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原因(1)

内容摘要：陈寅恪一生钟爱中古史研究，他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也都集中在魏晋隋唐时期。但他晚年却用了大部分精力撰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部专著，研究重心放在明清之际两个女子身上。本文认为他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原因主要在于：阐发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移情忘现实之痛苦；抒发兴亡之感；自验学术深浅。

关键词：陈寅恪  《论再生缘》 《柳如是别传》

[Abstract]  Chen Yinque always enjoys studying of mid-ancient history all his life, and his famous books of history all centralize in the period of Weijin and Suitang Dynasty. But during his late time he put almost all his energy on writing two books Discussing Zaishengyuan and Another Biography of Liu Rushi, and center of his research was put the two wome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will state that the reason why during his late time all his books praised only women is to illustrate spirit of independency and free thinking, to transfer fellings to forget sufferings of reality, to express fellings of succeeding and defeatment, to self-test his academic degree.

[Key words]Chen Yinque   Discussing Zaishengyuan   Another Biography of Liu Rushi   

一、弁言：问题的提出

陈寅恪作为一代史学大师，涉猎的学术领域广博，举凡宗教、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学等均在其涉猎之内，尤以佛教经典研究、中亚古代碑志及古语言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研究著称于世。陈寅恪一生钟爱中古史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寅恪生平为不古不今之学”[1]（P285）。他的主要论著，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签证稿》等也大致集中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他在中古史领域驾轻就熟，颇有所得，然而在1949——1969年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他却用了11年时间来撰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两部明清之际人物的专著。这两部书共90万字，几乎是陈寅恪一生著述的一半，耗去了他晚年大部分精力和心血，他曾在一首诗里提及晚年的著述情况：“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2]（P46）其中关于“颂红妆”，陈氏自注曰：“近八年来草论再生缘及钱柳姻缘释证等文凡数十万言。”

陈寅恪对中国历史文献非常熟悉，尽管明清两朝历史非他研治范围，但《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还是体现了他深刻的考据功力与对历史宏观把握的气度，深刻阐释了他所一向主张的历史文化观。尽管这两部专著是很成功的，但相对于陈的博大精深的知识系统，相对于陈“承续先哲将坠之业”、“开拓学术之区域”、“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人生最高理想，[1]（P247）相对于中国学界一直期待他能写出通论性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的切望，这两本书实在承担不了如许的重担与使命。陈寅恪是有能力写出开创性煌煌巨著的，但他在最后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却“著书唯剩颂红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两部书缘何有如此大的魅力吸引一代大师的执着眷顾乃至耗尽他最后的心血呢？这是文化界长期以来十分关注的话题。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认为《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是陈晚年悲凉情怀的合适载体，个人气质与遭遇左右了其晚年研究的选题。姜伯勤的《陈寅恪先生与心史研究》提出陈在四十年代末世界水平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没有中断，保持独立性，向前迈进，从偏重文化制度史转向以研究社会风习和时代情感为重点，从而与国际史学界对心态史、心智史、妇女史的关注同步进行。美籍学者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传》，则以为陈寅恪心折于柳如是的才华、思想与刚毅勇猛的性格，赞赏陈端生的文词优美，同情其身世，遂“颂红妆”。但以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与《史家陈寅恪传》两书并未对此展开专题探讨。姜的解说也还是偏于对陈氏的研究方法层面予以说明。本文拟在以上诸家研究的基础上，试对陈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原因及其背后隐含的深刻意蕴，作深入一步的探考诠释。

二、阐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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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出身于一个崇尚气节，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的名门世家，自幼便打下了深厚旧学基础，而其年长后在欧美各国的多年游学，不仅使他视野开阔，学贯东西，更重要的是使他能够超越当时一般人关于中西文化的简单认识，从更高的层次洞悉和把握中西文化的各自价值，既不像一般旧儒那样抱残守缺，对西学也不盲目崇拜，而是相对理性地看待中西文化。当然，作为一位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学者，陈寅恪最眷恋、最理解的依旧是中国文化，穷其一生，无不在以近代的理性精神，探索和阐释传统文化，乃至其生命的深处，无不氤氲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意绪与精神。在陈寅恪看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1]（P277）他毕生崇尚气节，贬斥义利，推扬宋贤，以士的精神自持。学术活动中，也始终洋溢着“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热情，并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期待“终必复振”为宗旨，为了这个目标，他坚持着文人的操守，百折不挠，始终不渝，在以维系民族文化命脉为己任的同时，亦汲取西方启蒙时期以来知识分子所高扬的学术独立的自由精神，倡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1]（P246）他本人也如他在为王国维所撰碑文中所颂扬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P218）用生命呵护心灵中这片学术的净土，维护学术的尊严。

陈寅恪之所以如此看重文化的独立、自由，是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经历的哀痛之感有关，陆键东指出“他不幸生于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承前，他无法不感受近代中国屡遭外侮，有清中兴一带已成残迹的哀感；继后，他更亲身感受社会纷乱变异下‘文化’与‘社会风习’的分崩离析。故此，他眼中的历史，充斥着兴亡盛衰的痛感；他视觉中的文化，紧紧扣着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这一主旨。”[3]（P515）新中国建立后，传统文化也是命运多舛，先是研制传统文化必须套上马列理论，为政治现实服务，而不注重自身的价值，史学一度曾发展为影射史学。1951年５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就强调：“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教育全国人民，而不是用其他任何观点和方法；要运用各种办法和克服各种困难，做到‘在全国范围和全体规模上’宣传马列主义”。五十年代初学马列的热潮声势浩大，人人言必称马列，写文章生吞活剥的引用马列原文。学术界传统的研究方法、学术思想，乃至思维方式往往被作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而遭批判。以马列理论来统领约束各学科，合理论者保留，不符者则删去，这恰如给“士之读书治学”加上“俗谛之桎梏”，而使一向格外看重传统士大夫情怀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所强调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接受。他在中国科学院邀其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时，提出非常不合时宜的条件“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并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提到“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尽管陈的上述态度表现得有些激烈，思想看似保守，但从根本上讲，陈所反对、排斥的应该不会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早在德留学期间陈就阅读过《资本论》的原文，在当时的中国人中是较早接触经典原著的。陈一生淡薄政治，应不会反对某种政治信仰。他反对的只是对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进行禁锢的做法。换言之，他反对的是那些假借马克思主义之名，歪曲马克思主义原意，背离唯物主义本身，推行极左路线，生搬硬套马克思著作语句并以此强制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所谓改造的做法。而这些做法今天看来显然也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学术者，乃天下之公器也。”没有怀疑精神，没有独立思考，也就没有了学术的生命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再好，这种强制性的做法，也是违背追求真理、追求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和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表现。陈寅恪毕生的理想就是阐扬自己钟爱的中华文化，使之能够跻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然而现实的文化氛围却又显然不利于他对学术问题的探讨。于是，在对民族文化发展前途忧心忡忡的同时，陈寅恪不免也哀叹自己的“生不逢时”，不能实现自己学术报国的理想，进而造成对当时文化政策乃至新社会的一些误解。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他用十一年的时间埋首颂红妆自然也就不太奇怪了，因为陈端生、柳如是的身上都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或许陈寅恪称颂的是这种精神与思想？

让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论再生缘》一书中的评价：“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事之旨稍有所得，遂取《再生缘》之书，与陈端生个人身世之可考见者相参会，钩索乾隆朝史实之沉隐，玩味《再生缘》文词之优美，然后恍然知《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籍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庾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第一。”“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2]（P56、P57、P59、P65、P66）文中对陈端生的“自由、自尊、活泼、独立”思想大为赞赏，也大加赞美，称其为“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他也许把自己的理想、主张与现实的慨叹都倾注到陈端生身上了，显然其撰文的意义早已超出了“稍稍考证其本末”的最初目的。

而对柳如是的赞扬也同样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柳如是别传》中他写到“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妇，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4]（上册P4）对有着独立不移精神而又命运多蹇的柳如是深表同情与赞赏。他还指出：“清初淄川蒲留仙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4]（上册P4）把柳如是视为四百年来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人物。陈寅恪晚年将其文稿命名为《寒柳堂集》及《金明馆丛稿》，与他对柳如是的《金明池••咏寒柳》的赞赏有关，柳如是《咏寒柳》词曰：“有怅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斜阳，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舸，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前，一点东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正如姜伯勤所评述的那样：“寅恪先生激赏这首《咏寒柳》词，激赏其‘春日酿成秋日雨’的悲剧意识，激赏其‘念畴昔风流’‘一点东风，几隔着重帘’的思想超越境界，激赏‘待约个梅魂’所象征的对思想自由和民族独立精神的执着追求”。[5](陈寅恪先生与心史研究)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陈寅恪是借红妆来抒发自己的主张，还学术以独立，还思想以自由。其实，他的好友吴宓早已指出“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查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陈寅恪自己也说：“噫!吾人今日追思崔（莺莺）张（生）杨（柳如是）陈（子龙）悲欢离合之往事，益信社会制度与个人情感之冲突，诚如卢梭、王国维之所言者矣。”[4]（下册P121）抒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慨叹应是陈“颂红妆”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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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里较多地体现了文的倾向，更重情感，与他一贯严谨的文史论文风格多有不同。这两部专著他都写得酣畅淋漓，字里行间洋溢着同情与感怀生命的浩叹，这似乎超出了历史学家的理性把握，却又是情理之中的人的真性情袒露。陈寅恪晚年在《寒柳堂集》中记道：“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做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耳。”[2]（P1）这或许也是陈寅恪“颂红妆”的另一原因吧。

陈寅恪晚年的情绪偏于抑郁、愁闷、感怀、哀伤，这一方面因为他的学术思想与当时的主流理论、史学不合拍，与时代新潮不符，不被人所理解，而备感精神孤寂；另一方面他晚年盲目膑足的现实，在给他的生活和学术活动带来诸多不便的同时，也给他的心灵蒙上不小的阴影，其内心之苦闷，设身处地，是可以感觉的。“文章存亡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连。”这充满自伤之情的诗句，正是不得一展学术抱负的陈寅恪的内心写照。身心的痛楚时时啮咬着他的内心，拨动他富于诗人气质的敏感的心弦，也正因此，陈寅恪亟需在精神世界里寻找到安慰，以忘记现实的身及心的痛苦，所以，“移情”应该也是陈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书的原因与动力。

下面我们想顺着历史的脉络再详细分析一下陈寅恪心路的形成。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主张变法行新政，戊戌变法之后被革职而益切忧时爱国，常常深夜孤灯与其子相对唏嘘，不能自己。陈寅恪父陈三立，号散原，清末四公子之一，被公推为一代诗宗，有《散原精舍诗》流于世。日本人攻陷北平时，绝食绝药而死。兄陈师曾（衡恪）为民初大画家，声名甚高，染疾英年早逝。祖父的壮志难酬，父亲的含悲而逝，兄长的命蹇早殇，加之其幼时所目睹的梦般消逝的世家繁华，这些无不使他对生命的感悟中蒙上一层怨苦意识，使他的心灵敏感纤细。加上世家相传的艺文精神、洞悉中西的学识，以及传统士大夫和近代西方知识分子鼓吹的自由精神相揉而成的志节，则使他的气质中自有一份孤高与清傲。这性格，这气质，使他在面对铺天盖地的政治热潮，面对传统学术已成敝屣的现实时，不得不常常为一种不被世人所理解的苦闷所笼罩。陈寅恪坚守着传统文化与精神学问，但在当时极“左”的情况下，谁能理解他呢？不仅不理解，还要作为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代表而加以批判。“吁嗟默默兮，孰知吾之廉贞？”陈寅恪的内心为其困惑所煎熬。

对于那些从旧时代走过的学者，都经历了建国后一系列运动的批判与冲刷：从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学思想及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体系，到1957年反右和“兴无灭资”，其间亦加上整改、“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厚今薄古”运动、“双改”等等一系列的运动。1958年，陈寅恪被推到了政治斗争的前沿，批判他的大字报来势之凶猛，用词之激烈，甚至有“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的话语，陈寅恪的学术被称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呵护文化的苦心不被理解，凝聚心血的学术被批得一钱不值，这对陈是一个多么大的精神刺激！陈寅恪对现实绝望了，他停止了授课，埋首于著述。建国后，尽管中央与地方一直对陈寅恪的生活很照顾，但他治史的方法与思想却被抛弃，被归为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照顾对于陈寅恪来讲，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是像古董一样被供起来，因为对于陈来说，自由、开放的学术探讨更重要，而物质的照顾并不能换来他心灵的安恬。于是孤寂也就成了他晚年咏叹的主调：“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2]（P18）正是他孤寂苦闷心情的写照。心灵之苦与失明、膑足所带给来的身之苦交织，于是，一方面充溢的学识和当时安定的生活环境时时使陈寅恪亟欲展现自己的学术抱负，一方面不自由的思想文化氛围以及感到来日无多的不安，形成陈的思想在灵与肉间的挣扎：自负天命所归守护文化却又天妒其才，活着已变成一种灵与肉的煎熬。这时的陈寅恪无论在身还是在心，都在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然而苦涩的生命终需有几许光明的寄托，于是“颂红妆”便成了陈寅恪用以忘却现实身心痛苦，寄予人生的慨叹。

陈寅恪的这些心灵的颤动，我们可以在他那些“颂红状”的作品中得到感受。其中如撰写《论再生缘》的过程中，其生命情感的喷发，一泻千里，完全经历着似作家创作般的体验过程，似乎要把激情、慨叹一股脑地全倾注在陈端生身上。他表示道：“吾国昔时惑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谬说。虽士大夫之家亦不多教女子以古字。”然“端生能于此环境中展露才华，固属不易，然其不平之气亦不可免。寅恪自谓最能同情其身世与才华，故欲考见其憔悴忧伤而湮没之事迹”。[6]（188）陈寅恪似乎是在陈端生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论述《论再生缘》的过程中，陈寅恪更是进入一种酣畅淋漓物我两忘的状态，时时表现出对生命愉悦的快感，越写越投入，越写越忘情，似乎也浑然忘却了现实中的种种痛苦。

《柳如是别传》更承载了陈寅恪晚年无比感伤的历史情感与生命追求，陈寅恪非常钟爱这个性格奇异，人格闪耀着光芒的女子，“故于柳氏洗冤外，更加以表彰。除释证事迹外，更刻画柳氏可敬可爱的性格，谓其儒士更兼侠女，谓其为罕见之独立女子，以至于认为柳如是乃小说中理想人物的化身。”[6]（P195）陈寅恪倾尽心血再现柳如是的一颦一笑、一刚一柔的风姿绰韵，曾于其《戏题余秋室绘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影》一诗中表露：“弓鞵逢掖访江潭，奇服何妨戏作男。咏柳风物人第一，画眉时候月初三。东山小草今休比，南国名花老再探。好影育长终脉脉，兴亡遗恨向谁谈。”[2]（P43）陈寅恪对柳如是从生命过程到情感气质有一种深深的认同，从而使他的历史研究成了某种文学性的重塑生命的倾注。晚年的陈寅恪已完全沉浸在“发皇心曲，代下注脚”的精神世界里了。确如汪荣祖为陈寅恪作传所说“三百年后寅恪不禁移情而眷恋之也。心理学家有以美丽幻境来否定现实之说。寅恪晚景身残目盲，现实之痛苦达于极点，若能飘飘然于三百年前情侣幻境，自可聊慰眼前之苦境。”[6]（P192） “若然，则寅恪移情之享受或亦是其孜孜不倦撰写此书之一动力欤？”[6]（P193）陈寅恪的内心深处有着构建历史巨厦的渴望，他的愿望是能写出恢宏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但在晚年那样的文化氛围下，又兼双目失明，他也只能用心灵去感悟历史了。

当然，导致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原因还有其它。例如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也有探讨明清兴亡历史教训，抒其兴亡之感的学术诉求。从陈寅恪所持的文化史观出发，陈的兴亡感主要源于他对文化兴亡的考量，即中国历史的特点是王朝更迭频繁，每次王朝更迭都伴以社会动乱，也给文化带来劫难，而文化寄托之文人又必然要首当其冲，尤其是这时文人的心灵，大多要在历史的剧变中遭到其它时刻所没有的拷问及权衡利害的煎熬，于是文人的持己处事，便关系了历史的荣辱。明亡清兴号称天崩地坼，文人们的道德气节也受到了深刻的考验，感慨万千，便成了驱使陈寅恪撰写发明清文人心灵历史之覆的《柳如是别传》的冲动。此外，陈寅恪晚年“颂红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自验其学术深浅原委。对此陈寅恪君子自道云：“重读钱（谦益）集，不仅籍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4]（上册P3）其中其“颂红状”的代表作《柳如是别传》卷帙浩繁，考证繁琐，可以说是集陈一生“笔法”之大成，陈确欲籍此书自验学术之深浅并以此作为治史方法垂范后世。但是这些说到底，依然是与上述陈寅恪晚年的境况及其心路轨迹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阐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移情忘现实之痛苦，抒兴亡之感和自验学术深浅，我认为这些应该是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主要原因。事实上陈寅恪的晚年，在自己心灵和身体均出于极度痛楚的情况下，倾注全部才华、精力为陈、柳二位身柔心刚的女子作传张目，或许是那个时代使他得以保持学术激情、延续学术生命，弘扬自己价值的无奈的追求。如果说陈寅恪没能在自己更加专长的领域内留下煌煌巨著是个无法弥补的遗憾的话，那么《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的传世，毕竟多少是为学术界做出的一些补偿。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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