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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树疯长着，生命之树慢慢在枯萎。
主 体 精 神 的 衰 竭 及 其 他
在进入这一话题之前，我先对路翎写于上世纪40世纪的长篇巨著《财主底的儿女们》进行一番审视，并以此作为一个参照，反观新世纪初的精神状态，在比较的视野下考察人们究竟缺损了些什么。
《财主底儿女们》是一部不同凡响的作品，用胡风的话说，它的问世将被证明“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9 它以江南大族蒋家儿女们的命运为枢轴，展示了上世纪30至40年代间宏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从和平年代上层社会的家宴欢宴，到战火纷飞的惨烈严酷，从青春期的苦闷到个人与周围环境间的冲突龃龉，从家庭内部浓酽的亲情到你死我活的财产争抢，从繁嚣纷杂的都市到僻远保守的乡村，应有尽有。这部作品包蕴量之大并不仅仅体现在外部场景，它对蒋少祖、蒋纯祖等内心精神世界的展示也极为充分透辟，作者孜孜以求的是表现出“光明、斗争的交响和青春的世界底强烈的欢乐。”10 从艺术技艺角度着眼，它是一部不尽完美的作品，几乎每一页都可挑出瑕疵，但它总体上却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气象，将蒋家兄弟（尤其是蒋纯祖）精神世界演进的脉络和各色细微的光谱强有力地展现了出来。由于受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影响，整部作品对人物内心的描述染带着古典交响曲的风韵，笔酣淋漓之际，作者浩大磅礴的生命之流潮水般涌逼过来，将读者围裹住，拖曳着，一路狂奔。尼采对瓦格纳歌剧的评价可移用到这儿：“一个人在这场合宛如把耳朵紧贴世界意志的心房，感觉到狂热的生存欲望象轰鸣的急流或象水花飞溅的小溪由此流向世界的一切血管，他不会突然惊厥吗？他以个人的可怜脆弱的躯壳，岂能忍受发自‘世界黑夜的广大空间’的无数欢呼和哀号的回响，而不在这形而上学的牧羊舞中不断逃避他的原始家乡呢？”11
《财主底儿女们》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深入细致地展示了一代知识人的精神世界，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谓是空前的尝试。自然，它在展现繁复多样的社会生活场景上成就也不容忽视，但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大波》等相比，它的优势在于对人物隐秘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开拓上。在蒋少祖、蒋纯祖的心里，人们看到了他们与中国传统价值间的冲突，看到了他们对乌托邦世界的热切渴求，看到了严酷的生存环境对他们的威压，看到了在生与死的极限状态中人神经质的颤栗搏动（在蒋纯祖逃难途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看到了个人试图变革陈腐的体制时显得多么孱弱无力。他们趋于极致的欢乐、苦痛、颓唐在书页间历历在目，不时冲撞着人们的心。
可以看到，蒋氏兄弟的精神活动不是悬浮在高空的虚无飘渺的幻影，它们有着非常坚实、具体的内涵，与那个时代的思想精神走向和个人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因而他们的生命存在有着阔大深远的物理与心理-精神空间，生气通体贯注，爱、勇气、恐惧、沮丧从每一个毛孔里散溢出来，根本无法将他们化约为一个抽象的符号或僵死的木偶。
而正在在人物形象的处理上，《长势喜人》、《后悔录》、《我和你》等作品与《财主底儿女们》间的差异昭然若揭。这不仅仅是时代环境、文化思潮的变迁与作家个人禀性的差异所致，更是不同的叙事伦理结出的果实。
自上世纪80年代以降，捷克裔的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文坛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成为几代中国作家精神上的导师。而他阐述的小说叙事伦理也相应成为中国作家观照世界的指南针。
昆德拉叙事伦理的核心在于凸显小说这一文体的认识功能，在他看来，小说艺术“不是别的，正是对被遗忘了的存在的探询”；在昆德拉的眼里，它的功用是如此重要，以致成了小说至高无上的目标：“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去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一部不去发现迄今为止尚未为人所知的存在的构成的小说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唯一的道德”。12 他理想中的小说将“能够把诗和哲学整合为一体并不失去它自身的任何特性。它的典型特性……正是它那包容其他体裁、吸收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倾向。”13
任何时代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地蕴含着认识的功用，但昆德拉之所以如此彰显它，其宗旨在于贬斥情感与感性在小说中的作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使我恼火的是他的小说的那种‘气氛’：一个一切都变成了感觉的世界。换句话说，在这儿情感被抬到了价值和真理的地位”；“人不能没有情感，但是，一旦它们本身就是被尊重的价值观念、真理标准有及各种行为的正当理由时，它们就令人恐惧了……当情感取代了理性的思考时，它们就成为缺乏理解和不宽容的基础；就成为如卡尔•荣格所说的‘兽性的上层结构’”。14
作为对20世纪人们将乌托邦理想现实化的狂热激情所酿成的灾难与浩劫的反思，昆德拉的叙事伦理观无疑具有相当的警世价值。和他的精神先驱卡夫卡在《诉讼》、《城堡》中将现代人在庞大的官僚机器网络窘迫艰难的生存处境作了冷峻明晰的揭示一样，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笑忘录》对东欧社会的乌托邦实践作了反讽味十足的描绘，在人在笑声中反思自已的所作所为，休味到苦涩与生存的无奈及种种无法摆脱的结构性悖谬。
然而，知识的树的并不是生命的树。知识与智慧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生命力的丰盈旺盛，有时甚至呈现相反的消长态势。由于昆德拉将小说的认识功能作了空前的拓展，竭力拒斥情感与感性因素，细察之下，他作品字里行间的生命活力却出乎意外地干瘪、萎缩。无论他的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篇对尼采的“永恒轮回”这一命题的畅想有多么灵巧，多么富于音乐的旋律感，除了那将一切化为图式、寓言的智性外，人们很难触摸到多少生命的鲜活气息。在昆德拉的叙事伦理中，认识几乎成了独一无二的神祗，认识一切便意味着主宰一切、操纵一切。一切被感性冲动或激情推动的行动都是愚蠢的，可疑的，只有放弃盲目的行动，对大千世界采取高高在上的静观的态度，才不致于使自己沉沦于这个荒诞的世界中。在历史的累累废墟前，人们除了发出沉重的叹息，吐露几句饱经风桑的机敏的话语之外，实在是一筹莫展。
于是，在昆德拉的文本中，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冷漠无情的智慧机器，他会对周围的环境小心翼翼地探测、爬梳、辨识，会陷于无穷无尽的分析论证，会为自己不时蹦出的惊人发现而自鸣得意，有某个瞬间，他在自己构筑的智性的王国中自命为上帝；但他们的心灵缺乏沸腾的热力，缺乏勇气，缺乏投身生活的冲动。他像一个挑剔乖僻的老人，只想将眼前的一切用他智性的齿轮再三辗磨，抽绎出基本的元素，以满足其永不魇足的求知欲。
由此而言，这一叙事伦理大力推崇的智性姿态再鲜明不过地体现出创作者主体精神的衰竭。他们或许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位忧郁的丹麦王子，因为参透了宇宙间的奥秘而厌弃了行动，迟迟不举起那复仇的剑柄；或许他们已在昔日喧哗不已的行动中将热情悉数耗尽，现在已变得苍老、虚弱不堪，只想冷眼睥视着世事的浮沉，让自己变成一个通体透明的空心人。
显而易见，上述的几部寓言化文本与这一叙事伦理的内在精神不谋而合。而作家之所以选择寓言化写作，固然有文学潮流、个人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但也折射出其内在的精神状态。而其疲怠的心态则需要放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变迁的语境中才能得以充分的理解。
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的乌托邦理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路凯旋，左右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但从70年代末期开始的社会转型，尤其是90年代后的经济腾飞，在相当大程度上重塑了社会的整体面貌，产生了令人瞠目的效应。人们原先亢奋的热情在遭受文革等事件的重挫后，在经历了深重的失落与迷惘后，被引导到另一条务实的轨道上，埋头实干、创造与积累财富成了社会的主体基调。而昔日的乌托邦激情不是被有意遗忘，便是被冷峻的目光重新打量，以冷嘲与戏谑的语调加以叙述。精神原有的地平线坍塌了，翻转了，《财主底儿女们》中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蒋家兄弟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那种精神的苦痛与挣扎，那种对理想世界的热切渴求，已显得不合时宜，被如何在现行体制与格局中取得骄人的成功与业绩所取代。
但历史并不能轻易被中断。当作家凝视现实生活时，过去的阴影仍不时浮现，只是他们再也无法像蒋氏兄弟那样充满青春的活力与激情。他们视野所及的毋宁是疯狂的历史遗留下的层层废墟。如上所述，废墟是激发寓言化书写的最佳素材。于是，他们通过弱智者、傻瓜的目光叙说着历史的沧桑变迁，以超脱的智性解构着包括爱情在内的人类盲动的激情。在缀满苍老浮云的画面上，人们听到的是无奈的叹息。
而创作主体精神上的这一衰竭与则与乌托邦的缺失有着直接的联系。乌托邦的存在，至少标示着另一种价值维度的存在，标示着与现实世界法则有别的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当乌托邦激情在历史的巨变中耗尽而退出人们的视野时，人们在精神上除了现实世界之外已没有超越性的维度。在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看来，这种情形将导致人类精神与意志力量的萎缩，“在将来，在一个从来没有新的东西、一切都已完成，而且每个时刻都是对过去的重复的世界上，可能存在这样一种状态：思想将完全没有各种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成分……乌托邦成分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中的完全消失，则可能意味着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的发展会呈现出全新的特性。乌托邦的消失带来事物的静态，在静态中，人本身变成了不过是物。于是我们将面临可以想象的最大的自相矛盾的状态，即：达到了理性支配存在的最高程度的人已没有任何理想，变成了不过是有冲动的生物而已。这样，在经过长期曲折的，但亦是史诗般的发展之后，在意识的最高阶段，当历史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越来越成为人本身的创造，而乌托邦已被摒弃时，人便可能丧失其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其理解历史的能力。”15
而本文中论述的那些寓言化书写正是这种精神意志衰退的明证。而要走出寓言化的迷宫，则需要有新的精神资源的滋养，而这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奏效的。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还将阅读到大量类似的寓言化文本，还将忍受精神衰竭与疲怠的重压。
【注释】
1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238页。
2 刘庆《长势喜人》，漓江出版社2004年1月版，347页。
3 《长势喜人》，356页。
4 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10月版，122页。
5 参看《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122页。
6 参看《写我们内心的秘密——关于长篇小说<后悔录>的访谈》，《文学报》2005年8月4日。
7 参看韩东《我和你•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版，264页。
8 韩东《我和你》，260页。
9 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10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题记》，第1页。
11 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参看尼采美学文选《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12月版，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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