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理论与媒介解读(1)(2)

三、结构主义对英国文化研究派的影响

早期文本中心批评的主要弊端是切断了文本同社会环境的联系,因此在五十年代逐渐衰落。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较有影响的学派,其中对媒介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有晚期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学派)和结构主义理论。巴赫金学派既保持了早期形式主义重视语言形式的特点,又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不能分开,意识形态不是对现实的直接反映,由于语言的介入,这种复杂关系集中体现在话语的概念里面。

巴赫金学派关于思想及作品中主体的对话性质的阐述把作家与作品区分了开来,开辟了一条从作品直接通向社会意识形态的道路,表明在艺术形式的内部就有意识形态的矛盾和斗争,并且强调了作品直接受制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结构主义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媒介批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认为真实只能通过语言或其他的文化意义系统来理解。这样,某种客观的、经验性的真实是站不住脚的,真理应在如何被制作、它为谁,在何时它是真的等方面来理解。强调意识决非真实或现实的产物,而是文化、社会和历史的产物。上述思想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英国文化研究派对媒介文本进行深层分析时所作的探索之中。英国文化研究派在霍加特的领导下于1964年在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批评的目的及方法开始了较为彻底的论争。在文化研究初期逐步树立了对媒介文本进行社会探求的思想,同时也与那些在文学领域起指导作用的原则和假说(文本形式主义批评)分道扬镳了。

结构主义认为,大众文化产品(如电视、广告等)好象是作为某个多层次意义的存储库而被置于分析过程之中,它同时又具有一个阅读可能穿透的深层结构。这些意义被看作是文本的属性,它们被刻在文本形式之中,并能通过敏锐的分析而获得。霍加特在《文学的用法》中写到:“我们必须超越习惯去注意习惯所代表的内容,并且要透过表述去理解表述背后真正的(可能正好跟表述本身相反的)含义,还要去探究习语和习俗仪式背后变化的情绪压力。”在另一篇书评中,霍加特写到:“该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观阅文本以找出其中的文化蕴意,确定文本中虽不明确但又有迹可寻的时代意识的深度。”从这两段话语中可以看出,对文本的解读与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文化环境密切相关,读者并不是要让文本正式的说些什么,而是要从文本中获取些什么。这种对媒介的解读可视为一种语境化的活动,这种方式倾向于一种泛读而不是细读,读者的阐释活动被引入了假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系统,并在其中确定解读项目。解读的目的是要揭示出贯穿或隐藏在这些有意味的形式之中的那些意义,这些意义被认为是不能通过日常生活中所运用的那些阐释方法所能感知的。

四、接受美学与传播学受众研究的兴起

六十年代接受美学的出现和繁荣,标志着文学批评理论进入了读者中心式批评的阶段。它对以往理论所忽视的读者反应,文学的效果影响等做了独到的研究。它回答了为什么在特定社会中不同的公众有不同类型的期待视野共存的可能性?为什么一个作品对于某个同代的读者群来说可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东西,但却可能被另一读者群所接受?这些问题对于传播学的研究者来说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一部分传播批判学者开始认识到,不论阅读自身在理论原则上如何缜密,仅仅以文本为参照,对积极的假定和意义所持有的总体看法还是不能产生。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背景下,要通过严密分析形成各种公众认识是不可能的。

文本的内容和由此生发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把文本或是读者作为单一的、整体的意义来源,都无法实现其所指的社会意义。只有把作为重点的文本形式分析同文本之间的,人种史的和历史的研究这些更广泛的范围相结合,才能提供更多的阐释依据。在对大众媒介所进行的批判研究中,霍尔的论文《编码/解码》被视为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个转折点。它讲述了这样的观点:电视节目没有一个单一的意义,相反,它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召唤结构,能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解读。人们的社会处境同他们从电视结构中得出的意义之间存有必然的联系。在此基础上,霍尔发展了他的“偏好解读”的理论。他根据人们在同支配性意识形态的相关性中可能占据的三种社会立场,提出了三种广泛的解读策略:支配性解读、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不仅如此,有关媒介大众对自己所见所闻的看法,以及他们是如何得出这种看法的记录信息的获得,对于媒介文本的研究也十分必要。莫尔利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他运用关于听众和读者群的民族学方法来为文本的研究提供根据和材料,在为晚间电视新闻杂志《全国各地》所做的研究中,通过与各种不同层次的观众进行详细讨论的方式,补充了对电视节目的分析性解读。通过摄象机获得了观众解释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包括相应观众反映的各种表现,对内容不同意见的研究等等。媒介意义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得以实现的。莫尔利的首创性工作不仅得到了传播学界的广泛注意,而且获得了应有的发展。

传播学者在此基础上还试图将这种实验性探求深入到了解各种媒介项目如何在相互作用中形成意义的领域之中。这种方法还可能运用于对包括跨越单个媒介形式或节目的制作与接受两方面的交叉研究,或实施更为扩展的文本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以及通过交谈方式对来自种种不同类型和形式的媒介反应的公众议题进行凋查。在这项工作中,有别于美国的实证主义研究,对文本的解读仍将起到重要的分析作用。但这种解读并不是试图从文本批评中获得某种价值和意义。因为他们认为文化的东西是不能从文本中推断出它的过去和将来,并具此重构的。在决定文本是什么和文本有什么意蕴时,文本常常是不确定的。

参考文献:

1王逢振、张国锋等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童庆炳著《文学理论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3斯蒂文·小约翰著《传播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4罗伯特·C·艾伦著《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陆扬、王毅著《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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