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东晋门阀政治》(1)
2015-09-19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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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我也想写，但又有种种顾虑，一直希望在别人的评论看到自己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
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这支力量就是流民。当时北方有源源不断的流民南下，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帅控制的武装组织。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我们看作者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关于门阀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讨论，不要说流民问题，就连皇权在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所以才为人们展现出一番新的天地。抛开流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中的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一说是王导，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谨慎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断，只是存疑。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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