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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9 01:07
导读：二 话语理论与文化批评 权力分析方法还进一步深入到关于真理、知识分子、政治与文学写作和批评实践中。福科对知识分子有一种不同既往的看法。他很
二 话语理论与文化批评
权力分析方法还进一步深入到关于真理、知识分子、政治与文学写作和批评实践中。福科对知识分子有一种不同既往的看法。他很难认同那种对任何事情都怀有负罪感的所谓"知识分子"，因为这种知识分子无论是思考、写作，还是言谈、分析时事，都是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在福科看来，这种知识分子自身值得清理的问题很多，因为在一种真理话语的膨胀中，在一种虚构的思想理念中，在一种看似辉煌的理想城堡中，知识分子却被禁锢在思想的牢狱里。福科强调，不仅使别人的思想得到改塑，也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塑，或改变自己的意识，也改变别人的意识，才是知识分子的职责。
与萨特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种"介入型"的知识分子不同，福科注重的是"话语分析型"的知识分子，即一种对自我塑形的努力，一种内在的改造，一种缓慢而艰巨的理念变化过程。同时在知识和权力的话语分析中，使自己通过专业领域的分析，对设定的不言自明的所谓真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和思维形态，消解熟悉和被认可的"事物的秩序"，重新审查现行制度和规则，并参与到政治意向性的形成之中。这样，知识分子就不再是声称掌握了真理的人，而是努力靠近真理的人。如果一个权力体系声称它掌握了真理，那是最危险的，而知识分子在这种权力话语前，只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沉默的对峙，从而在沉默中通过自己对权力话语的剖析使那种权力及其权力网络归于失效。
这样，福科就接触到了"真理与权力"这一重要的话题。 在他看来，真理也处于权力网络中，因而不应该把真理当作谬误的对立面去追寻，而应追问在现代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的？我们是如何把自身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权力与真理的问题、权力与政治的问题、权力与个人行为的问题，构成了权力的三个领域，使得权力只能在相互联系中被理解，而不能彼此割裂开来。其实，所谓令人无限崇敬而制约人的真理权力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仅仅是一种现实的话语权力。话语生产是由某些权力程序控制、选择的重新分配，其程序是消除其所具有的超权力危险，控制其导致的偶然事件后果。
在消解了那种唯一的、中心性的所谓真理以后，福科着重阐释权力、统治和斗争的关系。他认为话语正是在这些关系内部被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的，这样，他的话语分析就由话语领域转向了机构范围，由话语秩序转向了话语实践。他关于司法、监狱、疯狂、话语等的理论，旨在努力揭示"权力和真理"的内在关系，并进一步想拆解权力体系，敞开权力运作的内在历史语境。从政治压抑和文化压抑的角度，福科反复强调一个简洁的公式，即"权力来自下面"，也就是说，权力并非从最高统治者发出，而是来自下面的微型权力。在权力关系上，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作为普遍模式的二元对立，相反，权力在家庭、受限的团体和各类机构中形成并运作，具有多重关系，渗透到整个社会机体之中。
当然，福科过于把自己封闭在"权力分析"模式中，甚至把性、写作、政治、文学批评等等的分析都置于权力分析的框架之中，这无疑使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导致了其内在的理论危机。
在文学创作方面，福科所强调的"作者之死"，表征出这样一种写作观：当代写作已经使自身从表达意义的维度中挣脱出来，而只指涉自身。写作犹如游戏，在不断超越自身的规则和违反其界限中展示自身。在写作中，仅只创造一个可供写作主体永远消失的空间。作品不再使作者达到不朽，相反，它成为作者的"谋杀犯"。写作与死亡的关系表现在写作主体的个性特征的消隐里。写作主体利用他在自己所写东西的所有冲突和差异，隐藏了他独特的个性标记。作家的标志降低到不过是他独一无二的不在场，他必须在书写的游戏中充当一个死者的角色。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把"写作与虚构"联系起来，使得福科认为：写作是一种虚构，自己写的一切都是虚构。虚构话语可能产生真理的效果，真实可以产生或制造尚未存在的潜在话语，并对它加以先行虚构。人们在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虚构历史，也在历史的基础上虚构尚未存在的政治。当然，这种虚构带有浓厚的对未来的设定与未来权力话语操作的某种制衡。
"人之死"是福科理论中最引人误解的说法，即认为"主体的死亡"，可以揭示"人"的概念如何在"知识"中发生作用？人以什么方式、根据什么原则形成并发生作用？于是，在"人之死"、"作者之死"的问题上，福科进一步消解了"写作"的经天纬地、功名不朽的重大含义，而是将"写作"仅仅看作是人们在书写某种东西而已，仅仅是由于他们思考这些事情，同时也是为了不再思考它们，因为，写完一本书就意味着能不再思考和看到它。写作成了"作者的终结"和读者"阅读的开始"，而阅读也仅仅是对作者逝去远景的踪迹的解读而己。
关于批评话语，福科同样发表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在他看来，"批评"无论是文化批评还是文学批评，不是要指出对象是否按某种正确方向发展，而是指明其主体行为实践是怎样被设定和在怎样的思维模式上建立起来。思想存在于话语体系和结构之上，它经常被隐藏起来，为日常的行为提供动力。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可以除去习焉不察的思想尘埃并改变其结构，进而表明事物不是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不言自明，而是看到不言自明之物下隐藏的东西。于是，批评实践使写作重新变得陌生而具有差异性。
任何思想转型或话语转型都与真正的"批评"密切相关。一种转型如果只是在同一种思想模式中发生，或仅仅将同一种思想调整得与现实更为贴近，那么这种转型就违背了批评的本真精神，而变为一种表面游戏。只有在不断为批评所激励的自由气氛中，在真理的求索和彰显中，深刻的转型才能完成。在此意义上，"批评"即行使一种思想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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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评中洞悉事物和制度的权力网络，使福科力求辨认权力的裂缝、无声的震惊和机能的失常。他使批评赋予这种现代新的权力关系以新的功能，表明了他并不是把历史的全部重负压在自己的笔上，而是把不可企及的理想尽可能划归在自己所能把握和操作的范围内，从而剥离它那神圣的光环，还其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
文学批评、文学写作甚至当代文学，在福科的视野中只是其观察的对象，而非分析的对象。他强调对人文话语的类型（文学话语、
哲学话语）赋予一种独特的功能。于是他的问题就成为：构成小说、
诗歌、故事在社会中流通的目的是什么？在所有叙事作品中，为什么其中一部分被加以神圣化？它们同原本并不相容的机构（如大学）发生着怎样的关系？福科敏锐地发现，现代的先锋派文学大多由大学中的教师和学生阅读，先锋文学通过选择权威化和制度的合法化发挥功能，因此，大学在现代先锋文学的传播和再生产中，既是权力操作者，又是话语的接受者和播撒者。
在强调写作者死亡、沉默和消隐的同时，福科还指出"文学的不及物性"，即摆脱文学是所有思想交汇点的观点，将文学仅仅看成是现实权力的微型分析结构而己。他不同意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文学具有解放和颠覆的审美功能的说法，而是将文学"非神圣化"，坚持文学并不是真理的言谈或真理的化身，仅赋予文学以非常有限的话语功能。他想弄清楚在文学话语之外的"非文学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作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两个领域交互时发生了些什么碰撞？什么东西被扬弃消解？某种话语被认作是文学时受到了怎样的修改？这种修改之后的话语为何被认为是文学性的？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福科所向往的"文学批评"，不是去进行价值的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带来阐释性生命。批评激活存在的符号并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将其从程序编码的秩序中唤醒。批评可能迸发出思想的火花，生产新的思想。批评不仅要与写作者保持相当的距离，而且要对匮乏时代的"过剩话语"和多种"文化反题"的边缘问题加以梳理，要排斥那些时尚的泡沫和文化制度的权力赘物，而使自己成为一个走向真理的批评者。
无论如何，当代文化或文学批评正在告别那种所谓"总体性"话语，而走向批评的局部化和零散化。它不是折衷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是自律的非中心化的理论生产，其有效性并不依赖于既定思想体制权力话语的首肯。所以，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方面，关键不再是理论而是实践，不再是知识而是现实本身，不再是书籍而是权力的压制和对权力的分析揭露。"批评"日益告别了失效的"整体性"神话，而在逃离纯文学话语的"非神圣化"道路上，甚至是在精神的世俗的层面上，带来了新的话语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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