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持文学的“纯”?(1)

  《上海文学》从今年第三期起接连几期讨论八十年代提出的“纯文学”的话题，引发了人们对纯文学现状的关注。纯文学在今天备受冷落是不争的事实，众多文学刊物风光不再，面临生存困境，只维持着极少的订数，前几年更有名重一时的《小说》《昆仑》停刊。造成纯文学不景气的原因很多，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而纯文学的创造者们总是一副怨天尤人的模样，抱怨没有创作自由，抱怨经济浪潮的冲击，抱怨读者层次太低，自己搞的“纯文学”曲高和寡知音难觅，却往往忽视了从自身找原因，殊不知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作家自己封闭了“纯文学”的接受之门。

    “纯文学”概念事实上由来已久，至少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已有相似提法。由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概念很宽泛，还包括了哲学和历史，所以自“五四”以后把用形象的手段反映社会的语言艺术统称为“纯文学”，以与哲学、历史区分开来，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普泛意义的文学等同，这当然也就不似今天的文学有高下纯俗之分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纯文学”的意义也有了很大变化，那就是要提升文学的品格，增加文学的艺术含金量，要让文学向着更高、更好、更美的方向发展。“纯文学”成为一个衡量文学艺术价值高下的尺度，表达了人们进行更高级精神活动而挣脱现实政治、物质束缚的欲求，指陈了人们对纯正文学、对高雅文学、对严肃文学的向往，标示着作家努力的向度。以“纯文学”在八十年代的被重新提出来看，在当时的语境里，它表明在经历了政治粗暴干涉文学、凌驾于文学之上的时代后，作家希望能够自由表达、畅所欲言，希望文学能体现出自己应有的独立品格，而不再是政治的“传声筒”，承载说教的工具。这种用心是对的，也是好的。纯文学截然与那种低俗的不入流的文学以及那种奴颜婢骨、媚政治之“俗”的文学分流对立，是文学观念获得进步获得解放的发现，它是对文学的重新诠释，表示着一种“新”的审美原则的崛起。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纯文学”被重新提出以后，作家在认识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区，以为文学与现实、时代、百姓贴得近了，文学就又被这些“俗”物玷污了似的。结果，文学创作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作家不再关注“写什么”，而是关注“怎么写”，他们过度地玩弄技巧，卖弄手段，文学在“向内转”、回到本体的同时，成了纯粹形式的东西，变得空洞无物。以纯文学作家中的重要代表先锋小说家为例，他们由于现实生活资源的严重匮乏，更津津乐道于叙事和着迷于形式的表演，而放逐了情节，语言成了小说的主体，小说沦为词藻的世界。马原毫不讳言自己对社会生活“缺乏观察的热情和把握”、“缺乏透视能力和归纳的逻辑能力”，因而更习惯于设计叙事的圈套，把彻头彻尾的“虚构”视若小说创作的至宝。余华则表示，日常经验的真实尺度对他已经失效，他所迷恋的只是“虚伪的形式”，所以在他的许多小说如《现实一种》《古典爱情》中对血腥暴力场面的描写细腻到了令人无法承受的地步，而叙事者对残暴却表现出惊人的嗜好和冷漠，显然这种叙述是使作者获得快感的动力源。由写诗而转向写小说的孙甘露无比地推崇语言，随意驱驾、拼贴、组合语言，语句不合乎逻辑，晦涩难懂，他的小说《信使之函》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却有五十多个关于信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定义，小说只不过是华丽语词堆砌的楼厦。先锋作家把文学作为智力的活动，刻意于营造结构的叙事迷宫，小说成为可以随意组装和拆解的智力魔方，格非的《褐色鸟群》无意理顺故事之间的前因后果，而是着迷于通过亦真亦假的叙事，追求真实与梦幻之间含混莫测的效果。在叙述时，先锋作家更注重感觉化，这种感觉往往是想当然，不真实的东西，洪峰《奔丧》中“我”在听到姐姐告诉的父亲死亡的讯息时，竟然无动于衷，倒是对姐姐的一对乳房发生了兴趣；格非《风琴》中，丈夫在目击了妻子遭日本兵的凌辱情形时，居然感到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奋。尽管这些感觉被作家描写得细致入微，但显然都不是合乎情理逻辑的，完全是作家凭空杜撰的产物，掩饰不了作者事实上叙事的苍白和想象的贫乏。

    在书写内容上，作家往往对现实视而不见，而是逃遁到历史中去，这并非为的是通过观照历史指涉现实，而是因为“历史”更便于掩盖他们生活经验的匮缺，“历史”更便于他们放纵幻想虚构的野马。一时间，土匪、官绅、妓女、姨太太这些历史的沉滓泛起，在他们粉墨登场纵情表演独角戏时，文学的现实关怀精神荡然无存。即使不进入“历史”，作家也只两眼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门心思写自己的陈芝麻烂谷子，充满了强烈的自怜自恋情结。在全然退回封闭的个人天地后，大肆贩卖纯粹个人的喜乐哀痛，再没得东西可写了，当然只有“身体写作”了，就像《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女主人公一样，一镜在手，专门照自己的隐秘部位。于是我们看到时下小说通篇充斥着触目惊心的与“性”有关的情节：《孙权的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为都市里弥漫着的情欲所包围而一天三次手淫；《强暴》中的丈夫与别的女人通奸，妻子由最初被人强奸到后来的主动卖淫；《疼痛与抚摸》中充满着偷情、卖淫甚至女性渴望被强奸的描写；《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等则一而再地渲染女主人公的自慰；《关于性，与莎莎谈心》也对性表现了过度的关切，大言不惭地向莎莎发问“告诉我，什么时候你有了性的感觉”之类肉麻的问题；贾平凹这些年的文艺创作，不论是《废都》，还是《白夜》《高老庄》都充斥着对男女性事的描写，这些描写成为其小说叙事的动力，即令晚近的《怀念狼》也要靠痴迷女色的烂头的荤事荤话来维持小说的盎然生机。这种“无性不成文”的情势，实际上是文学精神萎缩、作家叙事资源匮乏的表征。且不说前两年被禁的《上海宝贝》那种无节制地兜售性的低劣读物，即使这两年的文学作品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情形，尽管有收敛，但还是在展示赤裸裸欲望的层面上不停地滑动，像《四如意》《一天一日》《圈》等就通篇讲述嫖客和妓女之间的打情骂俏，男人对女色无休止的追逐，女人因为相貌丑当不了妓女便写小说，甚至写不下去了还要靠性交来体验生活一类的故事。文学作品中的人只剩下了动物性；有欲无爱，甚至连动物都不如——动物还有专门的发情期，人却是男女在一起，便只有性游戏了，真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所以会出现萍水相逢的女人莫名其妙地跑到“我”的床上供“我”享用的情节(《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会有男人们一天到晚寻找艳遇并相互交换买卖情人追求感官刺激，乃至于有以搜集各种女性阴毛为乐事的恶劣情节(《此人和彼人》)……我们的文学究竟怎么了?为什么只是肉体的洋洋大观?只是各式常规异态的性交姿势、同性恋多角恋窥淫乱伦自慰的指南?这样的“纯文学”已经抛弃了人文关怀精神，与庸俗文学相差无几。

共2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