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2)
2015-09-28 01:12
导读：欧美方面多年来亦注重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如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讨论到流寓人士的社会组
欧美方面多年来亦注重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如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讨论到流寓人士的社会组织，他们所依据的纽带经常是“同籍”，他们结成同乡会、会馆、同盟、公所等各种社团。另外，像同学、同时参如考试者、一起乘船渡河者都可能凝成团体，从而利用各种关系，为自己的事务服务。如黄宗智关于华北和长江流域的研究，为国家和社会关系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范例。又像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柯思(MyronL Cohen)、华特逊(Rubie S Watson)、白蒂(Hilary J Beattie)等都曾有关于家族研究的成果，亦是偏重于社会功能方面的研究。美国学者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是近年来对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关系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对1900-1942年华北乡村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作者力图打通
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且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来深入社会底层的。作者说：“从历史上看，封建国家控制乡村的下层组织（保甲制与里甲制），与‘土生土长’的乡村宗族及庙会组织之间关系一直含混不清。封建国家为维护封建道德及行为规范，有时利用和支持宗族势力。但即使在此时，为了防止族权过大，它又禁止宗族势力过分干预行政事务，所以，在国力鼎盛之时，保甲制可以起到抑制宗族势力的作用，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宗族势力与保甲组织相互混合，成为权力文化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纽带。”（注：〔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9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孔飞力指出，官方的地域组织与民间的自发组织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如在下层行政方面官方往往依民间组合来划分行政区域；反之，在行政区域内亦会产生民间组织。作者的研究是建立在全面总结学术史的基础之上的，其所著书后的征引书刊目录使我们对海外该问题的研究有了一个较系统的学术史的了解（注：〔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王小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海外的这些研究成果对国内的许多研究产生了指导性的影响。如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梁洪生、邵鸿对珠江三角洲祖庙、台湾三山国王、莆田江口平原的商业会馆、江西流坑、吴城商人会馆的研究显示了历史学与社会学、
人类学相结合的趋向，具有一定深度，也反映了他们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努力。有的留欧美的中国学者融通中西，如王笛关于长江上游公共领域的研究就值得注意（注：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北京〕《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近年来在欧美兴起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公共领域”等问题的研究，我国学者也多有响应。关于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近年来学界颇有争议。看来这种争议仍将继续下去。
再次是关于定居社会与流动社会基层社会管理的研究，一般来说，里甲、厢坊是定居社会的管理设置，流动社会的户籍管理较为复杂，会馆管理是流动社会管理中的一种有途途径，王日根的《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正是把会馆作为一种社会管理设置来认识的。他的《明清时期“行”的衰落与会馆的勃兴》（宋德金、周积明主编：《中国社会史研究》下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进一步强调了传统商人管理体制的失效即“行”的衰落，而民间社会的自我管理组织却发挥着切实的作用，在探讨会馆问题时，王日根亦不回避其与商会的关系，在《近代工商业会馆的作用及其与商会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中充分肯定了会馆对近代社会形势的适应，强调会馆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发挥着较商会更实际的作用，这显然包含了与商会方面的研究专家朱英、马敏等的对话意向（注：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马敏：《官商之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关于会馆的研究，还有如刘正刚的《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美国学者罗·威廉关于汉口的研究是流动社会研究的成功典范。他分析了19世纪中国都市与西欧都市的共通性、商业中心与市民层的形成、汉口的都市自治、汉口商业活动、政府财政与商税的关系及清政府为此而采取的政策、都市社会的形成与商人地位的提高，汉口商业发展与地方官的相互依存关系、官僚对商业的投资、商人进入政界、汉口移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融通意识的产生，商人组织在汉口自治中的作用。他指出：“中国会馆兼有同乡、同业组合的双重特征”，故称为“复合结构”。（注：William T.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City 1796-189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p.144.）。新加坡学者吴振强在《厦门的兴起》中指出：“在城市中，以神庙为中心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活动是地方社会组织的重要形式”，“许多本应由士绅承担的道德上和社会上的义务都由商人承担起来了，官府让商人承担这些义务，对商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勒索，而且也是一种荣誉，这种情况使商人得以与官府和士绅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他们的商务活动无疑是有利的。”（注：《厦门的兴起(1683-1735)》，新加坡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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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是关于全局研究与地域研究，近年来地域性问题研究呈现出兴旺景象。1994年西安社会史会议即以此为主题。如赵世瑜有关华北庙会、节庆的研究，如梁洪生、邵鸿等有关江西的家族研究，如陈春声、刘志伟有关珠江三角洲的社会组织研究，如陈支平、郑振满、王日根有关福建地域的研究。王日根的《地域性会馆与会馆的地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期）、《清前期福建地域间社会整合组织的比较研究》（《福建学刊》1997年第5期）提示了地域间的差异，并指出这些地域差异的形成与地方历史传统及实际社会变迁形势密切相关。
二、研究的成绩、局限与进一步改进研究的途径
从过去的研究看：首先：研究者分别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有的是社会学方法，有的则是政治学的方法，也有的是人类学的方法。关于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的研究，是明清社会实态研究的一部分，比如在农村，一方面，应根据朝廷官府的规定，农村地方社会制度如何，农村地方行政设哪些机构，遴选或征派哪些人役，他们履行农村地方行政中什么职责，另一方面，应研究农村地方行政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运作。其次，关于基层社会管理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近年来呈现出社会史繁荣的局面，其中区域性实证性研究俨成大端。而此前早些时候偏于全局性的研究，后来又偏于验证马恩理论，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化色彩。再次，从研究成果上看，近年来成果丰硕，并呈现出综合化趋向，且发展前景良好。而此前早些时候也有多部著作和若干论文，后来则相对萧条。
明清基层社会组织研究的历程显示出了一个逐渐深化的局面，先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里甲，其后有从政治的角度研究乡绅，接着又有从社会的角度研究民间自治组织、民间信仰等等。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基层社会，成为近年来基层社会研究的大端。它的特点是注重理论与方法，注重多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如傅衣凌从经济看社会，又从社会看经济，就是这种交叉史学的显著体现。他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不是国民经济史，而是民众经济史，是对民间社会实态的切实关注，为此，他博览各类正史、志书，更注重以社会调查方法访求各类民间资料，因为它们较少受官方因素的影响，故更具有可信性。其次，多学科对话的态势已经形成，留英博士王铭铭等的加盟显示了该学科与国际学术界的积极接轨。在国内，许多研究机构与境内外的学术机构也有密切的合作。如杨国桢等与美国鲁斯基金会的合作，刘志伟、陈春声等与陈其南在香港的合作，研究内容涉及到民间宗教、习惯法等。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了《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另外，王铭铭还出版了《社区的历程》、《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等著作，对民间社会的运转做了较具理论色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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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社会管理研究中，我们明显地看到存在下列缺点，有待改进：一、尽管对许多问题的研究显示出深化的趋势，但仍存在诸多空白地带，这也许与历史资料的缺乏有关，譬如对乡绅在地方社会中的作用该如何估计，过去一般的认识是乡绅较多地体现了封建政府的意志，实际上乡绅阶层并不是铁板一块，有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的区别。乡绅的素质如何，过去的研究并没有给人以切实的认识。再追究下去，乡绅该如何界定，乡绅的人数有多少，分布情况如何，是否每个乡都存在作为行政机构之补充的乡绅阶层，如果没有的话，这时是什么阶层在起作用等等。中国社会存在着显著的不平衡性，这其中既有不同地区间的差异，也有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差异。我们必须更加大度一些，忌以一区域或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为圭臬，贬低或排斥他人的研究。我们理应从细处着眼，但非常重要的是必须具有全局的视野。二、必须更加注重制度本身与制度实施的区别，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制度的执行既可能因为地大人稠而存在差异，也可能因为执行者的素质、所代表的立场及与当政者的私人关系而有所差异，我们有责任充分揭示出这类历史的丰富和真实。这也是历史研究走向深化的重要途径。三、在人文社会科学整合化倾向日益明显的今天，学科间的渗透在加快，而关于基层社会管理研究却仍未见这种现象的出现，虽然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都在参与这方面的研究，但各自为政，较难形成相互的启发和合作，如果能有像夏商周断代工程那样的协作，我想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些。反过来，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理应积极地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应力求通，历史学实际上也像
哲学一样，必须建立在总结反思其他诸多学科研究成果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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