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主义与在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4)
2015-10-06 01:03
导读：一个新的世界信息秩序 对新的世界信息和通讯秩序的研究在七十年代开始展开，特别是通过象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这样的机构。对第三世界国家，这被理解
一个新的世界信息秩序
对新的世界信息和通讯秩序的研究在七十年代开始展开，特别是通过象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这样的机构。对第三世界国家，这被理解为“信息革命”的概念，比如，库马尔（Kumar 1980）在1980年编辑的一部有趣的文集中，涉及到全球“ 知识体系”，同时还讨论了跨国公司控制书籍出版、新闻机构、职业
培训和教育如何对第三世界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亦见Nair, 1980）。在八十年代，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厚，对电子媒体的控制的争夺在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的关于通讯的研究论著中得到反映（见Stover, 1984; Jefkins and Ugboajah , 1986; Meyer, 1988; Melkote, 1991; Reeves, 1993）。政治帝国主义和经济 “新帝国主义”都分别关注于第一世界国家的霸权在各种势力范围内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后果，八十年代的“信息革命”则集中关注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 Becker et al., 1986）。
特别地，信息技术领域取得了质和量上面的发展。这些技术已经提供了新的服务、新的
就业机会和新的文化商品，例如有线电视和录象带。在这些领域，取得霸权地位的机会显而易见，事实上，称霸的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家阶级已经在世界各地抓住了这些机会。
马特拉特在他的《跨国公司和第三世界：围绕文化的斗争》（1983）一书中指出了分析“文化商品生产的跨国机器”所经历的五个理论阶段，他把当前的阶段归结为“文化工业”阶段。他说，当代的文化工业跨越了从电视广播事业到旅游到广告事业的几乎所有行业，并试图通过一系列有关发展、信息、组织、日常生活和变革等方面的一套自以为是的观念的传播，把全球的听众都变成跨国商品的消费者。有些人会认为，马特拉特的观点是片面的，它不承认第三世界信息媒体是相对自主的，也不承认发展中国家的机构和个人坚持本国文化和发展新形式的能力。不过，正象巴格迪肯（Bagdikian, 1989）提供的资料所指出，近年来，在电子技术新发明的帮助之下，那些控制这些技术的跨国公司，已经为重组全球文化以服务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而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机会。但是，跨国公司在多大程度上抓住了这些机会，以及第三世界的精英和一般人对文化重组在多大程度上是合作还是抵制，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许多研究。
大学排名 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项目是“新闻世界”研究，共有十四个研究小组（包括来自美国的一个小组）针对十六个不同的媒体系统进行研究。在1979年的一段时间内，总共对二十九个国家的报纸和广播进行了监听。每个新闻条目都根据发生地点、来源、人物的职务和国籍、和主题进行了编码。在新闻条目中，政治新闻占主导地位，地方新闻也占了多数，而且没有跨地区的新闻条目。一本信息专业杂志发表了关于这个研究的专题讨论，它很好地展示出：从这个研究中可以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一个研究者断言“对于某些事件的关注的方式总的来说是非常相似的”（Sreberny-Mohammadi, 1984, p.125）；另一个研究者则声称这个研究揭露了在媒体偏见问题上的“虚假的辩论”。他声称，问题在于：对别人在做什么缺乏兴趣，而不是缺少信息，新闻报导即使不全面，但还是准确的：“注意到新闻几乎不包含什么先入为主的主题，这一点具有启发性”（Stevenson, 1984, p.234），大概这就说明了：新闻的职业标准受到普遍的维护。斯蒂文森得出结论：“太多的有关新的世界信息秩序的辩论所关注的观点，可能从来就不是正确的，现在就肯定不正确。这个研究正可以帮助消除这种虚假辩论的气氛”。（p. 236）
诺敦斯特朗（Nordenstreng）是这个研究项目的策划人，他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指责说：
研究项目最后是被一些“庸俗”的范畴所支配，它们关心媒体内容的个别的方面，而不是这些内容所塑造的整体形象……“庸俗”范畴主要决定于各种实用的方面，其中包括获得一个硬性数量证据所构成的最低层次的共同核心，这个核心为各种国家媒体所拥有。（1984, p.238）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社会科学家都知道，这是典型的所谓实证主义难局。诺敦斯特朗通过定性比较《纽约时报》和《真理报》对有关战略核武器第二阶段谈判的报道差异，很好地证明了他的观点。然而，以研究项目的“庸俗”标准来衡量，这两篇报道被看成是很相似的。
在广播业方面，美国和欧洲的跨国公司有效地控制了全球的信息流动，并且准入障碍仍然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一个有关“媒体中的非洲”的讨论会指出，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记者数目和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的记者数目正在下降。以评论员的话来说，“在卫星技术的世界里，这显得很荒唐”（Palmer, 1987, p.24）。这个现象的效果就是：使跨国公司更容易向第三世界“倾销”信息，而限制信息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流动。
当然，也存在非西方来源的新闻和信息，正象媒体帝国主义的批评论者总是争论说，没有任何第三世界国家被强迫去从某个特定来源去充斥本国的媒体（Re eves, 1993）。然而，不要忘记，对于一个穷国的国家电视或报业集团，从西方大媒体来源那儿购买本地区的新闻（更不用说是海外新闻），比自己建立起新闻来源或依靠象他们自己一样贫穷的国家来说，要更节约成本。只要不同于西方的新闻来源一建立起来，就会有政治上的势力和它作对。例如：在对“社际新闻服务”（Inter Press Service）－－一个为第三世界提供新闻、报道第三世界新闻而创立的新闻机构－－的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历史研究中，基佛德（Giffard 1984 ）记录了一场发源自美国的造谣污蔑运动（其谣言与事实完全不符），差点儿摧毁了这个组织。
八十年代一个包括六十九个国家的国际电视流动的研究，结果显示和一九七三年所做的一个类似研究结果没有很大不同，除了“在少数几个出口国家的持续主宰下，有了较大的地区xxxx流”（Varis, 1984, p.143）。这个研究的一个有趣的但并非意外的发现是，绝大多数国家大量地从美国进口娱乐节目，特别是在黄金时间－－广告收入最高的时间－－放映这些节目，同时任何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节目都从未在美国电视的黄金时间内播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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