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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语境(1)(3)

2015-08-18 01:03 三  话语症候分析的当代策略

       就根本意义而言，对90年代的思考和写作是一种对民族命运的寓言式思考和写作。当精神激情让位于世俗关怀后，思与写的分量无疑将受到挑战。当代中国思想中的所有新思想成分，事实上是与旧思想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的。当代人内心的充满紧张的冲突，而思想又驳杂荒芜。也许，只有弄清90年代学术思想话语的内在冲突，才能看到精神价值汰变所表征的中国文化的当代命运。
       在这种问题式的清理中，我以为，尤为重要的方法是进行"话语"（discourses）分析。因为，话语是以最一般和最不确定的方式表示词语性能的整体，它具有一种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结构，不管是经济话语、哲学话语、历史话语，还是权力话语，我们都可以找到其话语的基本模式，并提出我们的新的质疑。话语对隐秘意义具有遮蔽性，换言之，某种对象是通过其显露而将自己隐藏起来，同时通过自己的隐藏而在现实中呈现出存在状态。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那些已说出的东西，而寻求其隐藏了什么，并进而寻求它们之中有什么东西早已说出，甚至在它们意味深长的默然中所包含的未能说出的隐藏之意。
       话语研究的真实意图，在于去发现某种可能存在的表达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说，说出的事情包含着比它本身更多的含义，从而使我们在那些未曾说出之处，得以去发现它的真实含义。言说是一种在"说之中"的"不说"，在"不说之中"的"说"的意识潜在运动，通过对其话语言说方式的内在揭示，可以发现权力网络是怎样在它的描述方式中确定自己的运作方位的，而且可以怎样去改变并重新区分思想史范围的有效性。所以，真正思想的魅力在于，其总是对某一特殊话语隐蔽的方式加以系统描述，并进而提出这类问题：某种权力或某种思想通过什么途径得以传播？在怎样的知识群体中流通？为人类的思维勾勒出怎样的远景？强加给人类思想以什么样的界限？以及在描述一个时代特征的时候，它们能怎格使其区别于其它的时代？同时，在描述一种新的或旧的经验思维模式和话语方式的冲突时，怎样去清理那些思想的遮盖物和经验的不可通约性？并进而使被遗忘被压抑的话语展示出来？
       文化研究并非是一种无边的文化讨论，相反，它注重的关键问题是发现"断裂点"，找出时代转型的裂痕，并上溯到渊源或下寻到最新发展踪迹。因而90年代文化研究，就是进入并处于时代的矛盾螺旋体中，其分析本身就是矛盾，也不绕开矛盾，在变化变形中，从一个矛盾到另一个矛盾，从而以一种特殊范围反映更为普遍的冲突，又在这冲突中去揭示一种富于魅力的、包含整个时代全部知识和思想的基本模式。
       思想总是学会拒绝、否定、怀疑，并以此去发现矛盾，揭示多种冲突的新阐释空间。要写出90年代的话语范型史和话语症候史，与其说是重视历史的事实、事件或一些细部的具体材料的堆积，勿宁说是更重视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论梳理和剖析。因此，强调史与论的差异，以史作为解剖问题的对象，而重在理论分析，使文化研究的基本意向重在分析型而非描述性。面对90年代言人人殊的重大问题和思潮，我以为，不妨在研究中采用新的有效的研究方法和策略。略加说明如次。
       首先，文化研究话语分析方法的当下策略。
       将文化研究的"价值阅读"施之于90年代文化研究层面，强调在为文化意义所作的阅读中，都力求从某种前题、选择活动、某种存在的判断出发，作出自己隐含的或明确的价值判断，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对当代问题的文化介入。因此，文化文本价值阅读中的价值判断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意义上，价值阅读表明了文本是一种文化中的意义载体，有助于再现、表征文化信仰的对象物。
       当然，在对数码复制时代的知识分子问题、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问题、先锋精神和女权话语进行文化分析时，也重视大众艺术或者是与高雅艺术相对的粗俗艺术的审视，因为这种世俗性话语，并未完全放弃其负载的文化意义。我们可以在激进思潮中，看到激进话语维护文化经典的某些盲点，同时，又意识到解构思潮所具有的中心颠覆性和边缘洞察性。
     这样才有可能以一种更开放的视野进行90年代的文化研究：从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张力场中，把握这个时代什么活着而什么已经死了；从中心消解而边缘文化兴起中，观察意识形态、西学姿态、本土立场之间的话语角逐；从文字载体的文化研究转向了影视图象的现代文化的研究中，看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成为热门话题的内在原因；从纯文学研究模式，看转向种族、性别、阶级、民族性、差异性、社区文化、媒介文化、女性文化和后殖民文化等问题的新的审理范式；从新型的学术研究转型中，形成关于性别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种族文化差异研究、当代影视文化研究、跨国资本运作研究、现代消费文化研究等多种研究意向；在不断置换的问题和话题中，文化研究改写着这个时代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改变着整个文化的基本走向。
       其次，避免时代近距离理论审视的误区。
       由于90年代并未完全成为历史，而尚在延伸过程之中，所以，这种近距离的把握往往无法逃避其自身的盲点。为了尽可能避免过分的主观情绪化和近距离造成的理论盲区，不简单地加以好恶判断和批评，而是力求做出自己对事情的真实言说，并从众多的事件泡沫中寻求自己值得讨论的东西。
       进一步说，某一文化现象或文化文本就其文化意义而言，就在于破坏其所立足于其间的某种秩序状态，暗示出某种非秩序的可能性。透视其处身其间的社会秩序，以及文本以外的任何其它的秩序网络，使文化意义通过直接体验作品，以及通过作品的观察角度而获得理解。就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方法影响着自我把握的价值特性及其把握方式。也许，努力全面处理相对复杂的材料，或许可以较为真切地理解当代文化的深层含义及其价值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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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把握的历史之思并不是要保留所有的历史事件，而是要去关注历史事件中具有若干的症候分析价值和话语范型的意义问题。因而，不关注"热"点、"闹"点甚至人为的"炒"点（如文坛官司之类）的问题，而是关注那些在历史的盲点之中，处于话语之外的冷僻的不易被关注的问题。在评价对象时，力求使批评的标准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合法性"，尽管这种合法性并不能达到所谓的全方位和全视野。
于是，近距离关注"边缘"问题，关注当代"问题意识"和"深层现象"，或许会对研究的有效区域提供新的契机，比如对"诗人自杀"、大众消费、名牌效应、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文化现象、影视文化中新的等一思维模式等问题的审理，剖析在流行思潮中那些潜在的问题即假的热闹东西背后的"大问题"。热闹的不一定是真正的学术，真正的学术不一定在明处热闹处，而是可能在"灯火阑珊处"。审理问题恰恰就是要揭示那些隐没不彰、视而不见的"真问题"。
       再次，问题的症候式分析框架。
       对重要现象问题进行症候式分析时，不作表面文章，甚至对一些重大论争也不进行非此即彼、扬此抑彼、或此或彼的二元论式的分析，而是透过事件本身，去看争论的双方或多方背后的知识语境和文化策略，其意识形态的权力机制、其知识话语的运作和思想潜在的没有说出或不能说出的话语，从而看出不同人的身份、言说的立场、审视问题的基本态度，以及他们所力求掩饰的、不愿说出的那部分潜在的话语。据此，使我们在观察问题时，找到一个比较坚实的立足点。有了这层清醒，或许研究起来可能会减少一些理论误区。
       对问题的症候分析要求我们，不仅要重视80年代和90年代的联系和分裂、张力和转型，也要从知识话语的角度去研究9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处于学术和思想之间、经济和政治之间、文化和传媒之间的精神流亡或思想退缩，以及知识分子的共识破裂以后所出现的种种知识话语论战的局面，同时，还要分析后现代全球话语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身份，分析后殖民主义氛围中的"国学热"现象、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当代的"说不"的想象性中国形象问题以及当代民族主义等问题。同时也要分析西方新历史主义对中国当代问题史的渗透，包括重写文学史和文化史，以及重写女性的心灵史、文化史和艺术史，使女性感觉言说方式和私人化写作，在今天的意义的困境和意义尴尬中，被新的文化思想所评述。
       不妨说，当代文化研究是一种新的当代文化思想形态研究方法，它以一种多元的方法论来研究跨世纪、跨学科、跨地域的文化。它既在此一文化中，却又不完全限定于此文化，而是在文本与社会、思想与历史、话语断裂与重建之间形成有机构成，通过这种联系，使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构成的张立场中，为现代人的生存选择和文化身份加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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