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限度——读《解读东亚之写作》(1)

8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大学里的中国或日本文学系的学者，只要能出版质量较好的译著，就足以在学界立足了。然而，在这之后，情况发生了不少变化，学者们必须还要掌握一两种新理论，方能增加其研究的理论色彩和分量。从翻译到理论论辩，说明了研究范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改变了以前倾向于人文传统的学术论述。这是汉学和日本学在西方国家的学术史发展的一个过程。然而，90年代末以后，汉学和日本学的学者们也在反省文学理论的限度问题:被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大量引用和讨论的“西方”的文学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非西方的文学研究?

米歇尔·霍克斯（Michel Hockx）和伊沃·施密特（Ivo Smits）主编的《解读东亚之写作:文学理论的限度》（“Reading East Asian Writing:The Limits of Literary Theory”，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3）收入了汉学和日本学的专家们关于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研究的13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的作者分别是来自澳大利亚、美国、欧洲的数年研究中国或日本文学的知名专家，他们的文章从数量、质量和作者的动机上各不相同，可是每一篇都比较深入探讨了他们对于文学的理解，既运用相关的理论来分析问题，也对理论诠释的局限性有比较清醒的反省，颇有启发力。他们所运用和反省的“理论”不限于“现代西方”的，而且也包括中国“传统”的朴学或文献学——从朴学到解构主义，从文本批评到文化社会学均有涉及。这是对“东亚”这一“地域文化”的研究，其对象则从古典写作到现代写作，有概论，也有个案研究，而所有的论文都聚焦于这样一个日益引起学界关注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文化的特殊性和文学理论的普适性?

该书第一部分的主题集中于经典之形成。老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原因是什么?对此，美国布朗大学人文学教授周蕾（Rey Chow）借用德国哲学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方法重读了老舍。她通过分析老舍在40年代所写的一篇“政治不正确”的战时小说《恋》，揭示了小说主人公、收藏家庄亦雅与其收藏品之间的不尴不尬的关系，这种关系从纯粹个人的趣味发展到对艺术的爱、对集体目标的认同，乃至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承担，这一过程呈现了相当复杂矛盾的人性面相。周蕾把理论的论述与作品分析融合得相当好，她以此质疑了把老舍当作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作家置于现代中国经典的中心位置的传统观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日本文学与文化教授白根春夫（Haruo Shirane）探索文学史的经典形成，并做出了如下解释:所谓“著名的”作品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因为各种各样的外在因素而成名。他在种类、性别、通俗文化和民族主义这四个类别上分析出经典形成的价值如何兴起、保持和流传的。很遗憾，他却没有对他选择的类别作出定义。因此，读者不能了解他选择的原因。虽然存在方法上的不足，但是，他以日本文学史上如何评价这些类别对经典形成的了解提供了很有意思的反思。

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与亚洲语言学教授郝·绍西（Haun Saussy）在第三章讨论了德里达的解构方法。他指出德里达在《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中非但没有把汉语或中国给“解构”了，反而把它“建构”成相对于西方知识秩序的完美的另类。绍西发现，克丽斯特娃（Kriste-va）、巴特尔（Barthes）或布莱希特（Brecht）关于中国和日本的观察也显示出相同的规律。绍西没有追究这些思想家的弱点，而是发现了被更新的灵感:“理论”与“区域”之间决非一个简单套用的关系，“解构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讲师希拉里·钟（Hilary Chung）对这个成果进行了补充。她在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克丽斯特娃（Ju-lia Kristeva）的著作里找出了有关中国和中国妇女的“误读”。希拉里意识到，像德里达和其它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一样，克丽斯特娃的这些误读源于她需要把中国妇女拉来为自己的理论和政治规划作论证。

然而，正是克丽斯特娃把持“不同政见立 场”的妇女理论化的方法，使得希拉里得以在“反本质主义”的语境中重读陈衡哲、庐隐、丁玲和冯沅君的作品，而这一语境正是后来的经典化过程所忽视的。可是，希拉里为什么还是以克丽斯特娃的女性设想来分析中国20年代短篇小说，却是读者不能理解的。尤其是她在此以前已经亲自证明了克丽斯特娃的出发点有一定的问题。文章最后一部分很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疑虑:虽然克丽斯特娃的分析开辟了一条富有成果的反本质主义分析方法的大道，但当它扎根于中国这样一个不同的结构中时，怎样才能使之行之有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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