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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Idea或eídos理念。苏格拉底曾经力图在伦理问题的探求中寻求“善”的普遍定义和绝对本质,但是小苏格拉底学派在三个方面上的追寻,都并不能通向“至善”。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柏拉图需要再前进一步,使“善”的普遍定义和绝对本质与个别的伦理对象相分离,并视之为独立存在的“理念”。就此而言,“理念”亦即“善本身”或者“美本身”。需要注意的是:柏拉图著作中表示“理念”的两个希腊文词语是可以互换的,即idea和eídos。前者后来被西文直接接受,后者则成为拉丁文的forma,即“形式”。其关键的意义在于:第一,无论“理念”还是这一意义上的“形式”,都是作为超越具体可感物的“存在”,是衍生对象世界的“原型”,所以“形式”在这里并没有“外在形式”、“表现形式”的涵义;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形式因”被解释为“本质”。第二,idea和eídos在希腊文中都是指形式、图形、基本性质等。因此柏拉图的“理念”只能是一种“存在的抽象”,而不是“观念的抽象”,与现代人所谓的“主观”、“个人心灵”式的理念完全不同。朱光潜先生主张将idea和eídos译为“理式”,正是要突出这样的意思。柏拉图所论说的“理念”,是要为一种完整的实在论提供新的基础,以便终结苏格拉底的“至善”问题。但是亚里士多德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在《形而上学》之中写道:“苏格拉底……所创始的‘普遍’并不与‘个别’相分离;……他的继承者(指柏拉图)却认为若要在……感觉本体以外建立任何本体,就必需把普遍理念脱出感觉事物,而使这些……普遍性的……本体独立存在……。”
37、Implied author 隐含作者。接受理论与读者-反应批评的术语,出自布思(Wayne C. Booth)的《小说修辞学》(1961)。该术语意指读者根据作品以及自己的阅读经验所构建的作者形象。
38、Implied reader隐含读者。接受理论与读者-反应批评的术语。讨论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和接受,必然会指向“文本的开放性”,这也正是伊瑟尔所特别讨论的。他发表于1974年的论文《隐含读者》进一步突出了读者对文本的积极参与。“隐含读者”是指内在于文本结构中的丰富的可能性。正如伊瑟尔所描述的:“两个凝视夜空的人也许都在看同样的星群,但是一个人看见犁的形状,另一人则看出了铲子。‘星星’在文学文本中是固定的,但是连接它们的线却有所不同。”
39、Interpretation解释或诠释。通常指一定文本文的解释和理解活动。西方的“诠释学”(Hermeneutics)源于基督教的“释经学”(Exegesis),即对《圣经》文本的诠释。现代诠释学则认为:“诠释”包括三个基本维度:解释(interpretation)、理解(understanding )和应用(application)。
40、Interpretive community 解释的群体。接受理论与读者-反应批评的术语。美国批评家费希认为:“创造意义的既不是文本也不是读者,而是解释的群体”所占有的“解释策略”。组成“解释的群体”的,是“那些并非为了阅读、而是为了写作的……分享着解释策略的人们。换言之,这些策略先于阅读活动而存在……”在费希看来,如果读者对文本达成相同的解释,是由于“同一解释群体的成员必然意见一致,因为他们会看到一切都与其群体既定的目标相关”;相反,如果读者对文本的解释不同,则是由于“不同群体的成员必然与之意见相左”。总之,“意义”其实是取决于读者所属的群体身份。
41、Intertextuality 互文性,亦作“文本的间性”。指两个或多个文本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关系。热奈也用“显文本”(hypertext)和“潜文本”(hypotext)指称互文本和互文关系,比如乔伊斯的《尤利希斯》和荷马的《奥德修纪》,就是“显文本”和“潜文本”的实例。巴赫金强调一切话语都具有对话的因素,所以其论文《小说话语的史前史》特别注意到“戏仿”(parody)和“滑稽”(travesty)在现代小说中的应用。在《语言的欲望》(1980)之中,克里斯托娃将文本界定为“一种互文性的文本排列:在一个给定的文本空间里,来自其他文本的不同话语相互交合”。罗兰·巴尔特也大体上赞同这一观点,他甚至认为所有的文本都是互文性的,“任何文本都是以往之引文的新的组合”。
42、Irony / Ironic 反讽。反讽被认为是支配着现代理解力的主要方式。反讽式的陈述或者描绘,总是包含着与直接的感知正好相反的含义。在西方文论史上,反讽通常被视为现代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
43、Katharsis或者Catharsis净化,又译“卡塔西斯”,后来弗洛伊德所谓的“宣泄”也是用这个词。“净化”起初是指古代宗教祭祀活动所导致的一种情感作用,即:通过热烈的歌、舞、乐将内心的激情摹仿出来,灵魂得到解脱,便也得到了净化。“净化”后来成为亚里士多德解说悲剧的重要概念;悲剧中的“净化”,既是通过“怜悯和恐惧”、也是要排除“怜悯和恐惧”,最终求得新的和谐。
44、Libido 里比多。弗洛伊德的术语,指人的本能冲动。里比多在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曾较多指“性的冲动”,后来他又将里比多定义为“爱的能力”。弗洛伊德对人类的艺术活动进行描述时,里比多也被认为是根本的动因。经过他的分析,艺术活动中的心理状态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解释。
45、Literariness文学性。俄国形式主义的术语,指文学本身的规则。与英美新批评相似,俄国形式主义力图在历史、哲学、传记、心理学等等研究之外,为文学批评建立独立的规则。因此埃亨巴乌姆提出:“形式主义者……具有一种科学实证的精神内,即抛弃哲学的假定、抛弃心理学或者美学的解释。”他就此引用雅克布森的话: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
46、Logical Positivism逻辑实证主义,亦称“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指1920年代起始于石里克、卡尔纳普等“维也纳学派”成员的一种哲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中心移至美国,又综合了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数理逻辑学说。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有意义的命题只有两类,一是经验科学的命题,另一是形式科学的命题(即数学和逻辑的分析性命题);形而上学的命题不属于任何以类,因此应当被拒斥和取消。
47、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意义与意味。美国批评家赫奇所使用的术语。在《解释的有效性》(1967)一书中,他界定了这两个概念:“意义是由文本来呈现的,它是作者通过特殊的符号排列所表达的意思,它是符号所呈现的内容。而意味则是指意义与一个人、一种观念、一种环境、或者可以想象的任何东西之间的关系。”按照他的看法:作者对意义负责,而意味是来自这一意义与作品之外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
48、Metaphor 隐喻。隐喻的希腊文词源包括两个部分,meta的意思是“超越”,pherain的意思是“传送”。即:将一个对象的特征“传送”到另一对象,使之得到“超越”其自身的某种意义。修辞学中的一切比喻,都被认为是隐喻的变体,而“隐喻”作为对字面意义转向比喻意义的基本程序之概括,又是西方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浪漫主义时代特别被强调的“想象”,其实也就是隐喻的过程。想象把自己纳入人类语言机制的方式,正是凭借隐喻;进而从“隐喻”、“象征”到整体的“神话”,成为解析文化意义的符号线索。
49、Mimesis摹仿。文论意义上的摹仿说,植根于古希腊的宇宙学说和信念。在早期希腊的祭祀活动中,人们是要通过歌、舞、乐合一的艺术形式,摹仿、进而宣泄内心的感受和激情,以求灵魂在瞬间摆脱肉体的束缚。毕达哥拉斯学派则是将人类心灵对应于宇宙的结构和秩序,如果说艺术最终摹仿着宇宙中的数字关系,其直接摹仿的对象也只是与之相应的心灵。至德谟克里特,摹仿的对象被重新解释为自然或者外物。但是柏拉图在自己的著述中绝口不提德谟克里特,却强调摹仿的终极对象在于理念的世界。亚里士多德以所谓的“四因说”立论,显然包含着对德谟克里特和柏拉图的双重否定。依照“四因”的逻辑,对象世界的根本既不在于某种原初的物质、也不在于抽象的理念;真正重要的,是世界在“四因”的内在关系中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艺术的过程也是如此,因而“艺术的摹仿”首先是指它在深层上与自然同构。“摹仿”的概念被罗马人承袭时,在贺拉斯、朗吉努斯等人的论说中实际上被置换为“借鉴”,即摹仿古希腊的艺术典范。这在中世纪的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批评中也有所体现,并成为后世古典主义主张的共同根基。中世纪的神学美学则重新解释了摹仿,即:艺术的“摹仿”,就在于摹仿上帝式的、无拘无束的自由创造。后世西方文论仍然不断地提及摹仿,然而其理论形态并没有超出上述几种。直到德里达,曾经被湮没的“摹仿”又被再度提起。他认为文学的问题实际上是文学与真理的关系问题,因此西方人关于相关问题的思索最集中地凝聚在“摹仿”的概念当中。
50、Mirror stage 镜像阶段。拉康所使用的术语。拉康比较了儿童和黑猩猩照镜子时的情形,甚至在儿童的某些智力尚不及黑猩猩的时候,他也可以通过镜子识别自己。而当黑猩猩对这一认知活动失去兴趣的时候,儿童可以进一步作出一些姿势,使“镜像”与真实的活动之间发生关联。拉康认为,这意味着在社会决定自我之前已经产生了一种理想的自我。拉康关于“镜像”的进一步讨论,是强调“我”是在这种虚构的形式中固定下来的,即:我们关于自己的观念,必定是一种虚构,然后我们以这种虚构去抵御现实的进攻。
51、Misunderstanding or misreading 误读。指阅读活动所不可避免的误解。从绝对的意义上说,完全“如实”的理解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任何理解其实都必然包含着某种程度的误读。
52、Mysticism神秘主义,又译“冥契主义”。除去奥古斯丁所代表的教父时代和托马斯·阿奎那所代表的经院时代之外,中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学说,或许是出自晚期的神秘主义者。一般来说,中世纪的神秘主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非正统神学的基础上就基督教进行“属灵”的阐释;另一种则是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进行泛神论的改造。这两种形式的神秘主义,实际上都包含着反经院神学的异端性质。正如后人所看到的:一些神秘主义者从“属灵”走向了“自我”,另一些神秘主义者又沿着泛神论去否定信仰的权威。因此在欧洲文化完成中古到近代的转型过程时,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一种个体的理性意志、一种世俗化的创造热情,却恰好都是通过极端虔敬、甚至极端非理性的神秘信仰得到培育的。就宗教与艺术之间的关联而言,神秘主义常常是一座最自然的桥梁。在宗教的一端,艺术正是神秘对象的表征;在艺术的一端,宗教正可以提供神秘的目的和崇高的冲动。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神秘主义,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创作及其文学理念。
53、Myth 神话。现代西方文论关于神话的研究,是同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尔特密切相关的。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1972)一书中建立了与传统神话观念完全不同的学说,即:神话是一种思维方式。罗兰·巴尔特的《神话学》(1972)则认为神话的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颇多相似。罗兰·巴尔特在神话研究方面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将神话与当代生活相关联,使人们意识到神话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他所说:神话的概念可以说明一种独特的文明过程,使我们知道被历史所决定的环境为什么会显得自然而然;由此则可以揭示被掩盖的“意识形态的恶习”。
54、Neo-Platonism新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被认为是以古希腊思想来建构宗教哲学的典型。其主要代表是普罗提诺,他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基督教神学观念与东方神秘主义等思想熔为一炉,从而为基督教文论的基本取向和奥古斯丁等人的神学思考铺平了道路。所以人们将他视为教父哲学的鼻祖。与柏拉图的“理念”相似,普罗提诺也将美的根源归结到彼岸世界,并对有别于世俗艺术的“美”的追求本身怀有极高的期待。这一方面使西方人借助艺术寻求超越的冲动得以传递,另一方面也必然要求批评去揭示文学背后所隐喻着的永恒真理甚至信仰的启示。
55、Nominalism唯名论。“唯名”与“唯实”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著名争论。洛色林所代表的唯名论学说,认为普遍概念无非是人们用以规定个别对象的名称而已,因此“上帝”这个概念也只是一个名称,并没有与之相应的独一实体。这同正统的三位一体教义是完全对立的,从而引起了普遍的反对。
56、Open and closed texts敞开的文本和封闭的文本。意大利学者艾柯(Umberto Eco)的术语,参见Readerly and writerly texts(可读性文本与可写性文本)。但是艾柯的这一术语又有别于“可读性文本与可写性文本”,他在《作者的角色》(1981)中特别强调:“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敞开的文本,而只能随文本所欲;敞开的文本无论有多么‘敞开’,也不可能任意解释。”
57、Paradigm shift 范式转换。库恩(Thomas 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首先使用这一术语。他认为:特定知识群体或者专家的各种理论,总是会持守一套类似的推证,这就是该群体的“范式”;而自然科学方面的许多发展,恰好是不同于已知的范式。后来福柯用他自己的“话语”(discourse)概念,表达过相似的意思。比如福柯曾提到:孟德尔的理论之所以在19世纪初期不被人们接受,正是因为他所使用的方法完全不同于那个时代的生物学,“孟德尔讲述了真理,但是他没有进入当时生物学话语的真理系统”;因此被人们当作“真理”的东西有时并不在于真理本身,而在于一定的“范式”或者“话语”。
58、Phenomenology现象学。原指关于现象的理论,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都曾使用这一概念。1900年胡塞尔出版《逻辑研究》一书,1913年又出版《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观念》(第一卷),标志了现代意义的现象学方法。现象学首先是一种针对心理主义的批判,认为“回到事物本身”才是唯一的方法论原则。这在文论方面的影响,则是使主观论的美学传统及其思辩性命题受到了挑战。
59、Probable & Necessary “或然律”和“必然律”。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概念。他认为:艺术并不是像历史学家那样“叙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叙述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诗学》所说的“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情”。相对而言,“已经发生的事情”多半只是“个别的、偶然的”,“或然发生”或“必然发生”的事情,才更具普遍性。所以亚里士多德相信“诗偏重于叙述一般,历史则偏重于叙述个别”;即使诗人选用历史题材,也会从中挖掘“符合或然律或必然律的事情”──只有这样,才成其为诗人或者“创造者”。亚里士多德由此从“摹仿”得出了不同于柏拉图的结论:艺术不仅可以表现真理,而且“诗歌比历史更真实”。
60、Psychical distance theory 心理距离说。英国美学家布洛(E. Bullough)提出的一种理论。布洛认为:美感之所以产生,是由于物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心理距离,从而对象不会同现实中的主体发生直接关联,使主体得以忽略对象的功利意义、而是将自己的情感内容转化成对象的特征。
61、Realism唯实论,又译“实在论”,在19世纪文论中也指现实主义。但是在中世纪,“唯实论”是针对“唯名论”的另一种学说,被认为是来自柏拉图以“理念论”为基础的实在论。如果理念或一般概念是实在的、而不只是个别对象的名称,那么概念和逻辑也就不仅仅在于人的主观观念,却具有其自身的实在性;真理的客观性、普遍性由此才能存在。
62、Reconstruction of meanings 意义的重构。施莱尔马赫在他的诠释学手稿中已经提出:解释的实质,就在于“对给定陈述的一种历史的与直觉的、客观的与主观的重构”。“意义重构”之中的“历史的”和“客观的”要素,也被称为“客体的/语言学的维度”,它侧重的是意义生成中的“规则”性。而“直觉的”(divinatory)、“主观的”要素,则是“主体的/心理学的维度”,它强调的是意义生成中的“选择”性。从而“文本”就是选择和规则共同生成的新的意义整体。这种“重构”实际上意味着只能无限趋近、却不可能最终获得被解释的对象;从而所谓“意义”仅仅成为被理解的意义。
63、Readerly and writerly texts 可读性文本与可写性文本。罗兰·巴尔特《S/Z》(1970)中的术语,原文为lisible和scriptable。《S/Z》是对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西尼》的评注,巴尔特用“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区分传统小说与20世纪的文学作品,认为前者的意义是封闭的,后者则强迫读者去添加意义。如他所说:“可写性的文本是我们自己的写作,是在世界的无限运动……被某种减损多样性的单一系统(意识形态、类概念、批评)贯通、交叉、阻断或塑造之前,是意义框架的开放,是语言的无限。”可读性文本则只是“作品”(products)、而不是“创作”(productions)。类似的区分还可以见于艾柯的《作者的角色》(1981),相应的术语是“敞开的文本和封闭的文本”(open and closed texts)。
64、Signified所指。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这是指“能指”所指涉的具体事物或者概念。由于“所指”既可以指涉具象、又可以指涉抽象,因此就有可能脱离具体的事物而表达象征性的意义(比如并不真实存在的“龙”的象征意义)。在20世纪西方的形式批评中,“所指”与“能指”相对应,“能指”是符号的结构层面,“所指”则是符号的意义层面。
65、Signifer能指。索绪尔提出的基本概念,即: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共同构成。后逐渐成为文论领域的普遍话题。“能指”无法被缩减为概念(即“所指”),而“所指”也并不依附于一种特定的“能指”(即一个特定的语音单元)。一个孤立的“能指”(比如字典中的一个单词),可以具有多种含义,这就是多义性。反之,一个概念也可以在不同的能指中得到表达,这就是同义词。其联系往往是随意的,从而意义的变易完全是可能的。
66、Synchronic共时性。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概念,又译“同时性”,与“历时性”相对应。对语言的共时性研究,是注重语言的结构系统、音义关系、即相对稳定的深层特质。文论中的“共时性”意识,后来在20世纪的形式批评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67、Text 文本。主要指文学艺术作品,广义的文本则是指一切人类活动的产物。
68、Textuality of history 历史的文本性。参见Historicity of texts(文本的历史性)。
69、Universality普遍性。苏格拉底的出发点,就是确认一种被智者学派所排斥的“普遍性”。这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苏格拉底的主要贡献”。“普遍性”的问题对于“美”、乃至一般人类价值的讨论,都是非常重要的。苏格拉底认为:“当然,如果我们假定自己知道美的标准,这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当我们说某物更美、或者某物不那么美的时候,已经暗示出存在着一个标准。……完美的线和完美的圆在我们经验的范围内是找不到的,最多只是接近于线或者圆的定义而已。因此一方面是我们日常经验当中不完美的、可变的对象,另一方面则是……普遍的概念。”智者学派关注人本身的生存问题,但是按照他们的相对化辩难,“正义”之类的基本价值在不同城邦、不同群体中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苏格拉底所要揭示的,就是在种种可变的解释背后可能存在的某种确定性。也许我们永远无法从肯定的方面把握和实现这种确定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完美”、“不确定”的感受,用否定的方式体悟“完美”和“确定”。应当说,这正是后世西方区分“渐进的存在”(becoming)与“存在本身”(being)的逻辑方法。至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普遍概念”被命名为“理念”。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柏拉图背离了苏格拉底的初衷,从而要重新将“普遍”寓于“个别”之中。
70、(the) War of Liberal Arts文科之争。指中世纪教会学校与新兴大学之间的一场争论。以奥尔良为中心的教会学校强调语法,以巴黎为中心的新兴大学则坚持“逻辑才是学术的皇后”。文科之争的背景,在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重新发现;其实质则是对人文理性的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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