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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欲望与底层的想像(1)(2)

2015-03-19 01:53 　　我们如何以观察者的身份来把握一个具体空间中人与现实环境的关系？城市人类学家认为，个人对生活所在地的认识是由多个因素构成的：“（1）一种个人身份认同感，一种说明“我们是谁”的感觉；（2）一种社区感，成为一个大集体（或者家庭或者邻里人群）的归属感；（3）一种过去和将来感（时间感），一种我们身后和我们面前的地点感；（4）一种在家里的感觉，一种舒适感。”39 在走访的二十多天中，我们逐渐切身体会到“贫民窟”的称谓意味着什么：（1）失业人口多：每到一个居委会访问，当地官员诉说的第一件事都是就业问题。十个社区中，除去廊房二条因为是商业为主的街区，外地人占90%以上的比例，失业问题不是很突出外，其他各个社区均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些失业者，多是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被淘汰者，大多是缺乏基本的再就业能力的中年人。而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加剧了失业的压力。（2）人口结构失衡：用当地官员的话说，大栅栏的人口呈现出“老、病、弱、流”的特征，即老人占绝对比例，人口中的残病人口多，缺乏生活保障的弱势群体庞大，流动人口多。这样的人口结构直接导致当地社会可持续发展困难，社会管理难度越来越大。（3）市政设施严重落后：街道极其狭窄。在所有的街道中，商业街大栅栏街是最宽的，达5、6米的宽度，其余的街巷一般只有2、3米宽，最狭窄的小巷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行。水、电、消防、下水道等基础设施落后，无法满足住户的生活需要，安全隐患严重，卫生环境差。住房紧张，我们看到的最小的住房，是一家三口人只有8平方米。（4）社会治安混乱，各类刑事案件发生率高，居民缺乏基本的安全感。等等。 
　　什么样的城市环境，必然产生一种什么样的物质观念，而生活方式则逃不脱这种观念的诱导。我们所看到的物质的外延承受着太多的不足和缺失，以粗陋、匮乏的表情暗示着心理上的阴影。这正如美国城市社学家家雅各布斯所说：“一个成功的街区应该能够知晓自己的问题，不致于导致问题成堆而积重难返。失败的街区是一个被问题纠缠，甚至在越积越多的问题面前无可奈何、不知所措的地方。”40 而我们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整个地区的社会心态是悲观的、不确定的、消极的，甚至是愤懑的。这不仅是大部分住户的心态，甚至一些基层官员也有这样的心态，因为他们也是其中的一员。用居委会官员的话来说，在居委会工作“就是拿上头剩下的一点钱，干最苦最累的活”，“上头一个电话，下头累个半死”。这些居委会成员，虽然相比那些没有生活保障的普通群众要好一些，但也同样面临着住房、就医、养老的问题。只有对这些共同话题、共同要求有合理有效的解决，才可以加强对社区的认同感。这既包括解决居民共同关心的利益要求，完善公共设施，更有赖于社区居民对社区建设所解决的卫生、治安、交通等问题的认可。虽然个体的环境感受性不一定能够被纳入统一标准，但具有物质内容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无疑是人的行为、情感和思想的动力因素。 

　　二、情境 
　　传播媒介的使用是创造、修饰和改变社会人群描写的方式。对于传媒媒介的社会使用行为，按照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提出一种区位性行动的分析方法，分析单元可包括时空特征（谁在什么地方接收多久什么样的节目）、权力关系（谁控制节目接收）、互动形式（接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受众关系（性别、年龄之间的差异）、技术规格（传媒媒介的技术分类）等，41 我们对传播情境的调查主要考虑到主要的社会特征，即从社会空间的差异格局出发，把整个大栅栏地区的媒介使用者和使用方式分为三种类型： 
　　公务类型：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使用的媒介样式包括：电视、报纸、电脑网络、板报、宣传栏、传单等。主要目的：办公系统的信息传递（如文件、通知等信息的传递，不少社区的办公室，人们使用网络聊天工具传递这些文件）、对群众的政策宣教（最常见的方式是组织群众观看电视专题片，如计划生育知识宣讲、消防安全法规宣讲等）、对公众和媒体的公关（策划报道、影响媒体的议程设置，提高政府形象，常见的形式包括出版宣传册、开办政府网站、联系媒体进行典型人物和事迹的报道）、掌握信息资源（通过媒体掌握行政工作必需的社会信息、通过党报、党刊等了解方针政策等）。 
　　商务类型：这些店铺因其规模和实力不同，使用媒介的样式和介入媒介运作的程度差异很大。一般的小店铺对媒介的使用主要目的是借此来营造一种商业氛围，如常见的大多数小饭馆和小发廊都会在角落安装一台电视机，以此制造气氛，为顾客在等待的时候消磨时间提供便利。而实力雄厚的大店铺，则可能会利用资本等手段策划一些社区的新闻事件，以此来达到其商业目的，如张一元茶庄资助失学儿童的社区新闻（见下面的《开学了，让特困孩子高兴上学》）。 
　　市民类型:这是媒介消费的主体，是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这部分受众在媒介使用上根据其自身的素养和生活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总体而言，这部分受众影响媒介的可能性几乎是零，而只以被动接受为主（指信息传播过程和反馈意义上的被动，而非传播内容意义解读上的被动接受），连现代常见的诸如写信、热线电话和短信等参与媒介的形式都很少有人使用，基本没有反馈。这可能与本地区居民的整体素养较低的现状有关系。大多数居民是失业人员、老年人和流动性很强的外来人口，他们基本上对外来的信息输入采取一种消极和无所谓的态度，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放松的方式或者是对日常生活的逃避从而形成时间结构的意义。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在所有媒体使用中，电视最为常见。42 无论是何种状况的家庭，都会拥有一台接入有线网络的彩电（极少数的特殊家庭没有电视，例如在百顺社区见到一位服刑释放人员，无业、无亲，在社区居委会做义工，依靠社区接济生活。他家里没有电视，每天到社区电视房看电视）。对大多数人而言，“电视的费用是可以接受的”，“没有电视，生活会没意思许多”。43 
　　在日常生活中，电视扮演着一个近乎核心的角色。对于那种退休的老人、无业者和商铺的从业者而言，电视是填充时间的一个必需品和经营气氛的营造者。石头胡同那个拒绝采访的老人，无论怎么解释，就是不愿意接受访问，但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桌子上的那台电视机（当时正在上演相声，因为被打扰而显得有些生气，神情爱理不理）。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其中一家（若不是她的女儿回来，老太太几乎是不会搭理生人，因为她又老又聋），电视则是从早开到晚的（儿女均有工作，所以似乎不在乎整天开电视机的耗电成本。相反，在一些夫妻双双下岗的家庭，即使有电视也是很少开的），女儿正大声给老太太解释电视上一条关于三脚娃娃切除多余的第三条腿的新闻故事。显然，电视节目是陪伴老年人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大多数小店铺（尤其是发廊、小饭馆之类需要顾客等待的场合），都会在角落里安装一台电视机。“生意不是很好做”，电视显然是在业务和休息之间的时间填充手段。而在大栅栏、廊房头条、二条这样的商业街区，电视机和音响设备是用来营造商业空间消费氛围的基本手段，根据服务业的发展而对媒介应用进行潜在的变换标明媒介使用者在某一个具体的空间中的身份和位置。 
　　从访谈的情况来看，居民对电视内容的关注点主要是新闻和实用资讯，娱乐的内容反而被不少住户认为是带有欺骗性的东西，因为节目当中的时尚内容显得离他们的生活现实较远。一位中年居民说：“我觉得有些娱乐节目很假，就是骗人的。什么《梦想中国》啊，还不是富人的梦？关我们穷老百姓什么事？我也很少看影视剧。这些东西，偶尔看看也就罢了，不能当饭吃。”在我们随机询问的10位居民中，仅有一个大约30多岁的人知道《超级女声》外，其余的人都不知道。而对北京台《法制进行时》的了解程度却是100%，无论是文化程度、年龄、就业状况如何差异，几乎被访问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节目，不仅评价很高，并且大多数人是习惯性地观看这个节目。喜欢的理由几乎一致：多了解法制知识，可以防止被骗。这类信息的接收程度之高可能与本地居民认为自身环境的不安全感有关系。此外，居民关注的相关信息就是本地区的改造动态、就业信息等实用资讯。  大学排名
　　电视媒体也被用来营造社区气氛。在百顺社区，我们听到一些故事：社区基层官员介入媒介活动，参与信息生产过程，通过树立典型，一些个人以社区传奇人物的形式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居民被组织去参加电视台的节目录制，亲身感受节目信息的制作过程。被报道的对象通过一种亲身参与过程，为自己和周围的文化环境塑造了一种全新的认同感。人们在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使得这些个体体会到一种自我实现的愉悦感，一种参与意识，一种改变文化和精神现状的进取意识。此外，电视在社区还有一种特殊的宣传教育功能。据我们了解，在大部分社区居委会，会经常组织年轻人开展计划生育和卫生保健的知识教育、国家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宣讲、老年人养生教育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往往会通过电视播放一些录像资料，来增强讲座的生动性和可听性，活跃现场氛围，提高宣传效果。 
　　由于电视的广泛存在和巨大影响力，广播几乎不占有多少优势。就我们整理的访谈资料来看，广播的使用率很低，且多为老年人受众的习惯性使用。这也许与广播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媒体所导致的使用方式有关，即它不是一种公开展示的媒体，而是一种私密性很强的媒体。这样的特性导致一般的观察无法发现更多的收听行为。根据访谈资料，可以确定广播在该地区的影响是很少的，尤其与电视相比较。为什么广播远离当地的听众？这是否与当前广播节目本身的话语形态有关。现在的广播节目的主流是流行话语、时尚话语、中产话语、情感话语，相反传统的各种艺术和话语方式被逐步淘汰（表现为交通、流行音乐、城市生活等反映中产价值观的节目的兴盛和戏曲、相声、评书等反映底层生活形态的节目样式的式微）。这样的广播节目现状，与大栅栏地区的文化主流样态（传统的、城市底层的、相对保守的）是冲突的。而电视之所以能够影响巨大，不是因为电视更具有平民风格（实际上更高于现实），而是与其视听兼并的传播优势有关。对那些娱乐休闲选择余地很小的居民来讲，看电视成为一种低成本而又相对收益丰富的方式，这几乎在全世界都一样。面对这些生活形态常年不变的贫困人群而言，广播的伴随性、个性化、迅捷性等优势特征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他们几乎没有可能开汽车，也没有闲情去收听那些滥情的故事，更无须对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做过分紧密的节奏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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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场的观察和访问，该地区报刊的普及程度仅次于电视。在街道办及其下属的各居民委员会的办公室，报纸是通过党政系统的公费订阅的。各个社区的报刊种类几乎一致，除中央、北京市和宣武区主办的各种党报、党刊，还有《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以及大栅栏街道办自己办的内部资料。其中，《法制晚报》最受大多数基层官员的喜欢，理由是“法制内容丰富，对工作有帮助”。《北京晚报》也受欢迎，被认为是“最贴近社区生活的报纸”。基层官员们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时政新闻、社区和民生新闻。 
　　对普通居民而言，报刊的主要来源是通过报摊零购，自费订户少。报摊包括固定的和流动的两种，并以后一种为主。报摊上最经常出现的几种报纸包括《北京晚报》、《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娱乐信报》、《新京报》等。其中，《北京晚报》和《法制晚报》最畅销，一般剩余报纸很少。居民看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新闻和掌握实用资讯（天气、生活小常识、社区动态等）。而影响读报与否的主要因素则有这样几点： 
　　第一，文化限制。有些老人不识字，无法读写。另外一些人则能够读报，也能大概明白内容的主旨，但不能写字。 
　　第二，经济考虑。有些人虽然文化程度并不低，但是却由于经济窘迫，无法每月花费几十元来读报。可能以前有读报习惯，但由于生活所迫，这种习惯逐渐消失。 
　　第三，媒介偏好。有些人既不缺钱，也能够读写，但却从来没有读报的习惯。而在读报的人当中，上述因素同样影响到阅读的兴趣偏好。那些生活基本有保障，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在读报纸的时候对相对高端的信息（国际新闻、热点时政新闻等）会比较关注，并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在街道工委，我们遇到一件颇有戏剧性的事件。一位家长找到工委宣传部，情绪激动，要求撤销街道网站上的一篇“不实报道”，称该“新闻”中存在多处不实之处，对其孩子产生了压力和不良影响。宣传部的官员尽力安慰，并保证一定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这则“新闻”全文如下： 
　　开学了，让特困孩子高兴上学
　　雨露滋润大地，禾苗茁壮成长。对于大栅栏廊房二条社区的特困学生刘佳来说，社区居委会和张一元茶庄多年来的关心和帮助就像初春的甘露，滋润着她走向成熟的每一个脚步。
　　刘佳的父亲早年离家出走，母亲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一个家完全靠八旬的姥姥支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艰难的生活环境使刘佳变得更加懂事，但也常常让她苦闷。就在这个时候，社区居委会和张一元茶庄共同伸出了援助之手，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时时为小刘佳排忧解难，用爱心陪伴她从小学走到了中学。今年刘佳中学毕业了，懂事的她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报考了一所中专院校，但是每月只靠500多元低保金生活的一家还是难以承担开学后的费用。眼看就要开学了，看着同学们都在高高兴兴地准备跨入新的学校，刘佳心里难过极了。艰难之处见真情，张一元的负责人们更是关注着孩子们的开学。就在近日，张一元茶庄的副总经理等代表张一元茶庄同居委会一起，为刘佳送来了1000元助学金和饮料、雨伞等生活用品，这对刘佳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刘佳表示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关心，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将来用自己的才智建设社区，回报社会，回报多年来关心、爱护她的人们。
　　(摘自大栅栏街道办网站：http://www.bjdzl.gov.cn/xinwen/shequ/NEW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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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则报道虽然有新闻本身表达方式的公式化，多少可以反映出基层群体对于“新闻”的理解，但更为重要是企业、政府和公众三种力量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过程。在这里，政府的宣传意图和企业的新闻操作形成了合谋，与报道对象的意愿和利益需要产生了一种富有张力的冲突。在一个贫困为基调的社区，某些居民的自尊心往往被现实的困境所催化出来，并且显得异常敏感。而政府和企业分别出于政绩性和商业性的公关宣传目的，往往低估了这种自尊心的存在。这种信息窗所具有的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产生有意味的碰撞，使得这种信息空间的流动具有形式上的可能。 
　　但这件小事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中，最令人们惊讶的是，一个被专家称为“贫民窟”的街道网站上的一则小小的新闻，竟然会有人关注到，并且会为此站出来“要个说法”。显然，信息传播系统在当地的社会关系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结合当地官员的介绍，我们发现当初对于居民的互联网接触情况的估计是有问题的。贫民窟的人们，在信息接触渠道上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落后。就互联网这样的新兴媒体而言，很可能其使用群体的分布状况与其它社区的人群是没有太大差异的。实际上，由于历史积蓄和灰色收入，一些所谓的低保户的生活没有想像中那样困难。有孩子上学的不少人家是有电脑的和宽带上网的。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即贫民窟的网络使用者们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这种新兴的信息传播方式对当地的信息传播系统本身是否构成一种有影响力的途径？在不同的媒体接触者之间，这种新旧媒体之间是否构成了一种信息互补？网络媒体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否有影响？ 
　　在近一个月的走访过程中，通过当地干部和住户的介绍，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一些基本了解。可以说，当地中年及其以上的居民是很少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络的，“主要是年轻人在玩”。据官员介绍，整个大栅栏地区，没有一家网吧，“先前是有的”，但考虑到未成年人聚集上网可能导致的一些负面影响和安全事故，这些网吧先后被关闭，“小孩子只能到周边地区的网吧上网”。拥有电脑和宽带的家庭不在少数，但也不是多数。44 据当地官员介绍，一般是起码有稳定收入的家庭才有条件上网，“主要是为了孩子”，“怕孩子落后于这个时代”（从这一点，还是可以看出当地居民的教育观念的信息化特征）。还有一些人上网炒股、上网作交易，虽然这样的例子很少。假定一个家庭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问题，基本上不存在购买电脑和宽带上网的可能性。简而言之，有人拥有媒介的使用条件和使用能力，能够利用媒介满足自己的主观需求；更多的人是被动接收能够触及的媒介。邻里之间，很可能在信息化程度上就分别属于两个世界。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在当前的城市化过程中，信息化建设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一导向下，各种大众传媒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渗透在逐步扩大人们的视野，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点： 
　　第一，政府信息化带动居民信息化。据介绍，当地街道及其下属的各个社区现在已经初步实现了电脑联网，可以网上传输信息，各居委会基本实现了办公信息化，尽管各社区只有屈指可数的人会熟练使用电脑，且各个社区的情况相差很大。当地官员认为，电脑使用起来很方便、效率高。我们在多个社区居委会看到基层官员使用聊天工具MSN MESSAGER来传递公文信息。通过当地基层政府的带动，不少住户对电脑和互联网有了初步的认识。例如，在百顺社区还开设了居民电脑课程，为感兴趣的居民提供电脑教育，“每次都有人来”。 
　　第二，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信息互补。在与一些年长官员的聊天中，发现不少家长的信息来源除报刊、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外，还有通过其年轻子女这一间接渠道接触到的互联网资讯，形成“初级和次级接受者”45 之间的互动。对于那些平常很少关注新闻信息的年长者而言，在互联网上冲浪的年轻一代往往能替代媒体的角色，成为代与代之间的“舆论领袖”，在日常沟通中，实现信息和舆论渠道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人际互动弥补了大众传播由于经济能力、技术、观念等造成的接触差异，从而把每一个人经济地位不同的人都纳入信息全球化的系统之中，这似乎印证了多级传播论的假设。 
　　第三，互联网催生了一种开放的社会心态，虽然这在大栅栏远非一种普遍现象。通过与几位一二十岁的年轻人的接触，发现他们都是网民，上网的目的主要是“聊天、打游戏、看电影”，偶尔也去“BBS灌水”。他们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上过网是老土了”，难以跟上时代。网络上的东西是自由的、开放的、多元的，感觉很奔放。他们都认为大栅栏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常常会回去劝父母爷爷辈的人“思想要开化，不要老古董”。一位在街头值勤的大妈说，虽然没上过网，但通过子女也知到互联网，“年轻人思想开放，我也受了感染”、“通过网络可以了解全世界”。这说明，尽管信息化城市的社会流动概念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有时间距离，但在一般意义上，现实的社会空间和大众传媒的空间能够形成多多少的社会交换，从而使得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更为复杂。这再次证明，“当今的公共领域通常不固定在城市（或城市的某一部分）里，它已经转移到了大众传媒的王国中，并且随着全球科技交流的整体发展蔓延开来。”46 这就说明，大众传播的公共性质越来越超越受众既定时空的限制而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开放性。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三、回音
　　当代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在对法兰克福批判学派进行批评的时候指出：“他们所共同具有的缺点：根据传媒机构的特征或功能和传媒信息的特点来解释大众传播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倾向。这是一个缺点，因为，不能设想，由传媒机构传布的信息，依靠这些机构的组织或者这些信息本身的性质，当信息被人们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接收和收用时将具有一个已知的结果。不能设想，接收传媒信息的人，由于接收了它们，就会被迫以模仿性和适应性方式行动，从而被束缚于他们的行动和据称强迫他们的信息所复制的社会秩序。”47 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播效果研究的新发现就指出“媒介对人做什么”的命题正在转化为“人对媒介做什么”。我们通过调查的一个重要感受就是，低估基层民众的智慧是很无效的。用当地官员的话说，“认为老百姓是愚昧的想法是非常可笑的，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老百姓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只可惜我们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群众反映心声的渠道太少了”。我们有的只是想当然的所谓专家建议和把持着资源的利益既得者的声音。基层民众对媒体同样有自己的看法，不少人对媒体的话语方式和报道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这种立场来自于他们希望改变信息传播的权利不平等的诉求。 
　　首先，他们对大众传媒参与社会管理有较高的期望值，认为基层和上层之间的信息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例如，有居民表示，“现在政府与群众的分歧就在于，上头不了解民情民意，不与群众沟通，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专家们也来我们生活一段时间”，他们就知道“什么叫水深火热”，就不会“清谈空谈什么保护”，就不会“站着说话不腰疼”。有官员说：“要是媒体早点报道大栅栏地区的困境，能够早点引起上头足够的重视，或许问题不会像今天这样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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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他们对大众传媒的社会代表性不足表示不满，认为媒体的立场和主流话语是背离底层人的实绩生活。有被访者认为，现在媒体上“除了车子，就是房子”，离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相差千万里，让人看了“很不舒服”，“压力很大”，“感觉社会差距太大了，令人难以忍受”。通过大众传播所塑造的生活方式与自身生活处境的反差形成一种心理距离。 
　　第三，他们希望大众传媒更多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认为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有限，关键是体制的问题。一位党员认为，“党和政府控制媒体太死”，媒体无法独立监督，腐败没法遏制。大部分人认为，舆论监督是很有必要的，媒体能够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能够产生遏制腐败的力量。这暗示出受众认为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平等的匮乏和公平分配的不足。 
　　第四，他们希望大众传媒提供更多机会的社会参与性，能够成为真正的信息渠道。不少人认为，“群众没有地方说话”，时间长了都对反映问题“没劲头了”，“即使说了也区别不大”。这样的背景下，群众参与媒体互动的情绪也相对较为低落。在我们访问过的10个社区中，除百顺社区的一些居民参与过节目录制，绝大多数居民都没有参与媒体的经验，也似乎对此没有什么热情，因为“参与了也没有用”，对改善现状根本没有帮助，“犯不着费那个劲”。由此看来，即便在大栅栏这样的贫困社区，都蕴藏着发展大众传媒发展社区化的潜力。 
　　第五，普通受众对大众传媒的看法是两分法，认为媒体有好的一面，但坏的东西也不少。大部分认为，媒体信息总体上对生活是有帮助的，丰富了生活，增加了乐趣。但是，“卖药的假广告”、“假新闻”、暴力等这些负面内容“影响不好”，是害人的东西。我们发现，这当中存在一个把负面信息放大的倾向。不少人因为出现一些假广告和假新闻就全盘否定所有的广告，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用一位居民的话说：“连天气预报都不准，还有什么可以相信？”这种逆向思维的自发性和随机性可能与生存境遇的相对匮乏越来越明显相关，凸现出一种被社会抛弃后的边缘化心态。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社会建构不能离开大众传媒的参与。按照博格和拉克曼的理论，“现实的社会构建是通过个人生活体验和对媒体文化的挪用之间进行的符码互动来完成的。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媒体文化来传递、表达和聚焦个人体验。由此由个人根据现实情况来读解和使用媒体。”48 事实上，透过借出大众传媒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的交往，其作用在于通过信息符号的处理来暗示或者定义一个人们活动的空间和人们在这一空间里扮演的角色，确认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帮助人们构筑和维持有序的、有意义的、成为人的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问题在于，中国当代都市的巨大变迁使得生活模式的传播远远超越城市的发展现状。就城市与大众传媒的关系而言，一部分表现源于城市自身的发展形态，而另外一部分则与社会的政策走向和经济模式相关。从总体上看，大栅栏地区的受众对大众传媒的补偿功能感到不足，这显然无助于与社会保持联系，适应社会。在媒介强调有效受众的经营前提下，缺乏市场消费能力的受众自然不属于媒介服务的主要范围。处在这种信息的需求和供给不对称的现实处境中，当地居民的自我认同方式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在思维上呈现与大栅栏本身的矛盾形象（传统的辉煌与现代的贫民窟）相一致，居民借由地理身份所形成的认同也是相互矛盾的，这突出表现为一种爱恨交织的心态：一方面，大栅栏的区域文化、街巷生活、邻里亲情等都是难以割舍的，另一方面，大栅栏今日的破落和衰败对现实生活而言又是令人痛苦的，是无法忍受的。多数人既因现实的痛苦处境而想离开这里，但又迫于对未来的恐惧和对传统的留恋而不愿离开。这种矛盾心态，造成了整个地区一种极其分裂的群体人格。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第二，外来群体的介入以及媒介对该群体的报道，对传统生活形态产生了冲击，引发了居民的认同危机，一些人把自身的困境归咎于外来人口的介入。大栅栏地区人口结构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流民化，流动人口占据极大的比重。外来人口通过租房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也有极少数人从事非法活动。由于文化素养、适应能力、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原因，外来人口给当地的社会管理带来一些困难和问题。而这一群体的流动性、开拓性、冒险性特征，对北京本地人保守的、苟安的、闲适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一种有力的冲击。本地居民普遍感觉到一种不安全感，对外地人警惕有加。而媒体对外地人形象的负面报道（在我们准备调研文案而分析的《新京报》、《京华时报》的报道中，偷盗、卖淫、贩毒、斗殴现象的肇事者大多是外地人。尽管媒体的这些报道并非有意制造地域歧视，但确实塑造了一种外地人的负面形象，很多本地人其实没有接触多少外地人，但也倾向于认为外地人粗鲁、不讲理、肮脏、好斗），似乎更加深了本地居民对外地人的这种负面印象。使我们疑问的是，本地人宁愿出租房屋而放弃自己经营的创业机会。当地一位官员所提供的解释是：“说得不好听，就是北京人懒，不愿意出劲出来创业。吃房租多轻松，多省事呀！” 
　　第三，媒体话语的分裂对当地居民的自我认同产生了负面影响。显然，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的导向下，媒体话语的日渐市场化加剧了大众传播资源的疏离和异化，政治意识形态和市场意识形态对媒体话语的双重征用使得媒体话语的价值内涵越来越抽象而丧失原生性的活力。媒体一方面作为政府和执政党的喉舌，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又迫于市场力量的驱使和商业利益的考虑而不得不为消费主义话语鼓与呼。这种分裂在当地一些居民的观念中产生了一些混乱。例如，有一些经历了社会转型不同时期的人，一方面认为市场经济改革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对市场经济的负面现象表示不理解，认为现在的媒体“替富人说话”，“唯利是图”，没有公道可言，“新闻联播里刚在讲怎么为人民服务，后面电视剧里又开始这个高档车，那个高档房”，“脱离群众生活了”。有党员认为，“现在好多现象没法向群众解释”，“真搞不清楚自己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实际上，由于社会多元化所带来的利益驱动，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在舆论导向和利益诱惑的切割中变形，不同的价值观相互冲突和调和，新的角色模型像流星一样不断变幻，这种表象的混乱也是整个中国价值体系现状的一个缩影。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大栅栏地区的媒介使用的社会考察告诉我们，大众传播的发展所携带的公共性不再是一个单一命题。如何使大众传播的多元发展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产生正面互动使得公共问题越来越具体，联想到发达国家至今都还存在人口融合后因为缺乏社会整合而产生社会暴力的现实，如何在城市化运动中推进社区的发展属于建构“和谐社会”的具体问题。这首先涉及到对社区的定义，它究竟是“一个区域和单位的人”，还是“扩大了的居委会”，抑或是“政府在地方上的代表”，它能否是“自我管理的实体”和“一个解决居民问题的自治社团”。其实，就一个都市社区的社会管理而言，即有正式的自我管理，也有非正式的自我管理。因为“社区不仅仅指人们之间的联系，它也是共同的意识和共同的关怀，是与特定地点和场所相联系的关系。”49 如果在指导社区发展的理论框架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以及法律地位的清晰，社区如何能够调动、开发和支配自己的发展资源，并取得最大的社会化效果？这其中也包括大众传媒的具体定位，要生产能够增强社区认同的象征资源，就必须要存在具有这种强化社会认同功能的媒体。如同社会学家所指出：“弱势群体，他们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弱势群体的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说句老实话，如果政府和媒体都不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很难具有有效地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手段。”50 这就提出一个“文化治理”（governance through culture）的问题，即如何通过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利的合理分配及其在象征意义上的表现来重新表达城市居民的生存意义和政治认同。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早在1938年，路易斯•沃斯就在他那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中写道：“城市化作为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可以从三个相互关联的角度进行传统地研究：1，作为一种物质结构，其中包括人口基础、科学技术和生态秩序；2，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系统，其中包括一个特有的社会结构、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和一种典型的社会关系；3，作为一系列看法、观点和个性，它们以特有的集体行为和集体对象的方式来约束专门的社会控制机构。”51 如果说大众传播机构是当今社会控制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使得大众传媒能够在看法、观点和个性上取得和城市发展的现实状态和现实矛盾相对应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来表达我们的城市，这无疑对促进国家和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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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曾繁旭和黄典林两位同学分别参与了本文相关的文献调研和实地考察，特此致谢。 
2、 何树青：“城市显学”，《新周刊》，2004年3月5日，第173期，p56。 
3、 仅2002年4月24日一天在央视国际频道的全天候节目的81个广告中有14个为全国各省市的广告。引自《销售城市》，中国新闻网2002年7月1日“视点”栏目。 
4、 比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每年公布一次的中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排名，一些科研机构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研究，以及《新周刊》等媒体的城市魅力排行榜等。 
5、 [法]科耶夫：《驯服欲望》，华夏出版社2002年，13页。 
6、 倪鹏飞主编：《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推销：让中国城市沸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6-7页。 
7、 比如“哪座城市值得歌唱”，《新周刊》2003年4月1日，No.152。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8、 《城市复兴》，《新周刊》，2001年8月，No.112。 
9、 子非鱼：“爱上城市的故事”，《南方周末》，2002年9月12日 
10、 子非鱼：“爱上城市的故事”，《南方周末》，2002年9月12日。 
11、 封新城答记者问，见子非鱼：“爱上城市的故事”，《南方周末》，2002年9月12日。 
12、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64页。 
13、 [荷兰]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形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108页。 
14、 比如，“城市魅城力排行榜”、“成都：第四城”（2000年9月15日，No.91）、“就这样爱上广州”（2001年11月15日，No.119）、“云南：体验之都”、“换一个角度看上海：谁是未来中国的时尚地标”（2002年11月1日，No.142），“重庆：第N城”（2005年10月15，No.213）。 
15、 刘士林：“何见南京有伤感“，《网周刊》，2003年3月12日。 
16、“城市魅力排行榜”，《新周刊》，1998年8月1日，No.45。 
17、 胡尧熙：“双城故事”，《新周刊》，2005年10月17日，No.213期。 
18、 喻乐：“《新周刊》的八年抗战之路――幸存者的游戏”，《传媒》杂志2004年8月号。 
19、 “重庆：第N城”首发式上《新周刊》执行主编封新城接受媒体采访。见“《新周刊》解读重庆N种可能性”，2005年10月11日华商网—重庆时报。 

20、 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2月16日发布的经济普查主要数据第三号公报显示，2004年中国金融业利润906亿元，而房地产企业例如总额为1225亿元。见《新京报》2005年12月17日。 
21、反思与批判城市进程的主要专题还包括，“国际大都市的8道门槛”（2002年12月1日，No.144）、“城市外卖”（2003年2月1日，No.148）、“城市使用说明书”（2003年11月1日，No.166）、“城市显学”（2004年3月5日，No.173）、“外滩及其倡导的生活”（2002年9月1日）、“上海不是榜样”（2003年2月15日，No.149）、“城市化大跃进”和“哪个城市不想大？――中国城市区划：成长的意识流”（2003年8月1日，No.160）。 
22、 佟达：“为什么乡村开始仇恨城市?”，《新周刊》，2005年1月15日No.194。 
23、 “我们希望”，《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12月31日。 
24、 柳剑能，张志安：“杂志创新策略——访《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新闻记者》，2003年11月。 
25、 封新城：“新锐能表达我们的追求”，见《新周刊》200期之中国周刊市场对话专题，2005年04月07日，《新周刊》200期之中国周刊市场对话专题，2005年4月7日。见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5-04-07/16436319423.shtml 
26、 《新周刊》，2001年8月1日，No.112。 
27、 [法]米歇尔•德塞都：《走在城市里》，参件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都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320页。 
28、 喻乐：“《新周刊》的八年抗战之路――幸存者的游戏”，《传媒》杂志2004年8月号。 
29、 “重庆：第N城”首发式上《新周刊》执行主编封新城接受媒体采访。见“《新周刊》解读重庆N种可能性”，2005年10月11日华商网—重庆时报。 
30、 林娟娟：“《新周刊》批判”，《新闻记者》2002年第5期。 
31、 《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新锐能表达我们的追求”，见《新周刊》200期之中国周刊市场对话专题，2005年4月7日。见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5-04-07/16436319423.shtml 
32、刘士林：“何见南京有伤感”，《网周刊》，2003年3月12日。 
33、 刘士林：“何见南京有伤感”，《网周刊》，2003年3月12日。 
34、 房地产套牢城市里的每一个中国人？，《新周刊》，2004年10月11日。 
35、 何树青、实建：“城市败笔”，《新周刊》，2000年3月15日，No.79 
36、“社科院报告：大栅栏已成典型贫民窟”，2005年6月17日《新京报》 
37、 [荷兰]根特城市研究小组著：《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332页。 
38、 [荷兰]根特城市研究小组著：《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333页。 
39、 [美]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6页。 
40、 [美]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译林出版社2005年，122页。 
41、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341页。 
42、 北京全市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99.5%，有线电视入户率为62.1%。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顺利推进。年内实现了让90个自然村的农村居民看上电视的目标。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147台。来源：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发展计划处http://www.beijingit.gov.cn/jcsj/t20050622_115759.htm。 
4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家庭的电视机拥有率已经陆续开始超过100％。2002年拥有两台和两台以上的电视机家庭比例在城市已经达到24.9％，即使在农村也达到了13.5％。参阅陈素白：《中国城市家庭媒介接触与广告关注》，媒体资源网，http://www.allchina.cn/info/fhtml/qikan/xdgg/033036354.htm。 
44、 北京市全市网民数402万人，占全部人口的27.6%，比例为全国最高。来源：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发展计划处http://www.beijingit.gov.cn/jcsj/t20050622_115759.htm 
45、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318页。 
46、 [荷兰]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形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96页。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47、[英] 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268页。 
48、[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0－121页。 
49、 [美]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7页。 
50、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8-69页。 
51、 [荷兰]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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