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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持文学的“纯”?(1)(2)

2015-05-07 01:02 时下文学的“贫血”和纵“欲”无度的情形正是作家精神深度被削平后的表现。文学以消解诗性为代价，总是纠缠于男女的脐下三寸，这既是作家的精神自慰，也是作家对读者的精神亵渎。当文学只剩下“性展示”时，这能不是我们文学的悲哀?当作家在远离社会生活和读者的情形下制造出这些庸俗色情的文字垃圾时，事实上也以作品中散发的恶臭腐朽的气息将读者逐出了看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曾被狭隘地理解为政治的附庸和仆役。事实上，我们知道，文学是不应该从属于政治的，是不应该为政治服务的，但政治总要想方设法渗透入文学中，对文学发号施令——也许就是这种悖论的关系，文学有了反抗外来压力争取自身伸展空间的动力，压力有多大，追求自由的动力就有多大，文学的抗争精神和独立意识就有多强。提防和反抗异质对文学的侵入，政治对文学的强暴的斗争，在二十世纪一直或隐或显地持续着。“纯文学”的提出，表明文学不应该是政治的“传声筒”，毋庸置疑，这是对的，但并不等于说文学就可以告别意义，拒绝教益，规避责任。现在的情形恰恰是，作家们在把洗澡水泼掉的同时，也把婴儿扔掉了。所以即使在那些相对要纯净一些的作品中，肉欲的气息要少一些的作品中，我们还是感到了文学精神的贫困，发现不到文学中存在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这正是拒绝了文学意义和逃避了文学使命的结果。例如，《织网的蜘蛛》以男性的视角不无得意地写到这位“蜘蛛”是怎样织网，猎捕多个女人并同时周旋于这多个女人之间的。面对这样的作品，我们不禁困惑，这样的作品意义何在?作者究竟想宣谕什么?《东张西望》《下个世纪见》写的是边缘人一天到晚的无所事事，“东张西望”。拿王朔在其中一本书序言中的话来做此类作品的评语倒是很恰当的：“它符合我喜欢的那类小说的全部条件：东拉西扯、言不及义、逮谁灭谁、相当刻薄。”不难发现，文学拒绝了承担，也就失去了分量；放逐了精神，也就失去了内涵；充其量只是一堆轻飘飘软绵绵、无关痛痒的东西，只是一次性的文字消费品罢了。

    我们不该忘记，在文革之后，大众对文学的接受热潮曾经持续高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几乎每出现一部重要的作品都会引发读者的阅读兴味和讨论热情。这其中原因很多，但作家在作品中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和积极介入引起了读者的强列反响和阅读热情，却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和那个时期的文学相比，我们今天文学作品的形式技巧都不知有多少倍的提高，文学可表现的范围已不知扩大了多少倍，可是读者的反响却远不如八十年代那个令许多人缅怀的文学的黄金时期，这能不令我们深思吗?今天，反腐题材作品能一再激起读者的阅读高潮也正雄辩地说明了读者对文学的热情并不减于当年，同时佐证了文学需要对现实介入、需要考虑读者的阅读期待。事实上，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是要依靠读者的参与、阅读来延续的。千古传诵的诗词曲赋能保持旺盛不衰的生命力，就是依靠不同时期众多读者的代代阅读所达到的。很难相信，仅仅靠文学史家象牙塔内编撰的文学史就可以使一部作品千古不朽——即使真的就存在于那样的史册中，而事实上作品本身乏人问津，那又与干枯的植物标本有什么不同?读者大众的阅读参与才会使一部作品变得完整，并延续丰富它的生命。需要看到，“纯文学”观念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向作家呈示了更高追求目标的同时，又使作家及其文学与一般读者拉开了距离。所以，如何在作家、文学与读者这三者之间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点”，使作家既能保持作品的艺术水准，又能赢得相当的读者，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作家如何得享这“齐人之福”的确让人颇费思量。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作家采取对现实漠视、对自我重视、对读者蔑视的高高在上的创作姿态，一旦文学仅是沉溺于形式的营造，或者在内容上拒绝传递任何现实讯息，拒斥一切“非文学杂质”的侵入，则纯文学势必成为看不懂的文学，纯文学的路只会越走越窄，追随纯文学的读者只会越来越少。一部作品如果不能在广大读者那里产生回响，又怎么能指望它遗传后世?文学的“纯”又靠什么来维持?可喜的是，我们今天许多文学杂志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以“好看”与否来要求小说(且不论这种文学具体的艺术水准如何)，就体现了对读者的召唤和重视。今天俗文学也能堂堂正正走进文学史中，也正是文学研究者打破旧有纯文学观念，消弭纯文学、俗文学之间界限的有益尝试。

    当某些作家打着“纯”的旗号，把文学变为个人的搔首弄姿、自娱自赏的工具时，那就无异于作茧自缚，大众的排拒、文学的危机就在所难免。某些作家在具体写作实践中一意孤行地追求个人的高蹈，抛弃放逐了读者时，“纯文学”就成为了一堵墙、一道藩蓠，隔离了作家与大众，阻断了他们之间的交流联系。而文学要健康地发展，就要拆毁推倒读者与作家之间的这座厚厚的“墙”。我们今天讨论纯文学，深层内涵在于探究作家应如何摆正自己与读者的关系。当文学只是作家玩耍的叙事游戏，仅仅成为他们娱乐消遣宣泄情感的工具，或者仅仅成为催人情欲的“春药”时，这与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同样是文学的堕落。文学应该参与到时代的大变动中，感受现实的脉搏，慰抚人的心灵，文学应该裨益于人精神的提升、社会的进步，文学应该是一盏明灯、一簇圣火，照亮人前行的道路，驱散人内心的黑暗。只有这样的强烈关注现实生活，致力于成为人精神支柱的文学作品才可能成为真正的“纯”的范本。当读者大众再次被视作“引车卖浆之徒”，被视作平民、贫民时，当文学被自封为贵族的作家操持在手中自说自话浅吟低唱时，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一次新文化运动，再像上个世纪初的文化先驱那样振臂高呼“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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