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限度——读《解读东亚之写作》(1)(2)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日本学教授瑞恩·劳德（Rein Raud）在第五章也对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及其限度做了探讨。劳德批评说，根本不重视文学、美学品质是文学社会学的缺点。他认为要评估一个文本的价值，首先要理解使该本文具有特殊性的文化语法，其次是考察他们在更大的不同文化的语法内是否同样有效。劳德指出，具有内在文学价值的文本，的确在更大的文化语法中发生作用，或者挑战这一文化语法。他通过语言学和文学社会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不仅分析了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的《更级日记》在结构上的特点，而且也对该著作出现的社会文化实践做了很有意思的解读。英国伦敦亚非研究学院中国古代哲学与语言学研究者伯哈德·富勒（Bernhard Fuehrer）以分析《论语》经典性解释的一句话惊人地指出朴学方法的优点。从明朝皇帝朱元璋（1328-1398）的注释出发，他共时性地追踪各种各样意义解释不同的注解，并且说明中国经典的接纳如何受时代影响。最后伯哈德·富勒强调翻译经典应该更注意到不同时代的诠释，而不一再翻译所谓“权威”的本文。法国巴黎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日语与日本文化系副教授Michel Vieillard.Baron使用的也是朴学方法。他探讨日本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文学理论著作的历史背景，内容和解释。他强调以语文方法能更好地推断语境的意义。比如，他能够证明下来，作品的作者并不是被公认的那位有名的文学家。英国达勒姆大学汉学研究者Daria Berg在新历史主义基础之上研究明末清初的《醒世姻缘传》。她先归纳出中国文学史上直至20世纪初“小说”这个种类的发展，并且解释“新历史主义”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形成。研究作品时她提出问题:当时的读者如何感受小说的内容、主人公、情节等等。她分析了感受现实和历史经验的书面论述，并且挖掘出小说新的、还没发现的含意来。

第九、十章集中于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概念。荷兰莱顿大学日本和朝鲜研究中心日语学研究者Ivo Smits探索布尔迪厄的纲领是否适合于分析日本12世纪的文学沙龙和社团。这个理论和日本中世纪文学实践的坐标是否一致他并不感兴趣，他想知道的是布尔迪厄是否提出了对日本中世纪文学之研究有益的词汇和想法。文章因作者从个人的角度、诚实地、直率地论说而很具说服力。英国伦敦亚非研究学院现代中国文学与语言学教授米歇尔·霍克斯也探讨这位法国思想家的文学理论。他首先指出在布尔迪厄纲领里理论上和使用上的差异及其他的比较有问题的部分。由于米歇尔·霍克斯已经数年从事研究布尔迪厄，熟知布尔迪厄，因此，他假定读者也具备很多背景知识，所以他的解释读者有时有一点跟不上。关于中国20、30年代的文学场域的研究成果——即他的新著作（Questions of Style）（Leiden:Brill，2003）的一部分——论文里也出示得比较突然，但是也确实很有启发力。例如，与目前出版的一系列其它的研究成果相比，他描写中日战争前 的中国文坛描写得比任何经典的文学史都要丰富得多。此外，他跟布尔迪厄不同，他不把个人区别而把作家群中的集体性视为中国30年代文学生产的特点。

英国伦敦亚非研究学院日语学研究者斯蒂芬·托德（Stephen Todd）的文章强调分析过程中评论家不仅有一种自我反思的意识，而且甚至把他个人认同攻势性地表示出来。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在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研究日本19世纪末的一篇短篇小说。挪威奥斯陆大学日语学副教授Reiko Abe Auestad在文章引论中设问:研究者为什么强调“日本文学”这个概念，她并且分析了文学研究如何反思作品的意义。她把文学定义成传达文化品质及包含政治和权力关系的一种“再现”之系统。在此之上她探讨Dazao Osamu（1909-1948）自传小说《Tsug-aru》及其接受的过程。英国伦敦大学英语系研究者和诗人John Cayley在最后一篇论文提出一个命题，他认为印刷媒体的夕日、网络和可编程媒体的开始给中国古代文学提供新的条件。中国古代诗歌的文体特点和汉字的美学优点通过多媒体再现能够更好地表现出来，即为文学和文学理论展示了崭新的前景。

这本书对从事文学研究——不仅东亚文学——的学者很值得一读。一位中国现代文学教授曾经如此评价过文学理论:因为太注重理论，所以好象把文学完全忘记了。本书的优点是所有的文章都没上这个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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