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战(1)网(2)

　　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化决不意味着认同的超越，而意味着对同一的确认。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和危机就好像劳雷尔（Launel）和哈代(Hardy)一样并行不悖。文化和危机是突然出现的。文化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对历史危机的战略性反应。但是对我们来说，此时此刻，危机已经假想出一种独特的形式，人们也许可以将这一形式总结为（总体）文化(Culture)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culture)的对立。(普世文明意义上的)文化本身是无文化，因而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低层次文化的敌人。它标示的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是那些应该带给人们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或干脆说，总体文化曾经是走向一般文化（大致说来，就是西方现代性的一部分）的，也就是那种不言而喻的标准，而具体的各种文化(cultures)则可据此首先得到认同和估价。因此，在精确的哲学意义上说，它又是超越的，它是使一种文化本身得以存在的条件，同时又带有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鲜活成分，就好像上帝不得不在某个地方使自己具体化，并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而选择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作为这种行为的处所。

　　也许人们可以从浪漫的想象之角度来思考文化，这种想象并不受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束缚：它是承受普世同情的无限能力，因为这种同情允许我们渗透到任何具体的时间、地点、对象或身份的精神实质中。因此它倒像那个可成为其世俗替代物的全能上帝一样，既是一切同时又是虚无。这种变化多端的力量没有自己的身份：它的身份就存在于设想其他人的身份之综合能力中，这种能力赋予它更清楚地理解这些身份的能力。它从内部占据了所有这些本质特征，然而又通过这样做而超越了任何东西，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与这种力量相匹敌。（低层次上的）具体文化只把握自身，而（总体的）文化所把握的则是这些具体的文化。我认为，这种宽容的力量与更为自由的帝国主义形式的亲和关系无须做过细的阐述。总体文化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是各种具体文化的监护者；因此它是无形的和永恒的，它具有以总体文化之名义干预这些具体文化的权利，也即最终说来，它代表了它们自身的利益。

　　各种具体的文化是落后的，至少从总体文化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因为它们是喧嚣的，有时特别激进，除了自身有所反响外什么也没有反映出。如果没有这些文化的话，差异也就荡然失却了。从总体文化的某个居高临下的角度来看，它们所做的只是在历史的偶然性之意义上反常地抓住特殊性，也即抓住纯粹（学究意义上的）地点、历史、性别、职业、肤色等的偶发性事件，将其升华到普遍的高度，因为它们不是黑格尔"理念中的"事物。总体文化就其部分而言，并非与偶然的特殊性相关，而更与那种不同的动物，也即本质上的个体相关；它的目的是在个别与普遍之间设立一个直接的路径，绕过污浊的经验之途径(enroute)。确实，什么东西才能比普遍本身更加独特地个体化、更加完整地自我指涉和自成一体(sui generis)呢？我们这个时代目前的重大事件是，不同版本的文化的交战不论好歹，不只是英文系的那些仍钻研密尔顿作品中的叙事和结局的令人腻烦的老保守与走廊上那些写手淫方面的书的青年才子之间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这样吗！正如那些庸俗左派所声称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远离日常生活的。然而，在波斯尼亚或贝尔法斯特或巴斯克乡间，文化并不是你装在音响里或在画廊里看到的那些东西：文化就是你为之而破坏的东西。总体文化与具体文化之间的冲突已在地理轴线上勾画出了，也就是西方与其它地方、因此在普遍主体和民间意义上的西方主流文化所面临的就是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地方主义、社团主义、社群主义、家庭价值、宗教基要主义、种族团结、新时代主义等意义上的文化，文化的这些组合形式从其内部和外部对西方主流文化形成了包围。勿庸讳言，这便是地球的南北之战———部分原因在于有些敌人就存在于内部，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伊斯兰自由主义与德克萨斯的基要主义相对抗，或者印第安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种族主义相对抗。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东西都不会比跨国公司的勇敢无敌的全球性世界更具有令人恐怖的兼并性特征，因为这一点能像那些最为狭隘的部族或南部浸礼会教友的乱伦式亲昵一样显示出封闭和趋同化特征。

　　尽管如此，地缘政治的轴线现在是相当明显的，或者说，在文化的另一些涵义之间有着分割开来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正在日益使这些涵义陷入困境。普世性越是空洞地徒有形式（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作用下它越是显出同质），文化防御能力就越是内向和病态。自由人文主义者越是虚伪地把威廉?布莱克捧为永恒人性的声音，他们就越是把他当作死去的白种男性抛弃在加州。因为每一个欧洲自由主义者都被当作一个新纳粹杀手；因为每一个飞来飞去的集团执行官（对于他来说任何人都可能是一个顾客）都是人，是一个当地的爱国者，为了他人类严格地存在于山脉的这一边。空泛的全球主义(globalism)所面临的是一种富有战斗精神的单一主义(particularism)就好像一种自由被撕下的但又不想补上的那些部分一样。

　　但是我们的文化之战实际上是呈三角形的，而非简单的两极。首先是高雅的或少数人的文化，或最好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谓之的"北约的高雅文化"来表达。这一形式的文化也就是欧盟的精神翼壁，因而必须通过军事行动来日益破坏自己的平静、和谐但索然无趣的对称，这些军事行动的成功仅在于暴露了他们试图支撑的那种精神普世主义的虚伪本质。既然西方仍继续将自己界定为在勇敢地正视横行霸道的大卫时受到冤屈的歌利亚，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见到这种自我颠覆的更多例子，在这过程中，自由普世主义将自己的口号"任何不人道的东西对我都不是陌生的"（Nothing human is alien to me）重新定义为"甚至最浑浊的死水都能威胁我们的利益"（Even the most obscure backwater can threaten our profits.）然而，在这里，这一观点对西方并非十分乐观，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古典的民族国家之后这段时期的一个部分就是对诸多文化和政治形式的歪曲，或者说是各种新的跨国政治形式无法取得本质意义上的文化关联物的失败（无论如何到现在为止是如此）。迄今并没有多少人准备以藐视地呼喊"欧洲共同体万岁！"这一口号而投入这一战场。政治要想得到繁荣，就需要人们的文化或心理投资，但此时的矛盾是，文化成了不如政治那样抽象的东西，一件可以使我们靠它的身体、内脏和脉搏生活的东西，和我们的亲属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因而它总是潜在地针对那些必不可少的国家的普遍形式表现出曲解，更不用说跨国性了。确实，正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一短语之间的连字符"-"为现代性的某个胜利的时刻确立了文化与政治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局部与普遍之间、亲属与城邦之间以及种族与公民之间的联系；文化这个概念为什么陷入困境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民族国家也陷入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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