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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越来越多的学者确认,西方文化的轴心期是古希腊时代,印度文化的轴心期是佛陀时代,而中国文化的轴心期则是春秋战国时代。而我认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期大转型在此前的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2] 关于《周易》的名称使用并不一致。本文所称《周易》包括:《周易》古经》(《易经),《周易》大传(《易传》)。
[3] 黄玉顺:《“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学术界》2001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2年第3期。
[4]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第14页,华夏出版社1989。
[5]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第13页。
[6] 这是维也纳学派的经典之一、卡尔纳普的著作名《世界的逻辑构造》(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7] 拙文《儒家心性论作为伦理学基础是否可能》详细探讨了这个问题,载《恒道》创刊号,鞠曦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8]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李匡武译,第12?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9]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第28页。
[10]“宗”原意指祭祖的宗庙,它是宗法关系在观念、制度、器物层面上的集中体现。
[11] 《朱子语类》卷1、《朱子大全》卷95。
[12]《礼记·表记》。
[13]“认识论困境”是休谟以来的西方哲学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认识和真理问题上,内在的意识如何能“切合”外在的实在?我常用的一个比喻是:人如何能走出自己的皮肤?
[14] 近年关于“内在超越”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但人们对何为“内在超越”尚无一种真确的认识。
[15]《诗经》的时代与《周易》的有重叠,经历了春秋前期、西周、乃至“商颂”。同时还有大量未收入《诗经》里的“逸诗”,时代更早,例如拙著《易经古歌考释》发掘出来的商周之际的歌谣(巴蜀书社1995)。
[16] 这只是从大势来讲,儒学成为了整个中古时代(自汉至清)的主流意识。
[17] 姜广辉:《论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原载《国际儒学研究》第6辑。
[18] 近半年来在“孔子2000”网站上开展、并且仍在激烈进行的论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19] 位格包含一些基本观念,如实体、神性、人格等。
[20] 中国所谓“自然”虽然含有、但是远非西方所谓nature的意思,它的基本语义是“自己如此”,因此,它只表明了“原初的自身所予”(the primordial self-given)的意义。
[21]“自然人”是近代启蒙思想的一个极为关键的设定,它是现代观念的一个基本前提。另外,近代以来的“人性”(human nature)观念与“自然人”( natural man)观念之间具有天然关联,这是应该注意的。
[22]《周易》古经之所谓“天”并不一定指神,如明夷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姤卦“有陨自天”。
[23]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127页。
[24] 禴与庙是一致的,它是宗庙祭祀的一种。吴澄《易篡言》:“盖宗庙四时之祭,春祠,夏禴,秋尝,冬烝。”
[25] 姜广辉先生解释为:“帝、祖分开是从周代开始的。周人建国後,如果也象殷人那样有自己帝祖合一的宗教崇拜,那便会在周人与殷人之间有两个对立的信仰对像,不利于周人的精神统治。于是周人便将帝与祖分开,承认各有各的祖先神,但至上神的帝只有一个。这个至上神曾降‘天命’给殷的先祖,但因为殷人后来失德,又改降‘天命’给周人。这种解释有天道-人道的公平,谁叫殷人失德了呢!”(《论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原载《国际儒学研究》第6辑)
[26]《尚书·泰誓中》、《国语·郑语》史伯引《泰誓》。
[27]《左传·僖公十五年》。
[28]《国语》的内容虽然涉及西周末期、春秋两个时期,但以春秋时期为主。
[29] 收入高亨先生的《周易杂论》,有齐鲁书社1979新版。
[30]《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
[31] 参见拙文《生命结构与和合精神棗周易哲学论》,《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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