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的乡村历史——世纪初长篇小说中乡村(2)
2015-05-29 01:14
导读：有趣的是，小说附录有“妇女闲聊录”及“补遗”。这个“闲聊录”以“仿真”的形式记录了王榨发生的真实事件。所谓事件同样是一些琐屑得不能再琐屑
有趣的是，小说附录有“妇女闲聊录”及“补遗”。这个“闲聊录”以“仿真”的形式记录了王榨发生的真实事件。所谓事件同样是一些琐屑得不能再琐屑的生活片段，同样是细微得不能再细微的日常符号。但在小说中却有了“互文”的作用：正文发生的一切，在“闲聊”中获得了印证，王榨的人原本就是这样生活的。在我看来，这是林白一次有意的艺术实验和冒险。她与众不同的艺术追求需要走出常规，需要再次挑战人们的想象力和艺术感受力。在这种挑战中她获得的是飞翔和独来独往的快感，是观赏万物花开的虚拟实践，她面对的是乡村古老或亘古不变的精神史，是具像的模糊表达形上真实的一次有效实践，它可能更需要艺术勇气和胆识。
张炜是书写大地的当代圣手，也是这个时代最后的理想主义作家。在他以往的作品中，乡村乌托邦一直是他挥之不去的精神宿地，对乡村的诗意想象一直是他持久固守的文学观念。这一“张炜的方式”一方面延续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粹主义传统，一方面也可理解为他对现代性的某种警觉和夸张的抵抗。但是，从《能不忆蜀葵》开始，张炜似乎离开了过去城市/乡村、理想/世俗僵硬的对立立场，而回到了文学的人本主义。
他的长篇小说《丑行或浪漫》，是一部典型的人本主义的本文：一个乡村美丽丰饶的女子刘蜜蜡，经历重重磨难，浪迹天涯，最终与青年时代的情人不期而遇。但这不是一个大团圆的故事。在刘蜜蜡漫长的逃离苦难的经历中，在她以身体推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历史是一个女人的身体”。刘蜜蜡以自己的身体揭开了“隐藏的历史”。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当然也包括张炜过去的部分小说，中国乡村和农民都被赋于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乡村是纤尘不染的纯净之地，农民是淳朴善良的天然群体。这一叙事的合法性如上所述，其依据已经隐含在20世纪激进主义的历史叙事之中。但《丑行或浪漫》对张炜来说是一次空前的超越。尽管此前已有许多作品质疑或颠覆了民粹主义的立场，但张炜的贡献在于：他不再从一个既定的理念出发，不是执意赞美或背离过去的乡村乌托邦，而是着意于文学本体，使文学在最大的可能性上展示与人相关的性与情。于是，小说就有了刘蜜蜡、雷丁、铜娃和老刘懵；就有了伍爷大河马、老獾和小油矬父子、“高干女”等人。这些人物用“人民”、“农民”、“群众”等复数概念已经难以概括，这些复数概念对这不同的人物已经失去了阐释效率。他们同为农民，但在和刘蜜蜡的关系上，特别是在与刘蜜蜡的“身体”关系上，产生了本质性的差异。因此，小说超越了阶级和身份的划分方式，而是在乡村文化对女性“身体”欲望的差异上，区分了人性的善与恶。在这个意义上，乡村历史是一个女人的身体。在小说的内部结构上，它不仅以刘蜜蜡的身体叙事推动情节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敞开了乡村文化难以察觉的隐秘历史。特别是对小油矬父子、伍爷大河马等形象的塑造，显示了张炜对乡村文化的另一种读解。他们同样是乡村文化的产物，但他们因野蛮、愚昧、无知和残暴，却成了刘蜜蜡凶残的追杀者。他们的精神和思想状态，仍然停留于蛮荒时代，人最本能又没有道德伦理制约的欲望，就是他们生存的全部依据和理由。
大学排名 值得注意的是，张炜在这里并没有将刘蜜蜡塑造成一个东方圣母的形象，她不再是一个大地和母亲的载意符号。她只是一个东方善良、多情、美丽的乡村女人。她可以爱两个男人，也可以以施与的方式委身一个破落的光棍汉。这时的张炜自然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已不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他在坚持无产阶级文学批判性的同时，不止是对城市和现代性的批判，而首先批判的是农民阶级自身存在并难以超越的劣根性和因愚昧而与生俱来的人性“恶”。对人性内在问题的关注，对性与情连根拔起式的挖掘，显示了张炜理解乡村文化和创造文学所能达到的深度。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刚一出版，在批评界就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他以狂想的方式在当代背景下书写了乡村另一种蛮荒的精神史。《受活》的故事几乎是荒诞不经的，它像一个传说，也像一个寓言，但它更是一段我们熟悉并且亲历的过去：故事的发生地受活庄，是一个由残疾人构成的偏远村落，村民虽然过着听天由命的日子，但浑然不觉其乐融融。女红军茅枝婆战场负伤掉队流落到这里后，在她的带领下，村民几乎经历了农村革命的全过程。但在“圆全人”的盘剥下，受活庄仍然一贫如洗。茅枝婆最后的愿望就是坚决要求退社。小说另一条线索是总把自己和政治伟人联系在一起的柳鹰雀副县长带领受活庄人脱贫的当代故事。苏联解体的消息，让他萌生了一个极富想象力的致富门路——从俄罗斯买列宁遗体，在家乡建立列宁纪念堂，通过门票收入致富。为筹措“购列款”，柳县长组成了残疾人“绝术团”巡回演出……。这虽然是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却会让人联想到汤因比对《伊里亚特》的评价：如果把它当作历史来读，故事充满了虚构，如果把它当作文学来读，那里却充满了历史。在汤因比看来，一个伟大的
历史学家，也一定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阎连科是一个文学家，但他却用文学的方式真实地反映或表现了那段荒诞历史的某个方面。如果从故事本身来说，它仿佛是虚拟的、想象的，但那些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的叙述，对表现那段历史来说，却达到了“神似”的效果，它比真实的历史还要“真实”，比纪实性的写作更给人以震撼。这是艺术想象力的无穷魅力。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对历史的书写，就是对记忆的回望。那段历史在时间的意义上是“现代”的，但在精神史上，它仍然是蛮荒和荒诞的，对这段荒诞的历史，阎连科似乎深怀惊恐。不止阎连科，包括我们自己，身置历史其间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察觉历史的残酷性，我们甚至兴致盎然并且真诚地推动它的发展。但是，当历史已经成为陈迹，我们有能力对它做出反省和检讨的时候，它严酷和惨烈的一面才有可能被呈现出来。当它被呈现出来的时候，惊恐就化为神奇。这个神奇是杰出的艺术表现才能所致。我们发现，在小说中阎连科汪洋恣肆书写无碍，但他奔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语言方式，并不是为了求得语言狂欢的效果，恰恰相反的是，那些俗语俚语神形兼具地成为尚未开蒙的偏远和愚昧的外壳，这个独特性是中国特殊性的一个表意形式。尤其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在融入现代的过程中，它不可能顺理成章畅行无阻。因此，《受活》在表达那段历史残酷性的同时，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中国进入“现代”的复杂性和曲折性。阎连科对历史的惊恐感显然不止是来自历史的残酷性和全部苦难，同时也隐含了他对中国社会发展复杂性和曲折性的体悟与认识。
当然，阎连科不是历史学家和
社会学家。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家，在表现那段历史的时候，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我们提供的还要多。“茅枝婆”、“柳县长”、“绝术团”、“购列款”，可能不会发生在真实的历史和生活中，但它就像这本书夸张的印制一样，让我们心领神会、心照不宣地回到了历史记忆的深处，同时也认识了我们曾经经历的历史的真相。阎连科曾经写过《耙耧山脉》、《耙耧天歌》、《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优秀作品，他的苦难感和悲剧感在当下的文学创作格局中独树一帜。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受活》因对乡村蛮荒精神史的逼真再现，从而使他走进了中国当代最杰出作家的行列。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三、 抵抗现代的权力意志
现代文明的诞生也是等级社会衰败的开始。现代文明所强调和追求的是赫尔德所称的“本真性”理想，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尺度。自己内心发出的召唤要求自己按照这种方式生活，而不是模仿别人的生活，如果我不这样做我的生活就会失去意义。这种生活实现了真正属于我的潜能，这种实现，也就是个人尊严的实现。但是，在当乡村文化遭遇了现代文化之后，它因家族宗法制度和等级观念培育的“权力意志”并没有妥协和再造。因此，乡村文化和家族宗法制度中的权力意志就和“现代”构成了对峙甚至抵抗关系，在本质上它是反现代的。
上个世纪末，作家作家李佩甫发表了长篇小说《羊的门》，这部作品的发表在批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部小说是对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传统乡村文化重构后，对当下中国社会和世道人心深切关注和透视的作品，它是乡土中国政治文化的生动画图。呼家堡独特的生活形式和一体化性质的秩序，使呼家堡成了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块“飞地”，它既实现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化的过程，使农民过上了均等富庶的生活又严格地区别于具有支配性和引导性的红尘滚滚的都市文明。它是一片“净土”，是尚未遭到现代文明污染的“世外桃源”。从消灭剥削、不平等的物质形式来说，那里已经完成了解放的政治；但从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差异性来说，从参与机会与民主状况来说，又没有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生活中解脱出来。他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井然有序是文明的，而那里只有一个头脑，表明了它又是前现代的。呼家堡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奇特的不明之物，它是传统和社会生活遭遇了现代性之后，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生活场景。但它的非寓言性显然又表达了作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某种理解和洞察。
呼家堡的主人呼天成，是一个神秘的、神通广大和无所不能的人物，是一个大隐于野又呼风唤雨式的人物。在社会生活结构中，他的公开和合法性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但他的作用又很像旧式中国的“乡绅”，他是呼家堡联系外部社会和地方统治的桥梁，但他又不是一个“乡绅”，呼家堡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是呼家堡的“主”，是合法化的当家人，是这块土地不能缺少的脊梁和灵魂，他所建立起来的权威为呼家堡的民众深深折服，他对秩序和理性的尊崇，使他个人的统治也绝对不容挑战和怀疑。呼家堡的生活方式是呼天成缔造的，在缔造呼家堡生活方式的同时，呼天成也完成了个人性格的塑造。这个复杂的、既有乡村传统、又有现代文明特征的中原农民形象，是小说取得的最大成就。
事实上，呼天成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特别是政治文化影响的产物，因此他是一个矛盾的复杂体。乡村文化在民间有隐形的流传，它不是系统的理论，它是在生活方式和人们的心理结构中得以表达的，其中实用理性、随机应变等文化品格在民间如影随形，呼天成的性格基调就是由这种文化品格培育出来的。它的土壤就是中原文化/乡村文化中盲从、愚昧、依附、从势以及对私有利益的倚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原文化也就是中国乡村农民文化。呼天成的王朝统治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的。它的经典场景就是用一“贼”字对几百口人的震慑：
一个“贼”字使他们的面部全部颤动起来，一个“贼”字使他们的眼睛里全都蒙上了一层畏惧。一个“贼”字使他们的头像大麦一样一个个勾下去了。一个“贼”字就使他们互相偷眼望去，相互之间也突然产生了防范。那一层一层、看上去很坚硬的人脸在一刹那间碎了，碎成了一种很散很无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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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景启示了呼天成，他对书上说的“人民”有了新的理解，也启发了他统治呼家堡的策略，通过向孙布袋“借脸”、通过开“斗私”大会让妇女“举手”等政治行为，呼家堡民众的尊严感、自主性、自信心就完全被剥夺了，呼天成不容挑战的权威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呼天成不是我们在一些作品中常见的腐败的村干部，也不是横行乡里的恶霸，而恰恰是一个修身克己、以身作则的形象。他不仅在一个欲望无边的时代，将激情逐出了“私化”领域，以自我阉割和超凡的毅力克制了他对秀丫的占有，而且即便是他的亲娘，也不能改变他“地下新村”的统一安排，一个命定的数字就是他亲娘的归宿。究竟是什么塑造了呼天成的“金刚不坏之身”？或者说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呼天成“公”的观念、集体信仰和他道德形象以及民众对他的信任亦或恐惧？在呼天成那里，他拥有的权力使他可以视统治对象为“贱民”，他在权力和“贱民”的镜像关系中获得了统治的自信。这种权力意志使他难以走向以民主为表征的现代而止步于遥远的乡村文化传统。
董立勃《白豆》的人物和故事，也许并不是发生在典型的乡村中国，但边陲军垦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中国乡村文化的另一种延伸和接续。那里的等级、权力关系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白豆》的场景是在空旷贫瘠的“下野地”，人物是农工和被干部挑了几遍剩下的年轻女人。男人粗陋女人平常，精神和物资一无所有是“下野地”人物的普遍特征，一如我们常见的乡村经典场景。无论在任何时代，他们都是地道的边缘和弱势的人群。主人公白豆因为不出众、不漂亮，便宿命般地被安排在这个群体中。男女比例失调，不出众的白豆也有追逐者。白豆的命运就在追逐者的搏斗中一波三折。值得注意的是，白豆在个人婚恋过程中，始终是个被动者，一方面与她的经历、出身、文化背景有关，一方面与男性强势力量的控制有关。白豆有了自主要求，是在她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男人之后才觉醒的。但是，白豆的婚恋和恋人胡铁的悲剧，始终处在一种权力关系之中：吴大姐虽然是个媒妁角色，但她总是以“组织”的名义给年轻女性以胁迫和压力，她以最简单，也是最不负责任的方式处理了白豆和胡铁、杨来顺的关系之后，马营长死了老婆，马营长看上了白豆，就意味着白豆必须嫁给他。但当白豆遭到“匿名”的强暴之后，他就可以不再娶白豆而娶了另一个女性。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胡铁不是白豆的强暴者，但当他找到了真正的强暴者杨来顺之后，本来可以洗清冤屈还以清白，但一只眼的罗“首长”却宣布了他新的罪名。也就是说，在权力拥有者那里，是否真的犯罪并重要，重要的是权力对“犯罪”的命名。胡铁在绝望中复仇，也象征性地自我消失了。在《白豆》里，权力/支配关系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本质关系。但是，如果把白豆、胡铁的悲剧仅仅理解为权力/支配关系是不够的。事实上，民间暴力是权力的合谋者。如果没有杨来顺图谋已久的“匿名”强奸，如果没有杨来顺欲擒故纵富于心计的阴谋，白豆和胡铁的悲剧同样不能发生，或者不至于这样惨烈。因此，在《白豆》的故事里，权力和暴力，是人性的万恶之源。在乡村文化的结构里蕴涵着权力意志和权力崇拜：“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学而优则仕”才是真正的目的。入朝作官“兼善天下”不仅是读书人的价值目标，而且也是人生的最高目标。要兼善天下就要拥有权力。对于更多的不能兼善天下和入朝作官的人来说，权力崇拜或者说是权力畏惧，就是一种没有被言说的文化心理。这种政治文化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是紧张，表达出的问题就越是严重。
在迈向“现代”的过程中，经过“祛魅”之后，乡村文化蕴涵的历史多重性再次被开掘出来。如果说50年代机器隆隆的轰鸣打破了乡村的宁静，乡村文化对现代文明还怀有羡慕、憧憬和期待，乡村文化与现代的冲突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有声和无声的现代“入侵”和诱惑，则使乡村文化遭遇了不曾料想的危机和困境。但是就在乡村文化风雨飘摇的时代，重返自然却成为“现代”新的意识形态。那么，在追随“现代”的过程中，乡村文化的永远滞后就是难以逃脱的宿命吗？这显然是我们尚未明了的文化困惑。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注释：
[1]徐贲《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载《文化研究》第一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把版，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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