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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有一些邻近或者交叉的学科，“国外汉学”即是其中之一。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出现了持续升温的“汉学热”，引起了比较文学界的密切关注。周发祥条分缕析地辨明了国际汉学与比较文学在学科性质、学术内涵和研究宗旨上的异同之点，有力地推动了比较文学研究。简言之，两者虽然分立门户，但其间也存在着渗透、交叉、叠合等关系。我们认为，辨明两者在学科上的异同之处固然十分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应该辨明比较文学如何借鉴和利用国外汉学，而且只有明辨于此，两者的异同之处才能够看得更清晰、更深入些。
汉学家持久的译介、注释、品评、研考，展示了沟通并认同一种异质文化与文学的艰难。而对于我们这些比较文学学者来说，其艰苦历程、其得失成败，便弥足珍贵。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自然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为重心，而国外汉学在专攻中国文学的同时也做中外比较，因此它所提供的借鉴是多方面的：其一，梳理中外文学交流史；其二，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学；其三，不断更新文学研究方法；其四，积极开展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以上是两种学科关系的一个方面。反过来，我们也应该看到，反馈国外汉学也要借鉴比较文学（起码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如此）。目前汉学热呈现着诱人的景象：学者们钩故实，辨轨迹，品学人，评名著，述创见，说方法，天空海阔，无所不能。但事实证明，无论哪种研究，如果采用比较的视角与方法，当会使反馈工作做得更好些。因此可以说，比较文学与国外汉学各有所长，应该互相借鉴、互相利用。
青乔对《卞之琳译文集》的编辑和整理；陶庆梅与他人合作翻译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以中西文化碰撞为背景的中国当代小剧场运动的研究；程玉梅完成的《中诗英译：理论与实践》，所翻译的西方汉学家的一些论文，都是中西文学交流与借鉴的体现。
现代中国文学和日本的关系，与其和欧美的关系具有差异性。董炳月的研究揭示了这种差异性产生的根源。一方面与近代中日两国历史关系的特殊状况相关联，同时取决于中国留日作家群体在中国新文学发生过程中承担的功能。留日作家群对日本的描述及其对日本影响的接受，确认了他们在近代中日文学关系中的“媒介”身份。一方面，他们描绘日本社会的生活形态，将感性的日本呈现给中国读者。同时，他们也把来自日本的影响转化为文化精神溶入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留日作家的“媒介”性质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是主动的同时也是被动的。他们叙述着日本，同时也被日本人叙述。保持这种密切关系的中日现代文学，最适合于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来把握。或者说，这种国别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本身，证明着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然性。在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受到个别的、伴随着狭隘的学术观念的怀疑的时候，中日现代文学的这种关系在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层面上也具有启示意义。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在这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里，本室退休几位先生也是老有所为。刚刚于今年六月退休的程广林翻译了《竹内实文集（1-6）》，在今年全部出版；李聃在中·俄汉学研究和交流方面整理了大量资料；陈圣生依然译笔不辍，从英国小说到西方诗论多有建树。
第五，提出比较文学研究的第四种模式。
到目前为止，现代比较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都与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密切相关。所谓的影响研究发端于民族国家在欧洲得到确立的时期，其背后的推动力就是现代民族主义。这种模式是比较研究的经典性课题。第二个阶段叫平行研究，是冷战时期的主导性研究模式。这个时期的文学研究最忌讳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因素”的干扰，所以比较文学致力于不同文学的“内在价值”的比较。继之而起的新模式没有一个公认的名称，但是和所谓的后殖民批评有着明显的关系，甚至可以把后殖民批评称为比较研究的第三种模式。这种模式从后结构理论吸取了“话语”、“权力”等概念，致力于清算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尤其是其文化方面的问题。
陈燕谷以相当充分的理由提出了比较研究的第四种模式，也就是“新帝国治下的比较研究”。后殖民批评的假设前提是正式的帝国/殖民主义时代已然成为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点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当时不同政治阵营能够加之于对方的最严厉的谴责莫过于“帝国主义”了。这种共识是后殖民批评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先决条件，当“帝国”去而复返，上述先决条件不复存在，自然意味着后殖民批评不再具有不证自明的有效性。今天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比较研究必须在新帝国条件下重新界定自己的任务和方向。
新帝国的发明权属于美国，其名称有时候叫“新罗马帝国”，有时候叫“美国治下的和平”，但都不能很好地反映它真正的性质。新帝国果断地使用“正确”与“错误”的语言，坚信自己掌握着“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是正确的正义原则”，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条件下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但在任何地区任何时候都不存在不同的道德。为了实现目标，新帝国有权力单方面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有权力强迫每一个国家承担起它们的“主权责任”。新帝国背后的哲学思想是承认真理、道德和价值的多样性是一种致命的虚无主义，而且对虚无主义有一种类似或冒充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恐惧和憎恶。帝国文明的高贵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尽管真理是要与利益相结合的，但它仍然表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思想性，而这种品格与冷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大相径庭。所有这些都是很新鲜的东西，很耐人寻味。各种非帝国文明该何去何从，这应当成为比较研究的正业。另一方面，“新帝国文明”毕竟是一种很奇特的东西。一般地说，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当它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文明，或者至少容易让人相信它的形式主义是主导的方面。这个文明通常宁愿将其暴力的性质深深地掩藏起来，让暴力披上一层委婉化的外衣。它的实质性内涵往往是在发生严重冲突或危机的时候才显露出来，而且由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甚至在这样的时候也主要是在所谓的后发国家以某种怪诞的方式表现出来，但今天的形势似乎并没有让人感觉到那样的严重性。这里也是比较研究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
第六，编辑多种刊物，推动比较文学发展。
比较学科曾编辑过《文学研究动态》和《中外文学参考》两种刊物（因资金短缺而停刊），深受读者喜爱。目前，本室拥有四本学术杂志。其一为本室与外文所、西安外国语学院共同创办的《人文新视野》，已经出版两期《诗学新探》和《社会·艺术·对话》，第三期即将付梓。周发祥、叶舒宪为主编，程玉梅为编务；其二为“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合办的译研并重的刊物，第一期已基本完成；其他两个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综合性学术思想杂志分别为陈燕谷主编的《视界》和贺照田主编的《学术思想评论》。陶庆梅为《视界》的编辑之一。《视界》联合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研究的中坚力量，具有鲜明的文化研究特色，不断推出当代东西方大众消费社会共有的基本热点问题，也不断深化对亚洲本土意识的反思；《学术思想评论》作为深度反思的专业性杂志，一直致力于开掘中外学术的有效资源，在多学科视野里追究知识生产的真实问题，具有极强的探索性。这两份完全依靠社会资金支持的杂志，不仅得到国内各个学科具有影响里的学者的认可，而且已经在国际学界产生了影响，国外一些知名学者主动投稿，主编本人的研究也在国外受到关注。
基于以上学科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本学科在学科发展中的成绩及其在学科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本室对比较文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建设有以下设想： 大学排名
第一，坚持学科发展总体目标与定位，确保在责任期内高水平地完成研究课题。
比较文学学科的总体目标是，以国际性视野统领知识生产的各个环节，在相对开放的学术氛围中强化文学研究作为思维方式的特质，通过多样化的研究课题、研究手段，探讨文学思维在人类精神发展史上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从而使比较文学研究更直接地介入当代世界的重大思想和文化课题，并为当代学术提供具有文化公共性的学术资源。比较文学学科的学科发展定位为对文学研究的探索和深化。跨文化的国际性视野有助于揭示在国别框架中被遮蔽的问题，多样性的课题和跨学科的尝试有助于克服文学研究就事论事的直观性弱点，建立高度结合理论想象力和现实判断力的工作范式，提倡严谨缜密的分析习惯；比较文学具有跨学科对话能力，但是同时又不会因为跨学科研究而失掉自己的文学思维特性。因此，我们应该推进文学研究在整个学术格局中的创造性功能，保证在责任期内高水平地完成研究课题。
第二，把握主要研究方向，继续拓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学科主要研究方向是包括国际跨文化重大课题研究和国外汉学和相关的翻译比较研究。本学科将致力于强调中国特色的文化立场，从文学的角度参与和推进关于全球化格局问题、亚洲想象问题、大众消费社会文化机制问题等等方面的深度研究，特别是加强这一方面的资料整合工作。本学科将继续推动中·英、中·日比较文学的研究和与其相关的国外汉学研究。
第三，加强科研队伍建设、学术基础建设和科研手段现代化建设
比较文学学科在科研队伍建设方面将继续采用虚实结合的策略，最大限度地确保学术水准。具体而言，在充分调动研究室成员的个人兴趣、确保个人研究顺利进行的前提下，根据课题设计的需要，在国际和国内学术界邀请有创造性和有影响力的学者作为本学科的客座研究员，建立相对固定的高质量对话和研究网络。同时，和国内外有关单位逐步建立比较确定的合作关系，通过各种学术讨论会或者合作项目，促进学术交流，提高研究质量。拟于2005-2007年，每年邀请国内著名学者，分别召开“亚洲研究与中国问题”、 “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 “清理全球化的基本问题”、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性问题”等专题研讨会。并且拟将比较文学学科的青年学者送往国外相关学术领域进修。在具备了电脑设备等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比较文学学科将逐步建立基本学术资料信息数据库，将迄今为止由个人保存和搜集的资料逐渐数据化，系统化，并形成与比较文学学科主要研究方向相呼应的积累。同时，与国内外学术集体和个人建立更为经常性的联络网，在信息资料的交换方面以及学会素活动的设计方面，强化现代化的沟通渠道。
总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在对中国文学以及东西方各主要民族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探讨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深化人们对于文学的总体认识，并向比较文化的方向拓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对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文学和文化事业，扩大改革开放，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比较文学学科将一如既往地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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