、文化的地域分布状态，如政治版图、经济版图、文化版图，等等。文学地理的核心关系是文学家与地理的关系，其中文学家是主体，是灵魂；地理是客体，是舞台。文学家的“户籍”之所在，也就是文学活动空间与舞台的中心之所在；而文学家的“户籍”又非凝固不变，而是始终处于活动之中的，因此以文学家为主体与灵魂、以地理为客体与舞台的文学版图也就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文学版图的复原即是通过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还原为动态、立体、梦元的时空并置交融的文学图景，此即“版图复原”说的精髓所在。
“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是相互贯通、相得益彰的。整体的文学版图是由无数个具体的文学场景组合而成，作为文学版图中的主体与灵魂的文学家无不处于具体的文学场景之中，具体文学场景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而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又决定着具体文学场景变化的方向与节律。如果说，文学版图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整体的概念，那么文学场景则为具体、特定的时空组合，它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重复的，是高度个性化的时空组合。因此，把握了文学“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精神实质，并将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相信可以在微、宏观两个层面上为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并可以克服缺乏文学地理与中国文学地理独特性的模式泛化现象与倾向。
体系建构
对于中国文学地理学而言，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就如灵魂与骨架，无魂不活，无骨不立，两者缺一不可。以“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为两大理论支点，然后通过重点提炼“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予以密切配合，这就为“理论创新”之“灵魂”与“体系建构”之“骨架”的融会贯通与逻辑转换铺平了道路。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体系建构既是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另一需要重点突破的关键所在，也是标志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形成的核心成果。从决定和影响中国文学地理的最为关键的要素来看，首先是文学家籍贯分布，然后依次为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这如同一个哑铃结构，文学家的籍贯分布是整个文学地理的基础和始点，但它是静态的、平面的、单向的，与此相对应的区系轮动则是动态的、立体的、多元的，而中间最重要的三个环节分别相当于“动脉”、“心脏”、“灵魂”的功能与作用。
1、流域轴线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动脉”的作用。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三横一纵的展开，犹如四大动脉贯通于中国文学版图之上，彼此在伴随中国文学版图自西北向东南的依次移位中相继发挥主导作用。其中黄河流域轴线具有先发优势，长江流域轴线具有次发优势，珠江流域轴线具有后发优势，而运河流域轴线则在沟通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而构成中国文学版图中的“黄金水网”中，具有交而通之、凝而聚之的特殊功能。然后由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三角洲与京杭大运河相配合，一同构成环东南沿海的弧形“黄金连线”，此与运河与黄河、长江三河交汇的“黄金水网”一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家最密集的分布区。
2、城市轴心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心脏”的作用。城市轴心，意指具有一定空间结构和行政关系的城市序列在中国文学版图的构成与演变中所发挥的最为核心的作用——不仅城市本身成为最活跃、最重要的文学活动舞台，而且也是进一步驱动文学版图演变的核心动力所在。由于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在中国地理上的重要地位，中国城市群落也主要分布在这四大流域轴线上，流域轴线为城市轴心的形成提供了地理条件，而城市轴心的转换又带动着流域轴线的移动，彼此连为一体，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城市轴心也在行政建置的设立与调整中，推进城市轴心体系的完善与轴心功能的发挥，然后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上最大限度地吸纳和积聚各种文学资源，发挥文学轴心作用，成为文学版图的“心脏”所在。其中始于西周首陪都制所开创的“双都轴心”源远流长，别具一格，是城市轴心体系中的核心所在。由“双都轴心”将不同等级的城市网络连为一体，并通过“京都情结”的内在引力，最大限度地将各地的文人群体吸纳其中。
3、文人群体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灵魂”的作用。作为文学活动与创作的主体，文人群体的流向随时都在改变着并最终决定着中国文学版图的整体格局，决定着文学区系轮动的方向与节律。文人群体的整体地域流向，总是围绕不同级次的城市轴心，从外邑流向都城，从边缘流向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由求学、应举、仕进、授业构成的向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向心力为动力的正向运动；二是由隐逸、贬流构成的离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离心力为动力的逆向运动；三是由游历、迁居构成的交互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向心—离心力为合成动力的交互运动。以上三者，以前者为主导，以后二者为辅助，在“极化—扩散”的对流与互动中，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文人群体也因此而历经不同的排列组合，然后逐步成长为不同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
以文学家籍贯地理分布为基础，然后依次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单向走向多元，最后便进入对文学地理区系轮动的动态模型建构与规律探讨。综合中国文学地理的空间分布与时间演变来看，大致可以将其归结为“内圈”八大文学区系与“外圈”四大文学区系的轮动与互动。“内圈”八大文学区系，即指秦陇文学区系、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巴蜀文学区系、荆楚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燕赵文学区系、闽粤文学区系。前六大文学区系分别坐落在黄河、长江流域轴线上，燕赵文学区系、闽粤文学区系则分别坐落在运河流域、珠江流域轴线上，然后环绕东海岸线而完成区系之间的连接、过渡与转换。这八大文学区系既在空间上同时并存，相互影响，又在时间上依次轮动，不断演化。“外圈”四大文学区系，即指东北文学区系、北部文学区系、西北文学区系、西南文学区系，这是“内圈”八大文学区系轮动过程中不断向外扩散并由此构成内外互动的结果，也是各代文学“拓边”运动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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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圈”八大文学区系与“外圈”四大文学区系的轮动与互动态势来看，处于核心层面、构成核心动力的，则是“内圈”八大文学区系。其在总体趋向上，是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先后经历了五次循环往复运动，也由此划开了中国文学地域区系轮动的五个阶段。第一次运动始于五帝传说时代，终于商代，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落在齐鲁、燕赵、三晋三大区系的三角地带。第二次运动始于西周，终于战国，同样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落在齐鲁与荆楚文学区系。第三次运动始于秦汉，终于南北朝，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落在吴越文学区系。第四次运动始于隋唐，终于南宋，同样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再次落在吴越文学区系。第五次运动始于元代，终于清代，依次从燕赵文学区系向齐鲁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仍落在吴越文学区系。
以上各文学区系五次循环轮动的轨迹与规律，作为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的最终结果，是始于文学家籍贯地域，中经流域轴线之“动脉”、城市轴心之“心脏”、文人流向之“灵魂”三个关键环节的接力与互动而逐步形成的。
在悠远而广袤的时空中，中国文学的“内圈”八大区系与“外圈”四大区系历经五次循环运动，重心最终从西北转向东南。最令人难忘也最令人感慨的是秦陇区系扰如一台巨型“发动机”，一次又一次地发起由西北向东南的区系轮动，而吴越区系则如一个巨型的“聚宝盆”，也一次又一次地向秦陇及其他区系吸纳文学资源，在流域轴线之“动脉”、城市轴心之“心脏”、文人流向之“灵魂”三者的综合作用下，最终塑就了中国文学版图的独特景观，对此，任何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学者都不能不予以密切的关注。然而更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与研究的是，中国文学版图演变的这一趋势与结果所产生的后续效应和深远意义。实际上，地理变迁从来都不是一种无序的偶然现象，而具有极为丰富的现实与象征意义。从西北向东南的循环区系轮动，从内陆河流的东西走向，转为人工运河的贴近滨海地区的南北走向，由京杭大运河沟通两河流域，构成“黄金水网”，又推动黄河、长江、珠江三河三角洲连为一线，构成环东南沿海的“黄金连线”，从而使之成为从内陆走向沿海、由本土连接海外的纽带和通道。自晚明尤其是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宏观背景下，西人纷纷经此踏入中土，国人纷纷经此走出国门，中外文学也由此实现了对接与交流。就此而论，中国文学版图从西北向东南的区系轮动，既出于西北文学资源逐步消耗殆尽的客观原因，同时也未尝不是一种交融着朦胧与清醒的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主动选择。每当我们面对八大文学区系犹如展翅东飞之雁阵的优美构型，都可以从中领悟一种历史的启示，并由此获得一种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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