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修一《隋唐の国际秩序と东アジア》评介((2)
2015-09-20 01:07
导读：二 从“册封”、“羁縻”等概念来把握隋唐时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在金子先生之前已经有西嶋定生、堀敏一两先生开创了日本战后史学的一个新
二
从“册封”、“羁縻”等概念来把握隋唐时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在金子先生之前已经有西嶋定生、堀敏一两先生开创了日本战后史学的一个新潮流。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研究，在金子之前，也有过为数不多但比较有影响的专著，其中，渡边信一郎《天空の玉座 中国古代皇帝の朝政と仪礼》（柏书房，1996）一书论述的是以皇帝为中心形成的君臣间秩序也涉及到了国际秩序。渡边信一郎的观点深受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理论的影响，认为以皇帝为中心，由中国社会到国际社会的中华帝国的特性，是所谓“帝国家庭”。另外如作者在本书第四章、第九章中涉及到的，在考察中国王朝与周边诸国关系问题上值得参考的是突厥与隋唐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作过正面论述的是石见清裕的《唐の北方问题と国际秩序》（汲古书院，1998）。石见先生也从宾礼、蕃望等与国际秩序有关的问题切入，很重视以突厥为主的异民族与唐的总体关系中的羁縻体制。另一论著是堀敏一的《中国と古代东アジア世界——中华的世界と诸民族——》（岩波书店，1993），在本书中堀敏一发展了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论，指出东亚世界的原型是从秦汉时代中国王朝与游牧民族势力的对抗与交流中创生的。堀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东アジアのなかの古代日本》（研文出版，1998年），从中国史的角度，论述了《魏志·倭人传》时代至隋唐时代东亚世界中的日本与中国交涉的特性。
金子修一这本著述则从册封（册立）制度、被册封（册立）国的名分地位构成的国际秩序，探讨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特别是通过对地位观念的考察和研究，揭示内政与外交的互动关系，从而加深了对隋唐世界帝国性质的认识。
在本书中，金子主要针对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论，特别是“册封”之用语进行了再探讨；与堀敏一先生就“羁縻体制”论作过交流。金子在论文“中国眼中的渤海国”（本书附论1）中写道，“实质上羁縻体制见于六朝，与汉代以来的册封体制一起成为中国王朝统御异民族的重要政策”[2]。对此，堀敏一先生指出金子将羁縻与册封的顺序弄颠倒了，应该是羁縻在先而册封在后。作者在本书指出，毫无疑问，《汉书》《后汉书》中表示中国王朝与异民族间关系时主要使用的是“羁縻”。另外作者还通过网络检索手段调查了唐代以后中国正史外国传中两项用语的使用情况，结果，只在《新唐书》中发现两例，而且这两例的表述方式也是完全可以分解的，并非确定的术语；宋代几近于无，《册府元龟·外臣部》有“封册”而非“册封”；辽金也几乎看不到；元代也极少；五代时倒是有若干用例；直到明代，才
戏剧性地增加。也就是说，“册封”基本上是明清时代的用语。金子指出“必须注意，唐代以前，册封、册封体制并不是从大量史料中归纳得出的确定性用语”。“羁縻”广泛应用于汉代，“羁縻州似乎唐以后才出现，羁縻与羁縻州也不是同一概念”[3]。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日本的古代东亚史研究，一般是以日本、朝鲜、中国三国为中心展开的。由于“册封体制”“东亚世界”理论与学说自身存在着偏颇与不完善等问题，九十年代中期，“册封体制”论再次在日本与韩国引起讨论，在日本，越来越多的日本史和朝鲜史研究者加入到隋唐时代国际关系的讨论中来，对“册封体制”“东亚世界”论积极地提出意见，并探索新的研究途径和手段。如果稍加留意，则不难发现，“东亚世界”一词在最近几年日本的古代史研究著述中已经很少出现了。也有的研究，为了克服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旧框框，转而强调地域的主体性，尝试开创所谓即使撇开了中国王朝，仍然有活力的、自立的东亚史研究。这些探索和尝试，从学术创新的角度看当然非常新鲜而有意义的；当然，也存在问题，例如如何客观地认识发生在当时的东亚地区的历史事实等。
东亚诸国以农耕民族、农耕文化为中心，自汉代以来始终与大陆中原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与此相对，北亚及中亚，游牧民族极为活跃，其兴亡交替令人目不暇接。隋唐王朝对待这些民族采取的措施也迥异于对东亚诸国。羁縻州作为唐王朝统治异民族的方策——即堀敏一提出的“羁縻体制”，其普及程度要远远超过“册封体制”。如此，当着我们从中国王朝的角度，而不是从以日本、朝鲜和中国构成的东亚世界为中心来考察隋唐时代的国际关系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到册封体制以外的因素。
作者强调研究东亚历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历史，要观照北亚和中亚诸国诸政权的动向，强调要拓宽视野，“论述东亚世界，必须同时把北亚、中亚诸国与中国的交涉也考虑进去”，“包括西南蛮”。事实上，本书中多处涉及突厥、契丹和奚等研究内容，甚至远到西域诸国，这些努力都表明作者的确把视野放的很宽，在以其研究实践印证陈寅恪先生在《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中开创性地提出的内政与外交间的相互关系理论。这也是本书的闪光点之一。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本书多处从“名分”角度探讨异民族在中国王朝的地位，这就牵涉到一个“名”与“实”的问题。当时中国是存在着一个国际秩序的，尽管这个秩序中的“名”，与国际关系现实中中原王朝与册封（册立）对象国（包括与两者相关的第三者）之间力量消长的“实”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毕竟，“名”是在一定的“实”之下展开的，所以搞清“名”，对于进一步廓清和把握其“实”，无疑是有益的。以唐王朝授予渤海的“郡王”号和“国王”号为例，纵观唐与渤海两百年关系史，对渤海的册封，仅止于名分；但是，这些封号，在相当意义上可以体现被册封国在其认知系统和统治秩序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认识唐与渤海周边的民族关系的错综复杂，和唐王朝在利用渤海搞力量均衡的良苦用心，挖掘出唐王朝的政治动机。在这个意义上说，册封，不仅是东亚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外在的表现形式，也有其内在的关联性。金子修一的著作，可以说在这方面有所建树。这也是它的贡献所在。
详尽的统计研究，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书中给出统计表格十一通，从汉代公印规格表，到唐对异民族所封郡王号的一览表，穿插于全书之中，使读者一目了然，说服力强。较之西嶋定生和堀敏一等先生的理论色彩较强的著述，金子修一先生的本书更以实证性研究见称，以述之详，补论之略，充分发挥了其研究特长，使论证更加清晰、透彻。
本书独立成篇，个别讨论课题又较接近，所以在内容上有时难免重复。以下有两处细节愿与作者讨论。
第265页第八章，关于唐王朝在大钦茂治世将渤海王由渤海郡王升格为渤海国王的理由，认为应求诸当时渤海与日本的关系。759年日本派使节经渤海入唐迎接752年入唐的遣唐使大使藤原清河。中原正处安史之乱末期，使命未果。当时唐军武器奇缺，761年，使节团沿南路归国之际，肃宗要求日本提供制造弓箭用的牛角[4]。作者指出，此次遣唐使得入唐土，乃渤海一手安排；而渤海王大钦茂又在求牛角一事中充当了说客中介，唐皇帝为着表达对渤海王的谢意，特别进封其为渤海国王（第268页）。作为其推论的旁证，作者还举出，回纥因派兵助唐收复太原、长安，所以其太子叶护被授“忠义王”。我以为此推论欠妥。且不说唐王朝是否因此提高了渤海王在唐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唐王朝对朝贡国日本有物质需求还需要渤海从中做说客这一推论本身就有问题。唐王朝既然能继续扣留前大使藤原清河，说明唐王朝仍然具有控制日本的威严，这件事本身就可以是要求日本提供牛角的条件，完全无须由渤海从中斡旋，况且亦无史料证明渤海充当了说客。另一方面，渤海为提供武器用牛角而做的间接工作，与回纥替唐军收复京城等失地，其“贡献”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授予爵号上也似不存在可比性。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第276页，关于“渤海”爵号，作者也阐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指出该爵号同时并行授予唐内属臣。作者指出唐王朝对渤海所封的郡王号与对国内臣下同列。这一点笔者完全赞同，因为实际上唐王朝选用“渤海”这个爵号本身，也是为着将与高句丽有着密切关系的大氏政权与汉代以来的名门渤海高氏搭上联系，通过将大祚荣政权与此高氏一体化，从而将实为唐之蕃国的渤海视作其内属地并广告天下[5]。但是作者提出的渤海建国前“渤海”郡王号曾授予高祖之侄李奉慈一事，恐怕是作者的误会。作者的依据为《唐大诏令集》卷三九龙朔二年（662）五月十三日上官仪“册赠渤海王文”中的一段记载：“惟尔故金紫光禄大夫原州都督渤海郡王奉慈，（中略）是用赠王为都督荆硖岳朗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右卫大将军，余如故”。但是关于李奉慈的记事，除去《唐大诏令集》外，《新唐书》卷七十上，宗室世系上“蜀王房”中见“左卫大将军、渤海敬王奉慈”。另外，《新唐书》卷七八“宗室”中所记也为“渤海敬王”。本传记蜀王李湛有二子，博义与奉慈，其中奉慈之兄博义号“陇西恭王”。奉慈传只有一句：“渤海敬王奉慈，显庆时，为原州都督，毙。”如果将奉慈所得爵号与其兄长的爵号“陇西恭王”相对照，则似应以渤海“敬”王为正解，而非“郡”王。
由于该书为作者近二十年研究之集大成，有些学说今天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也意识到一些当时的观点、见解需要作一些相应的修正。所以特别在后记中将近年来作者自己对以往认识的反思、与学界同仁的商榷等集中作了说明。
限于评介者的水平，以上内容介绍部分肯定很不充分，评述部分也可能没有准确地理解作者的学术思想。错误之处，敬乞本书作者及读者诸贤的宽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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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の国际秩序と东アジア》（金子修一著，名著刊行会，2001年1月，5﹢7﹢375页，3500日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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