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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棱镜下有关现代上海的想象——都市文学笔记(2)

2015-05-29 01:15 在研究沈从文与上海的关系时，我们一开始就应避免简单化、绝对化。他是始终不接受这个城市的。如果对照他的湘西故事和上海故事，湘西是作者充分融入自己思想感情的地方，他反而用“他者”的态度来叙述，实在是已经达到了高度的主客一体；而上海是他未能融入的，是他一个人孤寂面对的陌生城市，主客分离，只剩下对峙的主体的感觉，就用这主体感觉来叙述。他用主体发现过妓女一般的上海女人(《不死日记·中年》，上海人间书店1928年版)，也不是在上海没有发现过“美”的女人，或者说当他的发现是与乡村般的景物如“晨”、如“新秋”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能感觉到上海女人的“美”(如《不死日记·钟善里的生活》)。不过总的来说，沈从文叙述出来的都市是单调的。面对上海的街市，他甚至失去了感觉：“我到了街上。我坐在那个没有太阳晒到的路旁旧木桶上，望望街景。……先生，你觉得这街景有详细描画的必要没有?”(《一个天才的通信》，《沈从文别集·友情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作者居然发出想放弃描写的感慨。
沈从文对上海居住空间的狭窄性也最有感觉，而且处处拿来与北京比较(这样的比较是合理的，是拿同一个阶级或阶层在京沪两地的不同居住环境来说事)。在《焕乎先生》中他这样写道：
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住得有经验的人，全明白有许多事是不像住北京地方公寓那么隔阂的。房子的构造特别，给了许多机会使左邻右舍发出一种不可免的关系。在早上，把窗子打开，或者上晒台，适如其会的情形，互相望得到，那是常有的。晚上则房中的灯更成了认识的媒介。即或是人人都知道把窗帘一类东西来盖掩自己房中的一切，不使给另一人知道，但那非故意的给别人的机会的事，仍有许多许多。
 
这就是上海便于“窥探”，便于发生“流言”的缘故。在另一篇作品《一日的故事》(收入《沈从文文集》第三卷)中，作者描述了一个穷“作家”在上海恶劣的居住条件。在此文的后半部分，作者又拿北京来比较说：“北京是好地方，那里住公寓，欠半年火食房租账是平常事情，似乎那里人懂艺术一点。”用“懂艺术一点”来赞美北京，无非是要证明上海的金钱气息、商业气息。而在上海，连本来应当是属于“艺术”的跳舞，让作者看来也索然寡味：
乐声一起，舞女全站起了身，仍然互相搭配对子在光滑地板上把皮鞋跟擦着，奏乐人黑脸如擦了靴油，在暗红灯下反着乌金的光泽，穿白衣的堂倌们在场上穿来穿去，各人皆如莫名其妙的聚到这一间房子里，作着互相看来很可笑的行动。(《夜》，《石子船》，中华书局1936年版)
作者视跳舞的人“莫名其妙”、“很可笑”，觉得难以理解。至于舞厅的气氛，捕捉不到。而将舞厅的仆役错叫成“堂倌”，岂不更属“莫名其妙”?这样，对上海的艺术感觉就不复存在。由于对商贾气味特别敏感，所以沈从文的上海故事大半诉说的是他如何受到上海书商的狠心盘剥，最后的结果是使得那个“天才”作家在上海再无法活下去。他写过一篇《一个天才的通信》，将主人公“近于疯狂”的心理一一展示，然后打发他割腕自杀了。这是沈从文文学想象中上海提供给外来知识者的恶劣生存环境所导致的必然结局。
小知识者在上海如此，劳动者在上海的命运也是沈从文所关注的。在这方面，他至少表面上也和左翼作家一样热心于表现穷人在上海的悲惨处境。但我们要注意区别左翼与京派，同是诉说上海的贫富差别，左翼作家首先是站在穷人一边的，京派则是站在乡人的立场，是从农村的角度来批评城市。不过因为上海的乡人自然也是穷人，所以表面上看来又似乎是一致的。我们只要仔细地阅读《腐烂》(收入《沈从文别集·泥涂集》)，就可以看出沈从文写的稻草浜，仿佛是上海这大都市中的一个乡村：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在浜旁边，去洋人租界不远，有乘坐租界公共汽车过身时捂鼻子一类人所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一排又低又坏的小小房子，全是容留了这些无家可归的抹布阶级的朋友们所住。如鱼归水，凡是那类流浪天涯被一切进步所遗忘所嘲笑的分子，都得归到这地方来住宿。
各处肮脏地上，各处湫陋屋檐下，全是蜡黄的或油赭色的膊子。茶馆模样的小屋里，热烘烘的全是赤身的人。妇女们穿着使人见到极不受用的红布裤子，宽宽的脸，大声的吵骂，有时也有赤着上身，露出下垂的奶子，在浜边用力的刷着马桶，近乎泄气的做事，还一面唱歌度曲。
我们从这类得心应手的描写中，分明感到京派作家对都市贫民生活的亲情和温爱，这是从热爱乡民“移情”过来的。关于站在乡村立场来观察、批评、审视都市上海这一点，沈从文曾有过清楚的说明。他因为生活在上海这个印刷、出版业高度发达的文学中心，不能与之认同，反而陷入危机，便说过：“我想我将来的日子，总得到一个我最合式的农村去，才可以过活一些时间。到底还是社会势力比个人能力大，我是终不能用农民感情活到都市中的。”(《住在上海不动了》，《沈从文别集·友情集》)这等于在揭示，“用农民感情活到都市中”恰恰是沈从文身处上海的基本矛盾和症结，正是他所有上海故事的基本出发点。
其他京派作家直接写上海的，并不多见。师陀在40年代的上海一边写他的《果园城记》的各篇，一边完成他的表现上海的长篇小说《结婚》。《结婚》的主人公胡去恶，抛弃在乡村的未婚妻佩芳去追逐都市的富家小姐田国秀，结果走向灭亡。我们可以找出书中关于上海外滩、关于股票公司的片段描写，但最重要的是作者将上海看成是乡村对立物，是藏污纳垢之处的思想。他说：“上海依旧人山人海，龌龊、杂乱、骚扰、谣言、暗杀、掠夺，红尘万丈”，“在几百万人口的上海，他举目无亲，像条断缆的船，载浮载沉，被卷来卷去”。上海这如同万恶之源的城市，受到了乡村性京派的关注，惊鸿一瞥，便是这副模样。还有一位京派的后起之秀汪曾祺，在抗战胜利后复员到上海，写出了后来收入《邂逅集》的大部分作品。他无法感受上海，他那苏北高邮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他少有的乡镇、市镇文学的质地。京派的上海故事的批判性写法，带有强烈的文化批评精神，是对现代性负面价值的提前的批判。这一点正是它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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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迷五色的现代东方大都会
在20世纪的中国，真正以都市心态来描画都市的是海派。海派的都市呈现出现代物质文明的相貌。尽管它的现代性在中国一出现就受到质疑，但在多样的复杂的面貌之中，有了一种欢快沉醉的面貌是从海派开始的。这样，城市第一次有可能不仅仅是集罪恶之大成，是一切罪恶的渊源，同时又是新生的富有创造力的象征，是有魅力的可以完全成为审美对象的。我们已经熟悉的30年代海派中的新感觉派，便是如此对待上海的。他们对一切新兴时髦现代消费场所的直接的浓笔勾画，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似乎没有别的作家群体再能做到，再能超过了。且看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公墓》，现代书局1933年版)中对舞厅的描写，现在读来仍可称经典：
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saxophone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男子的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伸着的胳膊，翡翠坠子拖到肩上。整齐的圆桌子的队伍，椅子却是零乱的。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气味，烟味……独身者坐在角隅里拿黑咖啡刺激着自家儿的神经。
舞着：华尔滋的旋律绕着他们的腿，他们的脚站在华尔滋旋律上飘飘地，飘飘地。
穆时英的舞厅，节奏、色彩、光影、力度、速率的切换，加上人的欲望的渗透，充满了动感。与沈从文的舞厅描写大相径庭。
都市消费场所的精心临摹还可包括街景的描写、建筑物的描写、交通的描写等等，这些都是新感觉派的长项。这一派把城市一下子推到前台，就像它也是个活的人物，有血有肉，可直接加以刻写。消费场所成为都市现代性的突出标志，其中含有对“物质享受”的迷恋，也有对文明烂熟的批判，表达出在现代机械文明压迫下人的孤独、忧郁和被压扁的状态。这种表达取的是一种与左翼文学相异的姿态。诚如穆时英在《公墓·自序》中所言：“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被生活压扁了的人，也有被生活挤出来的人，可是那些人并不一定，或是说，并不必然地要显出反抗，悲愤，仇恨之类的脸来；他们可以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的。每一个人，除非他是毫无感觉的人，在心的深底里都蕴藏着一种寂寞感，一种没法排除的寂寞感。每一个人，都是部分地，或是全部地不能被人家了解的，而且是精神地隔绝了的。”当代生活在中国最发达都市的人，已经能体味这类物质生活基本满足后的复杂城市心态。穆时英之类要算是中国早期运用西方现代主义来表达现代都会的先锋作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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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感觉派表现的都市机械文明对人异化的主题，是颇“虚”的，是不结实的。就如沈从文当年批评穆时英时所说：“多数作品却如博览会的临时牌楼，照相馆的布幕，冥器店的纸扎人马车船，一眼望去，也许觉得这些东西比真的还热闹，还华美，但过细检查一下，便知道原来全是假的。”(《论穆时英》，《沈从文文集》十一卷)透过消费场所看到的五光十色的都市之显出虚假，一方面它远离了大部分市民的生活化的都市，一方面现代都市对人的压迫性在中国当时也没有实实在在得到体现。究其原因，中国都市机械文明本身就不发达，由工人和广大市民来体会这种压迫还不具备条件，交通、街市等城市速率和空间所造成的对白领阶层的压迫体验尚属模仿西方的。我们看到，在文学中要寻找西方式样的都市形式感相对容易，而要寻找到真正中国的都市人生，新感觉派的几人就不成了(最擅长的都市情爱演出，全在消费场所进行)。倒是在海派的通俗作家那里，可以获得一部分的感觉。
通俗作家提供了上海的市井故事，弄堂的故事。这就落到了这个城市土地的实处。比如予且(潘序祖)叙述上海日常的生活，表现俗世的快乐与悲哀，有人间趣味。通俗作家一般不会以都市为直接的描写对象，但故事里面有特定的都市性，等于指认了这一个都市。予且的一系列房客故事，便最具上海性。中篇小说《如意珠》开场第一句话：“后楼先生搬到后楼第一夜所得的最深印象，便是电灯熄灭之后，在脸上摸着了一个臭虫。”只要稍微知道一点上海石库门房子的格局，知道上海鼎鼎大名的二房东和二房东一丝不苟的“灯火管制制度”的，读了这个开头便会发出会心一笑。其他还有《伞》写教书的赵先生与房东女儿以借伞牵线搭桥为媒；《照相》写赵小姐喜欢被人照相而房客王太太儿子正好业余喜爱摄影洗像，结果两两生情；《灯和桌》写住搁楼的男房客做诗与楼下新房客一弃妇由文学结缘；《一昔记》更是直接取材于一栋三层房子众多房客形形色色的生活等等。这些房客在都市里每日发生着趣闻，多半是轻喜剧性质的，其间的中心主题是物质与爱，很能表现上海这个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情景。
苏青也能在作品中表达上海的世俗场景。比如《结婚十年》写女主人公怎样坐花轿在上海青年会礼堂行中西合璧的婚礼，写与丈夫在上海舞厅、电影院出没。其中以女性为主体，表现在舞厅的特殊感觉很是有趣：“我很奇怪，另外有许多女人为什么兴高采烈地撺掇着丈夫上舞场来，这里多的是一条条蛇似的女人，紧紧缠住你丈夫，恨不得一口把他连钱包都吞下了，撇得你冷清清地在一旁，牙齿痒痒的发恨，却又不得不装大方。这里的音乐也许是迷人的，但也带些酸楚与凄凉，仿佛有着幽情没诉说处，丈夫在倾听别人的，就是抱着你舞时也眼望着别处，搂着别人时倒像贴心贴意。”场景的描写几乎让位给职业妇女在都市消费场的细致体验。这里，苏青是鲜明地站在女性立场上说话的，海派通俗文学受现代都市文明的影响，居然在表现都市女性意识的生长过程时能达到如此的程度，是有些让人吃惊的。
当然，海派多棱镜下的上海，能俗能雅，能丑能美，能写消费场的萎靡气氛，也能深入弄堂生活写新旧家庭的日常人事摩擦景象，那就非张爱玲莫属了。她勾勒上海之夜的感觉是敏锐的：“傍晚的城中起了一层白雾，雾里的黄包车紫阴阴地远远来了，特别地慢，慢慢过去一辆；车灯，脚踏车的铃声，都收敛着，异常轻微，仿佛上海也是个紫禁城。”(《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国现代城市新中有旧的气味，谁也没有张爱玲体会得逼真。夜上海街市的情景她在同一篇小说里还可这样把握：“雨仿佛已经停了好一会。街上有人慢悠悠叫卖食物，四个字一句，不知道卖点什么，只听得出极长极长的忧伤。一群酒醉的男女唱着外国歌，一路滑跌，嘻嘻哈哈走过去了；沉沉的夜的重压下，他们的歌是一种顶撞，轻薄，薄弱的，一下子就没有了。小贩的歌，却唱彻了一条街，一世界的烦忧都挑在他担子上。”中西情调交汇，而中国味道更浓。像张爱玲这样了解上海，是很少有的，她甚至比新感觉派更能深入抵达这个城市的肌理。即便是惯常的琐事、现象，经由她写来写去，倒生出了些许诗情来。比如，电车回厂是多么乏味的都市日常景象?张爱玲偏能写得如此生动活泼绝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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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有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罢?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车里灯点得雪亮。专做下班的售票员的生意的小贩们曼声兜售着面包。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公寓生活记趣》)
这样，上海的任何一种生活事件，到她手里都能升华出不凡的都市意境来。像前面提到苏青《结婚十年》中写上海西式结婚仪式，就远没有张爱玲体会得深切：
乐队奏起结婚进行曲，新郎新娘男女傧相的辉煌的行列徐徐进来了。在那一刹那的屏息的期待中有一种善意的，诗意的感觉；粉红的，淡黄的女傧相像破晓的云，黑色礼服的男子们像云霞里慢慢飞着的燕的黑影，半闭着眼睛的白色的新娘像复活的清晨还没醒过来的尸首，有一种收敛的光。这一切都跟着高升发扬的音乐一齐来了。(《鸿鸾禧》)
多么雅致，但读下去，你会不禁毛骨悚然。同样的，《金锁记》里上海“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倾城之恋》的开头和结尾里都有这个句子：“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关于上海这个城市的生活，从诗意中发现狰狞的一面，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发现苍凉、凄凉，这是张爱玲独特的都市基本主题。
五、一个简单的小结
在现代都市文学中，我们看到了两种城市：乡土中国的城市和工业中国的城市，也就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城市和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这个双城，表面上包含了两种市民社会：较传统的但也在向现代艰难转型的老市民社会，我们可以称之为“前现代市民社会”；和对西方文明作急速移植以表现现代中国的新市民社会，或称“现代市民社会”。这两种市民社会是只有阶段的差别，相互交叉，层层相压，使中国市民文化呈层积式前行，还是永远在中国表现为两种类型、两种范式呢?当然，这不是我这篇笔记，甚至也不是文学研究所能单独回答的问题。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本文着重检索“上海”的材料，北京姑且毋论。至于如何表现文学的上海，可抱都市的立场，也可采取乡村的姿态。后者似很难理解，却在中国大量存活。如果离开了“乡下人”如何看待城市并用文学来表达城市，我们的都市文学便要塌陷多大一块，几乎不可想象。今日大批来自乡村的打工一代，继续在为文学提供审视都市的崭新经验。
文学的上海，文学的都市，在现代中国仍是一番新旧混杂的景象。我们没有整体地进入现代文明，殖民主义阴影笼罩着建立民族国家的前赴后继的历史，后发达地区还要拖着一根无形的粗重的辫子。这是未完成的现代式，寻找现代的都市人的声音，寻找表现现代都市的光影、色调、动感、符号、语义、形式的努力，仍在进行之中，一刻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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