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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贾、服注与杜注比较研究(1)

2015-10-16 01:15
导读:文化论文论文,《左传》贾、服注与杜注比较研究(1)论文样本,在线游览或下载,科教论文网海量论文供你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一、问题的提出

  清代研究《左传》的学者,大都对杜预注极为不满,焦循在《春秋左传补疏》自序中,斥杜预为“司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贼”,[1]沈钦韩在《春秋左氏传补注》序里,认为历史上《左传》有四厄,其中第二厄就是杜预为《左传》作集解:“(杜预)起纨绔之家,习篡杀之俗,无王肃之才学,而慕其凿空,乃绝智决防以肆其猖獗之说,是其于《左氏》,如蟹之败漆,蝇之污白,其义理没于鸣沙礁石中,而杜预之妖焰为鸡为狗,且蓬蓬于垣次矣”[2];在几乎完全否定杜注的同时,清人却极力推崇汉儒古注,尤其是贾逵、服虔《左传》注,刘文淇在致沈钦韩书中说:“《左氏》之义,为杜征南剥蚀已久。……覆勘杜注,真觉疻痏横生,其稍可观览者,皆是贾、服旧说。”[3]在他们看来,《左传》非贾、服注不足以阐述其精义。
  这种尊汉儒古训以驳杜注,最早可以追溯到顾炎武的《左传杜解补正》;其后惠栋《左传补注》继之,并开始辑佚旧说以指出杜注来源,这一工作,后来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得到了进一步、系统的完成,杜注《左传》,采用前人旧说往往不加标明,洪氏此书,则对杜注加以分析,逐条指出杜注的来源,这种穷根溯源的作法,目的仍在于破杜立汉,在训诂方面洪氏则多以贾逵、服虔注为主,“欲复汉儒说经之旧”[4];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也力主贾、服注而斥杜注;丁晏的《左传杜解集正》,则初步总结了清代学者攻击杜预的成绩。在清人看来,只要辑佚出贾、服旧注,使其重见天日,杜注的荒谬之处就会不驳自现,[5]所以清人破杜立汉的另一个举措,就是全面辑佚恢复《左传》贾、服汉儒旧注,这样的著作有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三卷,还有沈豫《春秋左传服注存》二卷(续、补逸各一卷);并以全面恢复贾、服汉儒旧注的形式,建立与杜、孔不同的新注新疏,李贻德的《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和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为其代表作。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实际上,《左传》贾、服注和杜注的对立,一直可以上溯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即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完成后不久。《北史·儒林传》序云:

  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虔,《尚书》《周易》则郑康成。[6]

东汉时服虔《春秋左传》注即已“大行于河北”[7],西晋时杜预注《左传》,在南朝宋、北魏前期的山东、河北一带,开始为士人所传习[8],其后“河外儒生,具服膺杜氏”[9],可见,北学《左传》以服虔注为主,南学《左传》以杜预注为主,服注和杜注以南北学的形式对立起来。东晋、南齐时,杜、服注《春秋左传》彼此抗衡,并立于国学为博士。《梁书·儒林传》载:

  崔灵恩,清河东武城人也。……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国。……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及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行焉。[10]

尽管崔灵恩习《左传》服解,在北仕为太常博士,但到南朝以后还要“改说杜义”,可见当时南学乃杜注《左传》一统天下;而对那些申贾、服义难驳杜注的《左传》学者,南学中的杜学维护者则大加批驳,维护杜注,《南史·儒林传》载:

  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王)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11]

在北朝也是一样的情况。《魏书·贾思同传》:

  思同之侍讲也,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为服氏之学,上书难《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十一条。互相是非,积成十卷。诏下国学集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后,魏郡姚文安、乐陵秦道静复述思同意。冀隆亦寻物故,浮阳刘休和又持冀隆说。至今未能裁正焉。[12]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北齐。《北史·儒林传上》:

  姚文安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名曰《驳妄》。(李)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释谬》。[13]

 李崇祖之父李业兴师于徐遵明,徐氏专攻《左传》服义,“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虔所注,亦出于徐生之门”[14],李崇祖即继承父业申服驳杜;徐遵明的另一个弟子乐逊,也坚守师法,在西魏教授诸子,“通贾、服说,发杜氏违”[15]大学排名
  随着隋唐在政治上的统一,经学在唐代被定于一尊,《左传》贾、服注与杜注的对立,随着南北学的统一而消失。在政府认可颁布的《五经正义》中,杜预《左传》注得到了正统的独尊地位,而贾、服注则被冷落以致亡佚。
  然而问题并没有随着贾、服注的消亡而消亡,八百多年后,清人又再一次扛起了申贾、服驳杜注的大旗。[16]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贾、服注和杜注到底有何异同?两次攻杜浪潮的原因是什么?

二、贾、服注与杜注之比较

  贾逵有关《左传》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春秋左氏长经》二十卷、《春秋左氏解诂》三十卷、《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一卷,《后汉书·贾逵传》说他还著有《左氏条例》二十一篇。服虔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一卷、《春秋左氏膏肓释■》十卷,此外还有梁代尚存隋唐已亡的《春秋左氏传音》三卷。
  在今存《左传》贾、服注佚文中,服虔注的数量多于贾逵注,尽管《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孙毓撰《春秋左氏传贾、服异同略》五卷,但由于服注和贾注多有相同,所以唐代孔颖达等撰《左传正义》在征引时常常将二人并举,每用“贾、服曰”来括引贾、服说。可见,《正义》已将《左传》贾、服注视为训诂上有相同特点的同一类型,这一看法,清人也没有提出异议。从后人所辑贾、服注的情况来看,由于有较多数量的注都笼统地系于“贾、服曰”等类似表达语之下,我们也已很难在今存贾、服注文中把二者明确地区分开来。
  那么,贾、服注与杜注到底有哪些异同?一一逐年排列比较现存《左传》贾、服注和杜注,经过统计可以列出下表:

《左传》贾、服注与杜注异同统计表

 

  本表所据贾、服注佚文,只采自《左传》传文注而不采《春秋》经文注,从隐公到襄公五年,采自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以下简称刘文淇《疏证》)[17]、重泽俊郎《左传贾服注捃逸》[18]和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以下简称李贻德《辑述》)[19],襄公五年以后采自重泽俊郎《左传贾服注捃逸》和李贻德《辑述》。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整部《左传》中,贾、服注和杜注相同有564条,相异254条,相同条数是相异条数的两倍多;从单独某个鲁公看,甚至从某个鲁公的某一年看(作者曾做过每个鲁公每一年贾、服注与杜注异同条数的详细统计表,在此文中略去),情况也大致如此,即贾、服注与杜注相同者多于相异者。 

  杜注和贾、服注相同的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杜注和贾、服注在措辞和意义上完全相同。这种情况很多,如∶

  隐公五年:“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
    服曰:“诸侯称同姓大夫,长曰伯父,少曰叔父。”
    杜注:“诸侯称同姓大夫,长曰伯父,少曰叔父。”

  隐公十一年:“十一月,公祭钟巫,斋于社圃,馆于■氏。”
    服曰:“馆,舍也;■氏,鲁大夫。”
    杜注:“馆,舍也;■氏,鲁大夫。”

  桓公二年:“师服曰:‘异哉,君子之名子也。’”
    服曰:“师服,晋大夫。”
    杜注:“师服,晋大夫。”

  同年:“士有隶子弟。”
    服曰:“士卑,自以子弟为仆隶。”
    杜注:“士卑,自以子弟为仆隶。”

  桓公十六年:“初,卫宣公■于夷姜,生急子。”
    服云:“上淫曰■。”
    杜注:“上淫曰■。”

  桓公十八年:“夏四月,丙子,享公。”
    服曰:“为公设享燕之礼。”
    杜注:“为公设享燕之礼。”

  庄公二十年:“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
    贾云:“遍舞,皆舞六代之乐。”
    杜注:“皆舞六代之乐。”

  庄公二十二年:“齐侯使敬仲为卿,辞曰:‘羁旅之臣,……’”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贾云:“羁,寄;旅,客也。”
    杜注:“羁,寄;旅,客也。”

  宣公三年:“铸鼎象物”
    贾云:“象所图物,著之于鼎。”
    杜注:“象所图物,著之于鼎。”

  (二)杜注和贾、服注在意义上完全相同,但在措辞上略有小异。如∶

  桓公六年:“以德命为义”
    服云:“谓若太王度德,命文王曰昌,命武王曰发。”
    杜注:“若文王名昌,武王名发。”

  庄公八年:“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
    服云:“公见彘,从者见彭生,鬼改形为豕。”
    杜注:“公见大豕而从者见彭生,皆妖鬼。”

  昭公四年:“飨大夫以落之”
    服云:“衅以■豚以落之。”
    杜注:“以■猪血衅钟曰落。”

  定公十年:“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
    服云:“牺、象,飨礼牺尊、象尊也。嘉乐,钟鼓之乐也。”
    杜注:“牺、象,酒器,牺尊、象尊也。嘉乐,钟磬也。”

  这种在措辞上的小异,往往是杜注取用贾、服说,而稍变其辞,这在下面几个例子中尤其明显:

  隐公三年:“郑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
    服云:“得臣,齐世子名,居东宫。”
    杜注:“得臣,齐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处东宫。”

  桓公元年:“是以清庙茅屋”
    贾云:“肃然清静,谓之清庙。”
    杜注:“清庙,肃然清静之称。”

  桓公九年:“享曹太子,初献,乐奏而叹。”
    服云:“初献酒。”
    杜注:“始献酒。”

有时甚至只变一二字:

  襄公二十九年:“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服云:“言晋国之祚将集于三家。”
    杜注:“言晋国之政将集于三家。”

  昭公十二年:“昔我皇祖父昆吾,旧许是宅。”
    服云:“陆终氏六子,长曰昆吾,少曰季连。季连,楚之祖,故谓昆吾为伯父也。昆吾曾居许地,故曰旧许是宅也。”
    杜注:“陆终氏生六子,长曰昆吾,少曰季连。季连,楚之祖,故谓昆吾为伯父也。昆吾常居许地,故曰旧许是宅。”

  (三)杜注同于贾、服说,但杜注常常简明总括言之。这种情况也很普遍。如∶

  桓公二年:“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
  贾云:“一战,伐郑,围其东门;二战,取其禾;三战,取邾田;四战,邾、郑伐宋,入其郛;五战,伐郑,围长葛;六战,郑以王命伐宋;七战,鲁败宋师于莞;八战,宋、卫入郑;九战,伐戴;十战,郑入宋;十一战,郑伯以虢师大败宋。

  服说基本与贾说同,只是补记年分而已。

  杜注:“殇公以隐公四年立,十一战皆在隐公世。”

  桓公六年:“不以畜牲”
    服云:“马牛羊豕犬鸡六畜。”
    杜注:“畜牲,六畜。”

  庄公二十年:“虢公请器,王予之爵。”
    服云:“爵,饮酒器,玉爵也。一升曰爵。爵,人之所贵者。”
    杜注:“爵,饮酒器。”

  庄公三十二年:“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服云:“虞舜祖考来格,凤凰来仪,百兽率舞。”
    杜注:“亦有神异。”

  襄公二十五年:“公拊楹而歌。”
    服云:“公以为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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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注:“歌以命姜。”

  同年:“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
    服云:“谓公义为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随之而死。”
    杜注:“谓以公义死亡。”

  昭公三年:“谗鼎之铭曰”
    服云:“谗鼎,疾谗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谗,地名,禹铸九鼎于甘谗之地,故曰谗鼎。”
    杜注:“谗,鼎名也。”

  昭公六年:“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服云:“仪,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为万国所信也。”
    杜注:“言文王作法为天下所信。”

  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贾曰:“《三坟》,三皇之书。坟,大也。《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国之戒。”
    杜注:“皆古书名。”

  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
    贾、服云:“好生于阳,恶生于阴,喜生于风,怒生于雨,哀生于晦,乐生于明。”
    杜注:“此六者,皆禀阴、阳、风、雨、晦、明之气。”

  杜注这种概括简要的风格,是和他整部《左传》注相一致的。
  但杜注还不完全都是对贾、服注作概括扼要的简单总括性陈述,从下面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杜注对贾、服注还有鲜明的取舍,从这种取舍上,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杜注和贾、服注的区别:


隐公五年:“节八音而行八风。”
  贾云:“兑为金,为阊阖风也;乾为石,为不周风也;坎为革,为广莫风也;艮为匏,为融风也;震为竹,为明庶风也;巽为木,为清明风也;离为丝,为景风也;坤为土,为凉风也。”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服说略同。
  杜注:“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也。八风,八方之风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节其制而叙其情。八音,金,钟;石,磬;丝,琴瑟;竹,箫管;土,埙;木,■■;匏,笙;革,鼓也。八方之风,谓东方谷风,东南方清明风,南方凯风,西南方凉风,西方阊阖风,西北方不周风,北方广莫风,东北方融风。”


  贾说乃根据纬书《易纬通卦验》而来,杜取贾、服说,而摒弃纬书的八卦相配,所释“八音”、“八风”,较贾、服注更通达平实。

桓公六年:“卜士负之,士妻食之。”
  贾云:“礼,世子生三日,卜士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桑者,木中之众;蓬者,草中之乱,取其长大统众而治乱。”
  杜注:“礼,世子生三日,卜士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之妻为乳母。”

哀公十四年:“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
  服云:“仲尼名之曰麟,然后鲁人乃取之也。明麟为仲尼而致。”
  杜注:“言鲁史所以得书获麟。”

  服说以为,因为只有孔子能说出这兽的名字叫麟,所以麟是因为孔子而致;而杜注认为,因为孔子能说出它的名字,所以鲁史才能记载猎获的兽是麟。可见,贾、服注意在解经,处处不离谶纬、圣人;而杜注意在说史,释义平实。

  (四)也有是杜注本于贾、服说而详之的。如∶

  隐公元年:“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贾云:“隐立桓为太子,奉以为君。”
    杜注:“隐公,继室之子,当嗣世,以祯祥之故,追成父志,为桓尚少,是以立为太子,帅国人奉之。为隐元年春不书即位传。”

  庄公九年:“管夷吾治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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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云:“齐正卿高敬仲也。”
    杜注:“高■,齐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于敬仲。”

  庄公三十二年:“使■季■之”
    服云:“鸩鸟,一名远日乌。”
    杜注:“■,鸟名,其羽有毒,以画酒,饮之则死。”

  特别是在地理的训注上,杜注普遍详于贾、服注,往往指明所注地名今在何处:

  隐公元年:“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贾云:“京,郑都邑。”
    杜注:“京,郑邑,今荧阳京县。”

  又本年:“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贾云:“共,国名。”
    杜注:“共国,今汲郡共县。”

  隐公十一年:“使营菟裘,吾将老焉。”
    服云:“菟裘,鲁邑也。”
    杜注:“菟裘,鲁邑,在泰山梁父县南。”

  庄公十二年:“群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
    服云:“萧、亳,宋邑也。”
    杜注:“萧,宋邑,今沛国萧县。亳,宋邑,蒙县西北有亳城。”

  僖公二十三年:“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
    贾云:“卫地。”
    杜注:“五鹿,卫地,今卫县西北有地名五鹿,阳平元城县东亦有五鹿。”

  襄公元年:“败其徒兵于洧上。”
    服云:“洧,水名。”
    杜注:“洧水出密县,东南至长平入颍。”

  昭公四年:“成有岐阳之■。”
    服云:“岐阳,岐山之阳。”
    杜注:“周成王归自奄,大■于岐山之阳。岐山在扶风美阳县西北。”

  (五)杜注和贾、服注在文辞上迥然相异,在意义上则相同。

  隐公三年:“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贾云:“温,周地名,苏氏邑也。”
    杜注:“温,今河内温县。”

  《汉书·地理志》“河内郡”:“县十八:……温”班固自注∶“故国,己姓,苏忿生所封也。”[20]可见,贾注本于《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之文,而杜注取其正文,实则一也。

  庄公二十二年:“使为工正”
    贾云:“掌百工。”
    杜注:“掌百工之官。”

  贾注释“工正”此官所职,杜注释“工正”为掌百工之官,各从不同角度出发,实则一也。

  闵公二年:“齐人使昭伯■于宣姜。”
    服云:“昭伯,卫宣公之长庶,■之兄。”
    杜注:“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顽也。”

  服注从宣公的角度出发,杜注从惠公的角度出发。顽即卫宣公之长庶,■即卫惠公。

  又同年:“重锦三十两。”
    服云:“重,牢也。”
    杜注:“重锦,锦之熟细者。”

  刘文淇《疏证》:“按今人织作,以缕之疏密为良窳,牢谓缕之密者耳。《说文》‘重,厚也’,亦牢意矣。服说非不可通。《觐礼》‘重赐无数,在车南’注:‘重,善也。所加赐善物,多少由恩也。’……是郑以重锦为善锦。”可见,杜、服所注实际并不相异。

  襄公二十五年:“下车七乘,不以兵甲。”
    服云:“下车,遣车也。上公饔饩九牢,遣车九乘。”
    杜注:“下车,送葬之车。齐旧依上公礼,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损。”

  而《周礼·春官·巾车》:“大丧,饰遣车。”[21]遣车即送葬车。

  定公九年:“载葱灵,寝于其中而逃。”
    贾云:“葱灵,衣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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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注:“葱灵,辎车名。”

  《说文》:“辎,辎■,衣车也。■车前衣也,车后为辎。”又:“■,辎■也。”[22]辎与■,对文则异,散文则通,辎车即衣车。

  从上面五种情况看来,杜注和贾、服注相同的形式很多,杜注取用贾、服注的形式也很多。和贾、服注相同的杜注,大部分可以肯定是取自贾、服注,有一小部分我们则很难确认它们也是取自贾、服注,因为杜预《左传集解》除了广采前人注说外,常常还掺以己说,我们不能保证没有杜预自己的意见有时和贾、服说不谋而合的情况。例如:

  僖公十二年:“陪臣敢辞”
    服云:“陪,重也。诸侯之臣于天子,故曰陪臣。”
    杜注:“诸侯之臣曰陪臣。”

  《礼记·曲礼》:“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曰陪臣某。”[23]此处很难说是杜注取自服注,还是取自《礼记》。洪亮吉在《春秋左传诂》中,凡杜注和贾、服注相同时,都认为是杜取自贾、服,未免是一种过头的看法。

  杜注和贾、服注相异的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训诂上的歧异:

  襄公四年:“武不可重”
    服云:“重,犹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
    杜注:“重,犹数也。”

  李贻德《辑述》:“按《吕览·贵生篇》:‘天下重物也’高注以大训重,大任言大用也。”
  刘文淇《疏证》:“杜读重为重累之重,故为数也。……杜意止谓武不可黩。”

  襄公十四年:“王室之不坏,■伯舅是赖。”
    服云:“■,蒙也。……王室之不怀柔诸侯,恃蒙齐桓之匡正也。”
    杜注:“■,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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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当以杜注为是,此“■”字与隐公元年“■我独无”之“■”用法相同。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与贾、服注比较,杜注在训诂上疏陋得多:

  庄公十二年:“覆而败之曰取某师。”
      服云:“覆,隐也。设伏而败之,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敌人不知,败之易,故曰取。”
      杜注:“覆,谓威力兼备,若罗网所掩覆,一军皆见擒制,故以取为文。”

  按:隐公九年“君为三覆以待之”杜注:“覆,伏兵也。”又襄公十二年:“凡书取,言易也。”可见当以服义为长,杜注“覆,谓威力兼备”乃臆说,前后所注不统一。

  文公十七年:“又曰:‘鹿死不择音’”
    服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将死,不暇复择善音。”
    杜注:“音,所■荫之处。古字声同,皆相假借。”

  李贻德《辑述》:“案《诗·鹿鸣》传:‘鹿得苹,呦呦然而鸣相呼。’服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约毛公传意;‘困迫将死,不暇复择善音’者,《文选·吴都赋》(‘兽不择言’)注:‘凡闲暇而有好声,逼急不择音。’刘炫云:‘不择音声而出之言甚急也’……《正义》曰:‘杜意言本当作“荫”,以传曰“铤而走险,急何能择”。言走险,论其依止之处,以其怖急得险则不能选择宽静■荫之所。传文所论,只止其处所在,不论音声好恶,故杜不依服义。刘以为音声而规杜,非也。’按‘鹿死不择音’,为古人成言。《庄子·人间世》‘兽死不择音,气息■然’郭象注:‘野兽蹴之穷地,意急情尽,则和声不至。’是音为音声之音,未尝改字,至下文‘铤而走险’,是言困迫将死之状,非论其依止之处,传明云走险,孔氏乃云得险则停,更与传意相违。云急何能择,仍言不择音也。”

  刘文淇《疏证》:“案《后汉书·皇甫规传》:‘中外诬规货赂群羌,令其文降,规惧不免,上书自讼曰:“臣虽污秽,廉洁无闻,今见覆没,耻痛实深,传称鹿死不择音,谨冒昧略上。”’亦是读从本字。……此是杜氏新说,非古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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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服注乃有训诂上严格的根据,杜注则是乱用假借,别为它说,这种疏陋,孔颖达在《正义》中也是遮掩不住的。
  在训诂上,杜注不如贾、服注,这种疏陋常常是因为杜注望文生义、随文而训造成的:

  文公六年:“八月己亥,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
    服云:“晋国数有患难。”
    杜注:“立少君,恐有难。”

  刘文淇《疏证》引顾炎武云:“(杜)非也。谓连年有秦、狄之师,楚伐与国。”顾说与服注同,都谓因为晋国连年有战事兵难,所以欲立长君。杜注则望文生训。

  又本年:“有此四德者,难必纾矣。”
    服云:“纾,缓也。”
    杜注:“纾,除也。”

  按:《尔雅·释言》:“纾,缓也。”[24]庄公三十年“以纾楚国之难”杜注:“纾,缓也。”成公二年:“我亦得地而纾于难”杜亦注:“齐服则难缓。”而此处杜训纾为除,洪亮吉认为是“杜注随文生训”[25]

  昭公二年:“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
    服云:“誉,游也。宣子游其树下。夏谚曰:‘一游一誉,为诸侯度。’”
    杜注:“誉其好也。”

  李贻德《辑述》:“案惠氏栋曰:‘一游一誉,今《孟子》作“豫”,赵岐《章句》曰:“豫亦游也。《春秋传》曰‘季氏有嘉树,宣子誉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随”郑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为证。则知此传誉字本作豫,故服、赵互引为证。《孙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虽优游暇誉,令犹行也。”《外传》作“暇豫”,李善曰:“誉犹豫,古字通。”愚案:杜本作‘誉’,为‘豫’之假借字,其义则当从‘豫’之训‘游’也。杜云‘誉其好也’是望文生义。《正义》云:‘若是游于其下,宣子本自无言,武子何以辄对,故杜以为誉其美好也。’孔氏袒杜抑服,故为此言。”

  襄公六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中国大学排名
    服云:“谓所受王命,祀其国中山川为望。”
    杜注:“诸侯望祀竟内山川星辰。”

  李贻德《辑述》:“《书·舜典》云:‘望于山川。’《周礼·小宗伯》‘四望四类’注:‘四望,五岳、四镇、四窦。’按《周礼》言望,主天子言,故得遍祭岳、镇、窦。《礼记·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僖三十一年《谷梁传》注引郑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非其疆界则不祭。”杜注望祭,较贾、服注多出“星辰”,而诸家旧说都只说名山大川而无星辰,可见是杜注随文而训所误。所以钱大昕《左氏传古注辑存序》说:“辅嗣之《易》,元凯之《春秋》,皆疏于训诂。”[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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