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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视角:一种可行的新诗阐释途径(1)

2015-06-27 01:01
导读:文化论文论文,言语视角:一种可行的新诗阐释途径(1)应该怎么写,有什么格式要求,科教论文网提供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越来越拥挤了,几千名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越来越拥挤了,几千名研究者和数不清的博士、硕士在32年有限的时空里不停地探寻、发掘,资源几近枯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里再也找不到一块没有被摸过的石头了。要想从这个学术困境里突围,只有把研究对象同出版、教育、地域、哲学等文化因子嫁接,锻造新的学术“合金”;或者启用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方法去审视固有的文学景观,重组学术资源,此外别无他法。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当初我的博士陈爱中和我商量要把“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选题时,我稍加思考后便答应了他。
  因为我清楚,20世纪以来,随着哲学领域“语言学转向”带来的语言本体自觉,西方的诗人们纷纷规避传统的语言观念,不再仅仅把语言当作技巧手法层面、带有载体功能的工具符号,而是把之视为自己的故乡,视为诗歌存在的居所与形式。认为它本身就体现存在,就是存在,它的运动可以直接构成生命的运动,不是诗歌创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诗歌,诗人的使命就是让语言顺利优卓地“出场”,于是“语言的欢乐”成为20世纪诗歌的一个基本主题。甚至海外一些先贤不无绝对地强调,诗歌就是“把语言翻新”(谢洛夫斯基语),“诗歌史就是诗的措词发生、发展、消亡的循环史”(伊丽莎白·朱语),诗歌的数次革命也都相应从语言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语言视角去研究受外国诗歌引发而出现的中国新诗,自然就成了一个理想的阐释途径。
  只是选择这个题目本身也就意味着选择了艰难。传统语言观巨大广泛的笼罩,和作者多年出入其中的浸淫,要完成向语言本体观的转换,必须克服旧有知识结构的抵制和排斥;寻求符合语言研究视点、大量充足的新诗语言事实,并和作者的语言观念合理对接,更是一份琐碎而缠人的“活儿”;尤其是在新诗语言学领域掘进,犹如头顶漫天荒芜的孤寂跋涉,可借鉴的成果积累少而又少。但是面对这块要求高、难度大的学术“硬骨头”,爱中却“初生牛犊不怕虎”,知难而进,硬是以三百六十多个坐功,写出这本《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高规格的“博士文库丛书”,2007年7月出版),交上了一份令人比较满意的答卷。它基本上达到了“从诗歌语言的角度来重新解读现代新诗文本的目的”,实现了既定的学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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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自己介入研究对象的理论支点,爱中就获得了重新阐释新诗的可能。他恪守着明不正则言不顺的古训,先在中外诗歌语言理论的支持之下,对语言的基本概念内涵进行界定,指认“欲说还休”式的策略乃诗歌语言的本质,语言表述的时间意识、语词意义的重新澄明和祛魅以及现代语法规范的建立,为白话诗的三大具体表征。进而逐步梳理现代新诗语言研究的现状,阐明以往的二元对立思维和他者阐释使新诗研究视野日趋偏狭,各个阐释体系本身逻辑起点的“绝对正确性”背后恰恰隐伏着致命的危机。之后再立足于语言本体,从发生学的角度,将语言作为一种动态的表述过程,逼视与追问新诗语言表述形态的由来、归宿、特质和局限。并且在语言视角的基础上,对传统的新诗流派、文体、诗人群、诗学理论等归类方式重新“历史化”,重新划定论述范围,施行再度“洗牌”和组合。如他把现代新诗的语言表述分为初期新诗、新月诗派和初期象征派诗歌、现代主义新诗以及现实主义新诗四部分,这种对新诗时段、派别关系的取舍和划分,迥异于传统的认知方式,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将几成定论的象征诗派的现代主义特质,在语言身份辨析的语境下质疑为“没有摆脱汉语诗歌语言的外在音韵、节奏乃至空间形态的追求,就现代新诗而言,这种认知尺度显然是非现代的,而是传统的”,在语言上并没有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化”,更可谓石破天惊之语。这种循序渐进的操作方式,这种从语言角度的重新划分和判断,既符合学术规范,为论题进一步的逻辑展开廓清了道路;也相对客观合理,敦促着作者的研究逐渐摆脱了外在的非诗化的言说,而回归了诗歌和诗歌研究本体,规避了泛泛之论的侵入。最终为新诗解读学的建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资借鉴的述史模式和批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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