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大学机器(1)网(2)

　　这样一个学术机器的兴趣就是当代的世俗文化，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就不再带有精英主义色彩，它不再是那种惯常的高级的知识分子文化，相反，文化在此是政治性的，只要是涉及到意义的生产、流通、消费的日常行为都是文化，文化被意义所定义，它不再是纯粹的唯美主义的，而是充满权力色彩的，文化成为意义的斗争场所，最终也是利益的斗争场所，因此，文化研究毫不奇怪的滑向了历史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身份、性别、种族的不平等不再通过一种直接的压制关系表现出来，而是对意义隐秘的操纵、争夺、控制的结果；权力不再表现为暴力，现在它粘附在意义上，它借助意义自我掩饰，权力正是借助意义的名义而实践的，意义的生产和消费最终都是权力的战略效应，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意愿就是揭开意义的面具、暴露意义的活动机制，最终暴露一种资本主义的权力现实，这样，文化研究既是历史性的，又是政治性的。显而易见，它的源头既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内，也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传统之内，既在工人阶级的左翼传统之内，也在大学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之内，文化研究正是受惠于这些各种各样的知识传统。它频繁地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的权力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理论、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之中穿梭，这些理论无一例外地是对资本主义的压制关系和权力关系的揭发和暴露。文化研究依赖于这些大理论，它有时是对这些理论的直接套用，有时是对它的改良、有时又将他们组装起来。文化研究依据对象的差异性而灵活地运用这些理论，这样，文化研究从来不是一种僵化而呆板的阐释学，它总是在摸索中展开它的叙事，它在整理、调节、归纳、除幻中展开它的叙事，它呆在纷乱的线索里面查询、观望而不是以一种突现的理论形态匆匆作结。文化研究并不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某个问题，它并没有强烈的理论上的抽象意图，相反，它总是随机的、具体性和策略性的，因而，它并不具备一个稳定的构架、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程序、手段、方法，它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

　　让我们再说一遍，文化研究不是一个流派，不是一个理论组织，它仅仅是大学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关系的校园批判，当然，这种批判并不能触及到根本的资本主义体制本身，校园批判尽管是立足于底层的，但底层对此一无所知，校园批判已经变得职业化了，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智识活动，变成了一个书本作业，变成了一个课堂游戏。如果说，在60年代，资本主义校园内激进的左翼思潮越过了围墙的话，那么，现在，文化研究--毫无疑问，它继承的是左派传统--更多的是大学内部的一种生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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