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1)(2)
2015-03-22 01:03
导读：向朝贡国颁发明朝的官方历书《大通历》，则是宗主权的一种标志，完全如同接受中国历书就是一种承认明王朝及其伟大的标志一样。朝鲜曾由于某种事故
向朝贡国颁发明朝的官方历书《大通历》，则是宗主权的一种标志，完全如同接受中国历书就是一种承认明王朝及其伟大的标志一样。朝鲜曾由于某种事故而长期拖延采纳明代新历书，以至于激怒了洪武。历史上有时也会出现中国为朝贡国祭祀山河的例证。如在郑和远航期间，曾于满刺加和柯枝(Cochin，科钦)所作过的那样。朝贡制度表现为文化传播的一种颇有意义的媒体。除了皇历之外，皇帝和朝廷还授命郑和船队向西洋各国赠送儒家伦理经典、医学和针灸、六经、智慧之书与诗词、传记等著作。钱币与兵器，本来是明政府严加控制的，但郑和船队也在西洋广加赠赏，以交换贡品。郑和船队带去的还有度量衡器具及官服、乐器、绘画以及书法用品。所以，在郑和出使中，文化与文明方面的目的，超越了经济与贸易方面的考虑。这也是大明王朝“怀柔远人”的传统。
在郑和远航中，根据传统的互相承诺，既不是条约，也不是常见的协议。西洋所献贡品的价值，可以任人自由评说，也完全如同中国皇帝所赏赐的礼物一样。它们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意义。中国官吏们所宣扬的是上天的仁慈，朝廷注重的是皇帝的权威不受损害，而不是利润得失。
虽然永乐帝在开展外交关系的同时，又重开三个司舶司：宁波与日本，泉州与菲律宾和广州与南洋群岛通商互市。明王朝除了与日本之间从事的堪合贸易之外，南亚、东南亚诸国纷纷来朝。但是，郑和的海上远航，从来就不是和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真正的贸易行为。中国与葡萄牙完全不同，它既不寻求占地，也不追求黄金和奴隶，更不会贪婪地掠夺香料。郑和船队中最多也是只会有几个太监从事海岸小买卖，于某一港口抛售于前一站采购的商品，如在非洲推销他们在古里市场上采购到的珍异物。中国的这种与朝贡制度密切相联系的外贸，深受两大弊端之苦。首先是它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由国家垄断；其次是受朝贡制的限制，因为任何拒绝向中国纳贡的国家，都会立即被关闭在与中国官方交往的大门之外。这种贸易的交易额并不大，即使对于朝贡国也如此。许多商人被迫冒充使节，打着官方使团的幌子从事交易。这些假冒的“使节”必然会加重中国人的负担，因为中国人必须非常体面地接待他们，让他们住好和吃好。中国人还要负责运输这些人携带的大量商品，因为中国朝廷也看不起那些携带很少商品的使节。中国人对这些假冒使节的商旅，也是薄来厚往。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根据儒家伦理，经商是一种低等的、有损荣誉的和与文人身份不相符的职业，商人属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士。所以，让郑和船队远航胡夷人地区去经商，这是中国朝廷、高官和文人们绝不会允许的，皇帝更不会亲自参与此事。明政府也明令禁止王公及其后裔们从事经商行为，这些人在破落后，宁可做文人、艺人，甚至为匪作盗，也不肯经商。当然，太监们也会偷偷截留某些番邦贡品，某些高官们也可以从非法进入中国的商品交易中谋利，不过这都是非法之举，从未形成过社会的主流。
郑和航海的目的与欧洲人不同。由于其中的私人商品被迫在外交使团的行囊中秘密旅行。无论这种观念是否为乌托邦式的，它也与同时代的欧洲观念背道而驰。在欧洲，新兴国家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当教皇权威衰弱时，查理五世(CharlesQuint)和法兰西斯一世(Franois I[er])于16世纪还在争夺皇帝的头衔。欧洲君主之间普遍具有血缘和友谊关系，甚至是手足情或世仇宿敌的关系，但从未存在过归附某位受天命者的关系。法兰西斯一世与英国的亨利八世在1520年的“金呢营”会晤时，也未曾赤手空拳地搏斗，却是通过手段与挑衅而对峙。总之，欧洲国家之间具有平等的、竞争的和对抗的关系。结盟、对立、战争、商务或艺术竞争，甚至还有财产、人员和思想的自由交流，这是欧洲政坛和财坛游戏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君主们非常寄希望于金融业者，以支持其不间断的战争和供应宫廷消遣。中国却不需要这一切，无论商贾们多么富裕，他们也根本无法接近天子。在欧洲，任何人都不会真正想到世界和平，而是将此留给了彼方。欧洲的宗教思想与中国的诸教并存论相反，它是非常两极化的，只有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因而欧洲也只有十字军东征和圣战，而且二者之间不可能有调和，惟有从事商业交易的时间除外。总之，当时处于多种冲突中的欧洲，不可能有象征性的纳贡，而只会有条约、停战、间断性战争或短暂结盟。一旦当某个欧洲国家变强大时，其他国家或出于自愿或被迫而争相结盟以与此对抗。西方外交的关键词就是：平等、竞争、贸易、两极思想、国家一民族和私利。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在中国，政治与贸易经常是互相独立的，社会一政治的平衡是一种服从出自“天”的既定秩序。但在西方，这种平衡只不过是不停的对立和冲突造成的那些暂时不稳定的结果。
进贡与赐礼是朝贡体制的主体，其结果必然会驱动国家贸易。由于郑和远航，藩国使节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出于外交礼仪又不能驱逐他们，只好被迫接受其商品并以支付大量“赏赐礼品”。不过，郑和远航绝不是为了从事贸易活动，而是为了远播大明王朝的威望。炫耀大明皇帝的权势与道德、携归新的贡物、唤醒旧有“番部”、展现中华文明的先进性，这才是郑和远航的真正目的。他们有时也将言行相结合，帮助效忠大明王朝的朝贡国驱逐篡权者，或者是消灭过分猖狂的海盗。但中国人与欧洲人，特别是与地中海人的行为截然不同，他们从未想到过回避某种作为屏障的大文明，诸如伊斯兰教那样的文明。15世纪的中国人并不像他们的欧洲同代人那样，受领土和贸易欲望的支配。中国人认为自己拥有一切，官府也决心要加强本国的自给自足。所以，在郑和远航中根本谈不到从事抢劫和其他丑恶的暴力行动。郑和等人以承认当地政权的合法性，尊重上天的愿望之办法，来鼓励朝贡国对明王朝的忠诚。为了维持诸多国家的“藩属”地位，郑和使用了两种办法：威慑和恩宠，即恩威并重。
威慑是以宝船船队的势力及其威严而实施的。恩宠是通过赏赐多种作为中华文明之象征物的礼品而体现的：丝绸、布匹、瓷器和漆器，甚至还有历书、绘画和经书。这些礼品都是当地原住民所钟爱的昂贵物品。
陪同郑和的“会稽山樵马欢”与费信一样，是郑和下西洋的直接见证人。他于1380年左右生于一个贫困家庭，于杭州湾南岸度过了其童年，从小就看惯了大海与远洋帆船。马欢本人是穆斯林，以“通事”(翻译)身份3次随郑和下西洋。但他似乎更加精通于波斯语而不是阿拉伯语。因为他经常提到的那些物产、地名和人名是波斯语发音，而不是阿拉伯语发音，特别是他在对天方国默伽(La Mecque)的描述中更为如此，尽管马欢自称精通阿拉璧语。马欢在20岁时，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取字宗道。马欢的朋友和同事，并在远航中陪同他的郭崇礼协助他完成了《瀛涯胜览》一书。该书对于船员们的海上生活、船队的内部组织、航行规则、不同意见的争论等，都出言非常谨慎，几乎是避而不谈。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总之，郑和是一个具有特殊才干的人、大航海家、无与伦比的组织家和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但郑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将军”。
郑和从第5次远航，至少是其船队的部分成员就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其中包括木骨都束(Mogadiscio)、不刺哇(Brawa)、马林地(Malinde)、竹步(Djubo)，可能还有索马里海岸。但郑和对于“黄色大陆”与“黑色大陆”的首次历史性相会，未提供更多的详细资料。无论如何，郑和船队的人员似乎从未深入到非洲大陆的腹地。他们仅满足于沿海岸航行，只到达赤道稍偏南的麻林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一支分宗船队曾到达过桑给巴尔，尽管该地名出现在郑和航海图上。至于郑和船队绕过好望角一说，可能性更几近于零。
对于郑和航海戛然而止的原因，作者认为这与明代整个航海事业的衰败密不可分。在宣德皇帝于1435年晏驾后，英宗皇帝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张氏皇太后手中，又由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辅政。此后宦官们的权力增大，特别是王振(？—1449年)专政，触犯众怒，再派太监出洋，已无可能。明朝太监横行，阉党猖獗，不能说与郑和无关。
朱祁镇9岁登基，他不了解其先祖们。郑和船队最后一次返回时，他仅6岁。他已与宣德帝的传统断裂了。当时出现的其他事件，也纠缠住了明政府的精力和注意力。当然，中国也派出了某些使节赴国外授印册封，如王景弘于1434年前往苏门答腊。但外交交往却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稀少了。由于皇帝缺乏主观意愿和主动性，故整个明帝国也变成了一个由一大群无创造性的官吏们治理的一盘散沙。当永乐于1415年决定开通从杭州到天津的数百里大运河时，便敲响了海运粮食的丧钟。由此而使从事海运的人数、造船、海员的数量、海员的地位、船舶的修理、船舶的体积等，均受到了严重影响。明朝朝中的官吏中出身于南方者大都逝世，新权贵们大都久居北方，对航海失去了兴趣。朝廷于1436年决定禁止建造海帆船，并压缩了战船的数目。1524年，皇帝下诏禁止在通州制造任何船只，其借口是为了减轻国民的苦难。1435年，事态更加恶化，由于缺乏岛屿基地，中国只得制造勉强能在浅水中航行和比较容易操纵的小船，到16世纪初叶，明朝最大的战船也只有百人的船组人员，比郑和时代少10倍。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但从15世纪起，意大利的大型商船便能载1000吨的货物。中国船的质量也下降了：木板很薄、钉子与捻缝不足、使用二手材料、技工缺乏。葡萄牙人在地理和技术(造船、海图、天文航行、绕行非洲)方面，都在大力向前推进，很快就远远地超越了明王朝。
中国士兵成千上万地开小差，明政府被迫征召平民去确保海防。海军的地位与军饷均恶化。中国航海衰落的最初警报出现在永乐末年，中国的一支海军于1420年左右在红河上的中国一安南冲突中失败。在洪熙年间，明朝就曾经短时间地全面停止远航。继宣德晏驾后，由于一系列的社会一经济困难、儒家官吏们的保守言论，明朝才全面停止远航。16世纪初叶，造两桅以上帆船者，便可以被判处死刑。1525年的一道诏令，严令海防官吏们立即拆毁所有这类船舶并逮捕任何继续使用这种船的海员。1551年，任何乘一桅以上船出海者，都会被视为间谍。法律条条，可谓森严。
更糟的情况是继1470—1520年的倒退之后，倭寇猖獗。甚至连南京、宁波和广州这样的重要港口，也受到了倭寇血腥袭击。也正是在这个16世纪初叶，习俗更加粗陋的新“胡人”又打到了中国的大门口，这就是葡萄牙人。继葡人之后，其他的欧洲人——同样都更加粗暴、更加顽固和更加贪婪的西班牙人与荷兰人也接踵而来。再没有比他们更危险的人了，因为他们都是一些更加不合情理的胡人。中国自宣德之后，基本上忽略了海洋。但葡萄牙人在夺取了非洲东海岸之后，又继续向辽阔的亚洲大陆扩张，先到达古里，后夺取满刺加这些具有战略性并对国际贸易至关重要的咽喉要塞。
1517年，当葡使彼来资(Pirès)要求中国皇帝召对时，中国朝廷拒绝接见他并命他立即离开广东。因为中国只知道葡萄牙是一个刚刚征服了中国的朝贡国满刺加的番邦。中国皇帝曾命令暹罗国王支援满剌加，但没人肯听从。只有爪哇人于1513年试图以一支约100只战船的船队去收复满剌加，但葡人的势力在此期间已得到了加强。在1557年左右，中国人在澳门也只能以一堵城墙来隔离葡萄牙人。处于中国直接影响之外的马尼拉，也于1571年被西班牙人所征服，这是麦哲伦经过那里并在那里被杀50年之后的事了。当时许多欧洲的观察家都认为，中国明朝的海防力量非常薄弱。西班牙占领下的菲律宾的王室财务大臣胡安一巴普蒂斯塔·罗曼(Juan-Baptista Roman)曾企图征服中国，至少是征服其南方沿海各省。他只有5000人、半打大帆船和同样的帆桨战船。这一切在郑和宝船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只有很少几次重组其战船队。其一在1562年，当时戚继光成功地击退了倭寇船队；其二在1598年，中国人在援朝抗日战争中获胜。中国海军于其他时期，均未能再扬国威。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郑和航海的中止，更多的原因是国内的。
首先是中国在1430年之后的数十年内，遇到了严重的经济、财政和军事困难。连续出现的货币危机使宝钞(纸币)贬值，尽管明帝国极力游说，大明朝贡国中的任何国家都不想要它了。在1450年之后，甚至国家也要求国民用银币而不是用纸币交纳税赋了。自正统年间以来，国内天灾不断，耗尽了那些官吏们的精力，使他们对海上冒险索然无趣了。如在1434—1444年间，淮海流域和长江下游水患频发，饥荒不断。1437—1454年于山西和陕西连续干旱，浙江于1440—1445年是瘟疫和干旱。1448—1449年间爆发了矿工与农民起义。特别是明朝北部又有蒙古人的侵扰，终酿土木之变。中国南方人口锐减。如浙江省于1371之后的100多年间，人口从1050万减少到530万，福建从400万减少到200万，广东从300万减少到200万。人口减少引起了财政收入的锐减，导致国库空虚，从而动摇了明王朝统治的根基。
明代儒学家和理学家官吏们，都以强化他们的政治和思想论点，而对郑和下西洋作出了强烈反对的反应。户部尚书夏元吉、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等反对派很活跃。事实上，支持与反对继续下西洋的人，是儒家官吏与太监之间的一场对立。永乐由于经常出现在蒙古战场上并长时间地滞留于北京，造成了宫中腐败的恶化。这些远航耗费巨大，“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明史·郑和传》)。刘大夏则对兵部尚书项忠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在永乐年间(1412—1424年)建造的1800艘海船中，有1700多艘是于前6年造成的，包括著名的宝船在内。造一艘大船的代价是近1000担(近60吨)的大米。这对于同时代每年有3000万担大米收入的国家来说，尚可接受。6年间制造1700艘船，即每年平均耗费28.3万担大米，也就是不足国家全年大米收入的1％。到1410年，首次爆发蒙古之战时，明代造船的努力实际上已经告终。每4年派遣3万人到远海航行近18个月，必然要付出巨大的财政代价，明政府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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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儒家文化的专制性中国，可能会向国际贸易开放。朝贡制也在逐渐地变化，甚至国际私人贸易也会得到发展，资本主义也会有发展起来的机遇。但中国的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国家的枷锁是非常坚实的，任何力量都很难冲破。
中国的朝贡贸易制是否为赚钱的交易呢？中国以其威望和朝贡贸易那典型的外交特征，会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而获得某些财宝。如在1433年之前，中国可以用半文铜钱而购得一斤苏木，到自由市场上，每斤可卖到5—10文钱。中国收到的各国进贡的白银与黄金的数量不菲。如从朝鲜获得1600两黄金和1万两白银，从安南获得了千余两黄金和2万两白银。但对于一个庞大的中国来说，这一切也难以称为丰厚收入。
在1406年的郑和首次下西洋期间，当郑和为调停满者伯夷东西二王之争时，导致170名中国海军士兵的死亡。明朝朝廷要求赔偿6万两黄金，实际上只获得1万两。如果从总体上来看，朝贡贸易使明朝政府有利可图，那也必须在汉文化圈国家(朝鲜、安南和日本)、广义上的“西域”(蒙古、女真、诸绿洲与沙哈鲁哈的呼罗珊)、与郑和远航中特别注重的西洋诸国之间，作出明确区别。那些遥远国家(忽鲁谟厮国、阿丹国、东非)往往不会为明王朝带来任何实惠，最多也只能丰富皇帝珍异物的收藏品和满足某些特权人物的好奇心。中国对于首次来访的国家，必须作出与其尊严、国力和威望相符的表现。穆斯林国家一般都很好客和慷慨。马欢就提到，忽鲁谟斯“国王将狮子、麒麟、马匹、珍珠、宝石等物，并金叶表文，进贡于朝廷”。但郑和远航的发现探险，与朝贡制的远大抱负并不相符。当时的中国在执行海外政策中，没有任何模式相依。明王朝是东亚没有竞争对手的大国，其周围的许多小国，都需要向中国学习并向它纳贡。当时俄罗斯帝国还是一个政治侏儒，萨法威王朝的波斯与莫卧儿王朝的印度尚在襁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胁迫中国，只有北部的蒙古人或瓦剌人对明王朝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威胁。明王朝并不善于向外国学习。欧洲却相反，它与现代的日本一样，善于从其领土之外寻求宗教、意识、人文、科学、政治和刑法的参照点。罗马、古希腊和近东(《圣经》的独神论)都丰富了西方的思想。在1406—1433年间及此后，中国始终停留在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中，其他任何的海外交流均被视为非法。中国忽略了一种本来可以赋予它身居东亚首位的有利条件，中国在印度和非洲的活动，要早于欧洲人一个世纪，但中国人进入这些“胡人”区既不是为了征服他们、抢劫他们，更不会去归化他们，没有任何劫掠，没有任何抓捕奴隶的行为，中国也没有可以代替国家而参与海上活动的商人阶级。尽管中国16世纪的市场经济很活跃，但明王朝从未经历过资本主义。朝贡制与天朝官吏制的结合，对于中华帝国是非常有害的，它只能使中国趋向于保守和封闭。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总而言之，当西方正准备冲向全球的时候，中国却自我退缩。15世纪末，也就是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近半个世纪之后，车轮开始转动，地图开始流通。欧洲走出了长期的封闭，挽回了其工艺技术的长期落后，抛弃了其小卒子的角色，在远东得以立足。一旦摆脱束缚之后，它便冲向了可供侵占的土地(美洲、菲律宾)和可供掠夺的市场。中国却由于受其僵化制度的支配，错过了世界第一次向现代化的冲刺的有利时机，也错过了由郑和远航打开国际贸易的有利时机。
自从郑和远航之后，世界的未来便取决于海洋。谁夺取了海洋，便打开了财富的宝库，找到了致富的捷径。当时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中国，却无视于海洋的潜在能力。明朝皇帝实际上只统治着其宫中的几公亩土地，将整个国家留给了太监们的魔爪以及一个保守官府的系统控制之下了。中国皇帝自愿地使其显赫的海军失去了辉煌，大明王朝那技术和工艺的先进性，如同白雪在阳光下融化了一般。郑和的英雄史诗由于缺乏持续性和传承性，已曾经沧海难为水了。倭寇肆无忌惮地抢劫中国海岸，大明却只埋头于经营其长城。在这种持续孤立的背后，又形成了北方胡族人的危险。中国官府培育道德，热衷于“养性”，却窒息了人的主动性与自由性。
总之，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这部《启蒙之龙》，虽资料不丰富，却针对郑和研究领域中多年来的争论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成了一家之言，颇有参考价值。
三 彼埃·格马拉先生的历史小说演义性著作《海军大将军郑和的生平与传奇》(15)
2000年，法国作家彼埃·格马拉(Pierre Gamarra)先生推出了一部以郑和下西洋为内容的小说《海军大将军郑和的生平与传奇》。作者生于法国图鲁兹(Toulouse)，任《欧洲》杂志社的社长。他一生写过许多小说，并屡获大奖。这部洋洋洒洒的著作，长达近500页，基本是以《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的内容为线索，再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拼合而成。全书仿历史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但由于缺少具体细节和丰富而又确切的中国历史知识，而使全书显得缺乏生气。全书共分为21章：《古里之行》、《奔赴天方》、《在蒙古人的大刀之下》、《赛典赤》(以上4章是讲郑和的先祖及其父马哈只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继续》、《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上三章是讲郑和航海的历史背景的)，《从被阉到攫取太监的权力》、《北京》、《惠帝的结局》、《郑和的出世》、《西洋海军将军》、《大船队》、《首次下西洋》、《丝绸与宝石》、《寺庙与战争》、《忽鲁谟厮与溜山国》、《非洲》、《仇恨与黄金》、《第7次下西洋》、《最后的遗言》。作者在结尾部分杜撰了郑和绘制《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的地图，郑和与王景弘、马欢以及天妃的谈话，纯属杜撰。
大学排名 总之，此书的文献价值不大，虽然文笔尚称得起优美，但故事情节很枯燥。其关键原因是作者非常不了解中国的国情，特别是不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武断地模拟了达·伽马、麦哲伦和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故事，使全书显得不中不西，不伦不类。
综上所述，法国汉学界对于郑和下西洋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确有不少成果。当然，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现在缺乏全新的资料，档案文献的挖掘已经相当彻底了。在此基础上再深入一步，确有困难。但只有中国与外国同行的共同努力，才会将此项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注释：
①J·V·G·Mills, Ma Huan, Ying-yai sheng-lan, the Overall Sourvey of the ocean' s shore, Hakluyt society, Cambridge, 1970.
②Paul Pelliot, 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T' oung Pao, d XXX, 1933.
③J·J·L·Duyvendak, Ma Huan re-examined, Amsterdam, 1933.
④W·W·Rockhill, 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T' oung pao, 1915 et 1916.
⑤G·Foccardi, The Chinese traverlers of the Ming periodo, Wesbaden, 1986.
⑥Louis Gaillard, Nankin d' alors et d' aujourdhui, Variété sinologigues, n°23, Changha 1903.
⑦Daniel Boorstin, Les découvreurs, Seghers 1986.
⑧Paul Pelliot, Compte: rendu, Journal Asiatique, 1914.
⑨Paul Pelliot, 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T' oung pao, XXX, 1933.
⑩Paul Pelliot, Notes additionnelles sur Tcheng Houo et sur ses voyages, T' oung pao XXXI, 1935.
(11)Paul Pelliot, Encore à propos des Voyages de Tcheng Houo, T' oung pao, XXXXII, 1936.
(12)Dominique Lelièvre, Le Dragon de lumière, les grandes expéditions des Ming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Editions France-Empir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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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Mulakhkhas al-fitan ( 1411—1412年) .
(14)Réné Grousset, L' Empire des steppes, Payot, 1942, P318.
(15)Pierre Gamarra, Vie et Prodiges du grand amiral Zheng He, Mazarine, département de La Librairie Fayard,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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