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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文学资本在信息文化中的话语权力,应该是在信息化逐步社会化、生活化的历史进程中,对信息文化的自身构建进行精神思想与审美价值的强势参入,同时,这种参入也是与信息文化的转换和构建两相应合、互促互动的,这里,表现着这样几个原则、特点和问题:我们必须尊重几千年传流下来的文学经典和传统,因为它们积淀了太多的民族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精华,其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行为心理、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生成与发展,已经形成了无以替代的重大影响和作用,而且也必然会在以后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继续施加这一影响和作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着民族与本土的信息文化的建立与发展;文学资本对信息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是表现在对信息文化的精神与审美价值上的,即保持有民族与本土文化传统的沿续性和继承性,而在具体的种种形态、形式的实践中,文学资本可以自始至终地提供思想的启迪和延伸,并以多方面的情感、心理和美的触动来进入它们的建立与发展之中,或是精神、心理、观念、情感、审美等等的元素,或是人物、情节、语言、形式、架构等等的借鉴;文学资本并不是一个可以被任意拿来、随意开掘、肆意拆解与颠覆的精神审美“矿藏”,它在信息文化中话语权力的形成,是由它的价值性在客观上造成的。尽管“网络文学”、“博客文学”、“手机诗文”等等所存在的主观上任意而为的现象,可能会带来对它的一时的价值认知与判断的含混,甚至是很难有认知与判断的良莠不分,但文学资本价值的固有和守成,却不会因着这一切而那么容易地就遭到损毁,信息文化的兴盛本来也不可能去替代文学这一长久的存在;我们看到,在信息文化的种种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太多的可以迅速实现种种欲望的机会和机遇,精神的、心理的、情绪的、物质的或是几者兼而有之的,都会在网络通道与终端屏显间找到落脚之处并几近狂热地去实践,但这种非理性的、盲目的表达和宣泄,并不是信息文化建立与发展所需要的实践主流,而那些打着信息文化的种种招牌,实际上在夜思梦想着获取个体利益的“网络言行”,则就更不会是与信息文化发展的方向一致了。
第四,文学资本在进入信息文化后所遭受的种种非正确的现实存在,是与信息文化实践与建设主体的精神心理、审美意向和价值观念有相当关系的,这一方面在说明着这一实践与建设主体,的确有着造成这些现实存在的主客观理由,另一方面也在说明着这一主体的构建与组成太过单一而缺乏多方面的进入。之于前者,我们这样认为,一是由于信息文化的实践与建设主体在年龄结构上基本是年轻化的,尚新尚奇尚另类是一种很自然的流行趋势——本来信息化条件也从多方面提供了这一实践能够实现的可能性;二是实践与建设主体有着的平等、自由与种种的个体欲望,在信息化条件下找到了可以释放、获取、实现的方式方法和渠道路径,只求目的而不讲内容和手段的浮躁和轻狂占据着“网络言行”的上风;三是过多的私心杂念和投机行为,在搅扰着实践与建设主体的情绪心理,这很容易在网络实践中造成一种价值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偏差与扭曲。而在后者,由于缺乏社会主流文化阶层人力资源的进入,文学资本在信息文化的实践中并没有被多方面、多样性地认识与使用,其核心的精神与审美价值也难以得到全面、正确地确认和确立,而信息文化实践的在线互动、多方参与、动态未竟的特点,也在有形与无形中设置着进入的“门槛”和区分着进行实践的个人的兴趣爱好,这从另一个侧面,也成为影响信息文化实践与建设主体组成较为单一并趋于年轻化的因素。应该说,信息文化实践与建设主体的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学资本的正确进入和使用。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在与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对应中,很快地转换成了一种文化权力,这种文化权力表现出在文化、经济和社会的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均等和不平等,这与我们所讨论的文学资本的话语权力是截然不同的。文学资本显然是一种社会公共的、共同拥有的和共享的社会文化资源,它进入信息文化的实践之中,不存在拥有者(即“身体化”)信息位势的高、中、低,其话语权力是它的精神与审美价值作为“公权力”的建立和使用,这是我们确立文学资本在信息文化中的话语权力,所必须有着的最低条件和基本原则。当下,信息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兴的、重要的社会文化形态,并在逐渐地向着社会主流文化的中心地带推进,它的影响和作用,将会传达到社会发展特别是未来发展的各个层面上。我们探讨文学资本在其中的话语权力,很可能会为信息文化正确、科学、健康和全面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学术借鉴和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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