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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贾、服注与杜注比较研究(1)(2)

2015-10-16 01:15

　　（二）在名物、制度的阐释上，杜注也比贾、服注疏陋：

　　闵公二年：“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
　　　　服云：“车有藩曰轩。”
　　        杜注：“轩，大夫车。”

　　刘文淇《疏证》：“《广雅·释诂》：‘轩，韦车也。’王念孙云：‘轩之言■蔽也。《说文》：“轩，曲■藩车也。”王逸注《招魂》云：“轩，楼板也。”《周官·小胥》疏引《左传》注云：“诸侯轩悬阙南方，形如车舆。”皆■蔽之意也。’按王说是也。《文选·东京赋》薛注：‘属车有藩曰轩。’《巾车》注：‘藩，今时小车藩，漆席为之。’皆与服注合。又作‘■’，《景帝纪》‘朱两■’应劭曰：‘车耳反出所以为之藩屏翳尘泥也。以箅为之，或用革。’《舆服志》注：‘车有■者，为之轩。’”
　　可见服说胜于杜注，孔疏引定公十三年“齐侯敛诸大夫之轩”以证杜注，十分牵强。

　　隐公四年：“君为主，敝邑以赋。”
　　　　服云：“赋，兵也。以田赋出兵，故为之赋。”
　　　　杜注：“言举国之赋调。”

　　《论语·公冶长》“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郑注：“赋，军赋也。”孔曰∶“赋，兵赋。”又《国语·鲁语》“悉率弊赋”注，《淮南·要略》“悉缩薄赋”注，并云：“赋，兵也。”[27]杜注不明制度，望文生训。
　　特别是在礼制的训释上，杜注的疏陋更多：

　　桓公二年：“藻、率、■、■”
　　　　服云：“藻，画藻；率，刷巾。礼有刷巾。”
　　　　杜注：“藻率，以韦为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

　　刘文淇《疏证》：“藻率，《东京赋》作藻■，《司几筵》：‘加缫席画纯’注郑司农云：‘缫读为藻率之藻。’疏：‘读从桓二年臧哀伯藻率、■、■、■、厉、游、缨，此盖（阮刻注疏“盖”作“并”）取彼义也。’《典瑞》‘缫藉五采五就’注：‘缫有五采文，所以荐玉，木为中干，用韦衣而画之。’郑司农云：‘缫读为藻率之藻。’疏：‘桓二年臧哀伯谏辞也。’藻是水草之文，故读从之也。是先、后郑皆以藻、率为二物，与服同。杜注：‘藻率，以韦为之，所以藉玉。’正义云：‘杜以藻率为一物者，以拭物之巾，无名率者。服言礼有率巾，事无所出。’阮氏校勘记云：‘孔冲远误也。依《说文》“帅，佩巾也”，即■字。古率、帅通，故《仪礼》注云：“古文帅作率。”服虔云“礼有刷巾”，其语亦见《说文》。凡《仪礼》言■者，即《左传》之率也。’按阮说是也。乐师故书帅为率，《聘礼》古文帅皆作率，《采菽》‘亦是率从’，襄十一年传作‘帅从’，《广雅·释器》‘帅，巾也’，皆率得为巾之义。”

　　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贽，贰乃辟也。”

　　　　服云：“古者始仕，必先书其名于策，委死之贽于君，然后为臣。示必死节于其君也。”
　　　　杜注：“名书于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则不可以贰。”

　　刘文淇《疏证》：“顾炎武云：‘孟子出疆必载质，庶人不传质为臣，皆是贽字。惠栋云：‘服读质为贽，《晋语》云“臣为质于翟之鼓”韦昭曰：“质，贽也。”士贽以雉，委贽而退。《尚书》称二死一生贽，故云委死之质。’”杜注以身体训质，训委质为屈膝委身于地，乃不明古代礼制而误。

　　（三）杜注和贾、服注区别最大而且最多的，还是他们《左传》注的指导思想不一样。贾、服注意在解经，经常阐发微言大义；而杜注意在释传，所释比较客观通达，多近于史。这种经史之别，在《左传》注中随处可见，最明显处莫过于开篇对“春秋”一词的解释：

　　贾曰：“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

　　杜预却认为：“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杜预虽还不敢大胆明言《春秋》、《左传》“皆史也”，但这种观点在他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已露端倪。他首先认为，《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孔子只是刊正了其中“教之所存，文之所害”的内容，“其余则皆即用旧史”；然后说《左传》是随《春秋》而发，“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次，杜预反对称孔子为素王，称左丘明为素臣，并排斥《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斥责旧儒（实际上是服注）哀公十四年获麟是因为孔子“制作三年，文成致麟”的说法，认为这是妖妄之说。[28]

　　这种从史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经学的角度去为《左传》作注，可以说是杜预《左传》注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去做的。

　　隐公元年：“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贾云：“葬嗣君之事，公弗临，言无恩。”
　　　　杜注：“以桓为太子，故隐公让而不敢为丧主。”

　　隐公十一年：“不书葬，不成丧也。”
　　　　贾云：“君弑，不书葬，贼不讨也。”
　　　　杜注：“桓弑隐篡立，故丧礼不成。”

　　贾逵认为，不书葬是因为未讨伐杀隐公之贼。杜预认为，不书葬是因为桓公谋杀隐公而篡立君位，所以丧礼不成；丧礼不成，所以不书葬。传文明言不书葬是因为不成丧，杜注即以传释传，而贾逵却另寻微言大义。

　　桓公七年：“七年春，谷伯、邓伯来朝。名，贱之也。”
　　　　服云：“谷、邓密迩于楚，不亲仁善邻以自固，卒为楚所灭。无同好之救，桓又有弑贤兄之恶，故贱而名之。”
　　　　杜注：“辟陋小国，贱之，礼不足，故书名。”

　　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书不害也。”
　　　　服云：“鲁以壬申被灾，至乙亥而尝，不以灾害为恐。”
　　　　杜注：“灾其屋，救之则息，不及谷，故曰书不害。”

　　僖公十六年：“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服云：“■退、风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从生，襄公不问己行何失而致此变，但问吉凶焉在，以为石陨■退，凶吉所从而生，故云君失问。”
　　　　杜注：“言石、■阴阳错逆所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阴阳而问人事，故曰君失问。叔兴自以对非其实，恐为有识所讥，故退而告人。”

　　可见，贾、服注还在“微言大义”中打转，杜注已能以史学的眼光较客观地审视《左传》，所释远胜于贾、服。
　　贾、服注还本于《公羊传》和《谷梁传》来释《左传》，在杜预看来“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因而弃而不取。

　　庄公十一年：“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颛孙生搏之。宋人请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服云：“耻而恶之曰靳。”
　　　　杜注：“戏而相愧曰靳。”

　　服说乃本于《公羊传》：“宋万与闵公博，妇人皆在侧。万曰：‘甚矣！鲁侯之淑！鲁侯之美也！’闵公矜此妇人，妒其言曰：‘此虏也！鲁侯之美恶乎至。’”[29]若如服云，宋公对宋万耻而恶之，又怎会请求鲁国归还宋万？宋公此言，当是戏语，只不料宋万当真，而后怀恨弑杀宋公。

　　襄公二十三年：“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礼也。”
　　　　贾曰：“礼者，言其先救后次，为得礼也。”
　　　　杜住：“救盟主，故曰礼。”

　　贾说乃本于《公羊》说。孔疏：“《公羊传》曰：‘曷为先言救而后言次？先通君命也。’僖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公羊传》曰：‘曷为先言次而后言救君也？其义言君则进止自由，故先次后救，臣则先通君命，故先救后次。’”[30]贾、服注本于《公羊传》去释“微言大义”，远不如杜注平实客观。

　　（四）在对应经、传出现错次差异的解释上，贾、服注往往牵强附会，强为之解“微言大义”；而杜注以史学的态度，所释客观平顺，真正做到了他在《左传》注自序中所说的“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31]

　　桓公十一年：“十一年春，齐、卫、郑、宋盟于恶曹。”
　　　　服云：“不书宋，宋后盟。”
　　　　杜注：“宋不书，经阙。”

　　文公十一年：“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荡意诸而复之。”
　　　　服云：“反不书者，施而不德。”
　　　　杜注：“八年意诸来奔，归不书，史失之。”

　　成公二年：“齐侯亲鼓，士陵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 大学排名
　　　　贾云：“杀庐蒲就魁，不与齐盟，以亡其邑，故讳不书耳。”
　　　　杜注：“取龙、侵巢丘，不书，其义未闻。”

　　襄公十年：“秋七月，楚子囊、郑子耳伐我西鄙。”
　　　　服云：“不书，讳从晋不能服郑，旋复为楚、郑所伐，耻而讳之也。”
　　　　杜注：“于鲁无所耻，讳而不书，其义未闻。”

　　襄公二十六年：“遂袭我高鱼。有大雨，自其窦入，介于其库，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服云：“取鲁高鱼及反之，皆不书，盖讳之。”
　　　　杜注：“取鲁高鱼，无所讳而不书，其义未闻。”

　　以上所举成公二年齐取鲁龙地、侵巢丘，襄公十年楚、郑侵伐鲁西鄙，襄公二十六年齐攻取鲁高鱼，于传有记载，于经则无，实际上都是鲁史漏载而缺文，并没有贾、服注所释的那些“微言大义”在里头。杜注和贾、服注在这里的区别，归根到底也是经、史之别。

　　（五）因为杜注不取贾、服另取旧儒他家之说，而和贾、服注相异：

　　桓公五年：“■动而鼓”
    　　　贾云：“■，发石也，一曰飞石。《范蠡兵法》：‘飞石重二十斤，为机发，行二百步。’”
　　　　杜注；“■，旃也，通帛为之，盖今之大将之麾也，执以为号令。”

　　杜注本于马融，刘文淇《疏证》：“按《说文》■字下又引《诗》曰：‘其■如林’，当系三家传诗；马融《广成颂》云：‘旃■掺入其林’。■与旃伍，则以为旗之属，故杜注不用贾义。”

　　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
　　　　服云：“接者，子初生，接见于父。”
　　　　杜注：“以礼接夫人，重嫡也。”

　　服谓接太子，杜谓接夫人。李贻德《辑述》：“案《内则》云：‘国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郑注：‘接读为捷。捷，胜也。谓食其母，使补虚强气也。’王肃曰：‘以太牢接待夫人。’杜此传注云‘以礼接夫人’，是王本郑义，而杜又本王义也。”此是杜注取自郑玄、王肃说。

　　僖公十年：“臣闻之，神不歆非类。”

　　　　贾云：“歆，贪也。”
　　　　杜注：“歆，飨也。”

　　杜注本于《诗·大雅·生民》毛传。

　　宣公三年：“载祀六年”
　　　　贾云：“载，辞也。祀，年也，商曰祀。”
　　　　杜注：“载、祀皆年。”

　　此处杜注取自王肃，此传王肃注：“载祀者，犹言年也。”

　　昭公二十三年：“使各居一馆”
　　　　贾云：“使邾、鲁大夫各居一馆。”
　　　　杜注：“分别叔孙、子服回。”

　　此处杜注取自郑众，此传服虔引郑众云：“使叔孙、子服回各居一馆。邾、鲁大夫本不同馆，无为复言使各居一馆也。欲分别叔孙与子服回不得相见，各听其辞耳。”

　　（六）杜注和贾、服注，还有因为所据师说文字、句读不同而引起训释相异的。

　　所据文字相异者，如：

　　襄公二十五年：
　　服据传文：“陪臣干诹有淫者，不知二命。”
　　　　服云：“一曰干，■也；诹，谋也。言受崔子之命■御谋淫之人。”
　　杜据传文：“陪臣干■有淫者，不知二命。”
　　　　杜注：“干■，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之命讨之，不知他命。”

  　李贻德《辑述》：“案：干，■，《尔雅·释言》文；诹，谋，《释诂》文。言受崔子命，即传云不知二命也。■御谋淫之人者，崔氏欲掩其宿通之迹，故称为谋淫之人。服以■御训干，以谋淫之人训诹淫者，则服本当是‘陪臣干诹淫者’，不得有‘有’字矣。《正义》以服为谬说，不知杜本作‘■’，服本自作‘诹’，师读异授，各据其本之字诠释，不得指服为谬说也。《释文》云今传本或作‘诹’，是从服本，又云犹依‘■’字，是读又从杜义也。此由六朝以来，不别两本字及音义并异，致有字从服本，音从杜读以牵合之者，则后学之误也。”

　　昭公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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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据传文：“亲其民人，明其五候”
　　　　贾曰：“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时，四方、中央之候也。”
　　杜所传文：“亲其民人，明其伍候”
　　　　杜注：“使民有部伍，相为候望。”

　　所据句读相异者，如：

　　昭公十三年：
　　贾据传文：“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
　　　　贾曰：“郑伯，爵在男。或云男当作南，南面之君也。”
　　杜据传文：“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
　　　　杜注：“言郑国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应出公侯之贡。”

　　哀公七年：
　　服据传文：“（子服景伯）对曰：‘……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鲁德如邾，而以众加之，可乎？’”
　　　　服云：“诸大夫诚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
　　杜据传文“（子服景伯）对曰：‘……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鲁德如邾，而以众加之，可乎？’”
    　　杜注：“知伐邾必危，自当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孙所怪，且阿附季孙。”

　　哀公十二年：
　　服据传文：“侯伯致礼地主，归饩。”
　　　　服云：“致宾礼于地主。”
　　杜据传文：“侯伯致礼，地主归饩。”
　　　　杜注：“侯伯致礼，以礼宾也。地主，所会主人也。饩，生物。”

　　还有所据文字、句读均相异者，如：

　　昭公十四年：
　　服据传文：“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咸曰义也夫，可谓直矣！”
　　    服云：“不为末者，不为末■隐蔽之也。咸曰义也，言人皆曰叔向是义。”
　　杜据传文：“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

　　　　杜注：“末，薄也。减，轻也。皆以正言之。于义未安，直则有之。”

 　　从以上所述，可见《左传》杜注和贾、服注相异的情况也是很多的，其中最重大的差别，可以归纳为经史之别，他们《左传》注各自的长短之处亦由此而来。
　　贾逵、服虔都是有名的古文经学家，所以贾、服注长于名物、制度的训释，在训诂上往往有严格的体例和训诂依据，做到了言必有据，特别是在礼制的训释上，二人常较杜预精当。但也因为他们是经学家，为《左传》作注，意在解经，处处不忘圣人和“微言大义”，受今文经学影响，往往牵强附会。这是因为贾逵所处的时代，古文经学正在兴盛，而今文经学衰落却仍固守地盘，为了争立《左传》的合法地位，于是贾注努力也从《左传》里寻求“微言大义”以适应人主，并对今文学作了策略上的让步和容纳，所以他虽是一个古文经学家，其注《左传》却并不摒弃今文，往往引用《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此外，贾逵《左传》注还和他的学术渊源有关系，贾逵之父曾从刘歆受《左传》，贾逵之说亦源于刘歆，刘歆虽是《左传》古文经学提倡者，但他本身是一个今文经学家，其说《左传》仍然和今文学家一样探寻褒贬，深求大义，贾逵《左传》注就常采用刘歆说，如前面所举贾逵对“春秋”的解释，又如僖公十六年“六■退飞，过宋都，风也”，贾逵注都本于刘歆说。
　　服虔之学，师承已不甚清楚，据《世说新语·文学》载，服注《左传》与郑玄多同。[32]《世说新语》载郑玄曾注《左传》虽不一定可靠，但服虔《左传》注也杂取今文经学，和郑玄其它经注是一样的。
　　有人称杜预是“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的在‘博士’‘经师’之外的权威经学家”，[33]杜预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经学家尚可商议，但他是独立于“博士”“经师”之外却是无疑的。纵观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戎马生涯占其大半，这种政治、军事上的丰富阅历，形成了他后来注《左传》时高瞻远瞩视野宏阔的学术见识；《晋书》还说他“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34]明律令，精历法，通技艺，尤其是他第一次以史的眼光去审视《左传》，去解释《左传》，其识见远远超出当时及以前的《左传》经学家，尽管他还不能完全摆脱经学的影响，但已取得了经学家们达不到的成就。由于能从史学的角度出发，再加上他的博学多才和宏阔的学术见识，形成了杜预整部《左传》注求实、通达、简明的特点。杜预的成就除了和他自身的人生阅历、酷好《左传》有关外，也和当时那个时代的整个学术背景紧密相关。思想、学术至魏晋而一大变，玄学在曹魏正始年间以后，开始逐步形成和流行，正统的儒学思想受到冲击；反映在学术上，经学至此更加衰弱，时人对汉代旧儒冗长繁杂的经解也已感厌倦，而崇尚并转向玄学清通、简要的风格，王弼《周易》注、韦昭《国语》注、杜预《左传》注都体现了这一风格，因而“别异先儒”。[35]另外，由于长期的战乱以及频繁的政权更迭，官方在思想和学术上控制松散，史学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起来，这无疑也是杜预注产生的另一个重要背景。[36]所有上述这些背景，都已和贾逵、服虔所处的时代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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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杜预《左传》注的特点，首先是他意在释传，能以史的眼光较客观、求实地审视《左传》，训释比贾、服注通达平实，较少阐发臆想中的“微言大义”；比较注意史事发生的前后、因果关系，常用“为……年……事张本”和“事见……年”等形式进行系统的解释，注意以传释传；杜预还长于地理的训释，所释普遍详于贾、服注。但也因为他不是真正的经学家，在名物、制度、训诂上比贾、服注疏陋得多，有知今昧古之弊；在训释体例上为了简明扼要，常常没有严格的训诂上的根据，随文生训，只求意相合，不求辞相符；贾、服注比较注重字词的训诂，而杜注则比较注重史事和文意的疏通。
　　尽管《左传》杜注和贾、服注有如上差别，但这种差别的数量在整部《左传》注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如前表所统计，杜注和贾、服注相同的数量是相异的两倍多，相同部分远远超过相异部分。通过上面的统计和分析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左传》贾、服注和杜注大部分相同，只有小部分相异，主要的相异可归纳为经史之别。杜注大份量地取用贾、服注（特别是服注），这和他《左传》注题名“集解”是相关联的。[37]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列《左传》贾、服注与杜注异同表中的统计数字，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事实上有时贾、服注和杜注很难断定它们是否相同，或者相异；在技术处理上，对贾、服注与杜注一部分相同而另一部分相异的，本表统计不列入相同类也不列入相异类；对不能明确肯定是贾、服注的汉注佚文，本表亦不列入统计之列。虽然如此，由于表中两类在统计数量上相差的悬殊，这种统计的模糊性并不妨碍本文得出的结论。另外，本表比较统计所据只是贾、服注现存佚文，而非贾、服注全部，是否可以用来作为全部贾、服注和杜注异同比较的结论的依据？笔者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从今存散见于各处大量的贾、服注佚文看，似乎没有道理说，存下的大部分贾、服注碰巧都和杜注相同，亡去的碰巧都是和杜注相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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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贾、服注和杜注大部分相同，只有小部分相异，为什么学术史上出现了两次攻击杜注倡申贾、服的浪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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