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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越来越拥挤了,几千名研究者和数不清的博士、硕士在32年有限的时空里不停地探寻、发掘,资源几近枯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里再也找不到一块没有被摸过的石头了。要想从这个学术困境里突围,只有把研究对象同出版、教育、地域、哲学等文化因子嫁接,锻造新的学术“合金”;或者启用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方法去审视固有的文学景观,重组学术资源,此外别无他法。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当初我的博士陈爱中和我商量要把“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选题时,我稍加思考后便答应了他。
因为我清楚,20世纪以来,随着哲学领域“语言学转向”带来的语言本体自觉,西方的诗人们纷纷规避传统的语言观念,不再仅仅把语言当作技巧手法层面、带有载体功能的工具符号,而是把之视为自己的故乡,视为诗歌存在的居所与形式。认为它本身就体现存在,就是存在,它的运动可以直接构成生命的运动,不是诗歌创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诗歌,诗人的使命就是让语言顺利优卓地“出场”,于是“语言的欢乐”成为20世纪诗歌的一个基本主题。甚至海外一些先贤不无绝对地强调,诗歌就是“把语言翻新”(谢洛夫斯基语),“诗歌史就是诗的措词发生、发展、消亡的循环史”(伊丽莎白·朱语),诗歌的数次革命也都相应从语言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语言视角去研究受外国诗歌引发而出现的中国新诗,自然就成了一个理想的阐释途径。
只是选择这个题目本身也就意味着选择了艰难。传统语言观巨大广泛的笼罩,和作者多年出入其中的浸淫,要完成向语言本体观的转换,必须克服旧有知识结构的抵制和排斥;寻求符合语言研究视点、大量充足的新诗语言事实,并和作者的语言观念合理对接,更是一份琐碎而缠人的“活儿”;尤其是在新诗语言学领域掘进,犹如头顶漫天荒芜的孤寂跋涉,可借鉴的成果积累少而又少。但是面对这块要求高、难度大的学术“硬骨头”,爱中却“初生牛犊不怕虎”,知难而进,硬是以三百六十多个坐功,写出这本《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高规格的“博士文库丛书”,2007年7月出版),交上了一份令人比较满意的答卷。它基本上达到了“从诗歌语言的角度来重新解读现代新诗文本的目的”,实现了既定的学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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