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原名”问题——(2)

三、所谓“原名”臆测

　　以下，谈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臆测。

　　李心传计划撰写的全书名称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当他刚完成高宗一朝时，朝士请求朝廷下令，命心传将这一部分奏进。他们怎样来称呼这部书呢？他们显然不能用心传所拟的全书的书名来指称刚完成的其中一部分；于是他们就用“高宗一朝编年”、“高宗一朝”等来指称。作为作者，李心传也不太可能用大家都已知道的、他正在撰写中的此书的全名来指称刚完成的这一部分，但在奏进时，又不能不作题名；于是他也使用了庙号。——这也符合一个朝代的在位皇帝对其先帝，以及时人对实录、日历等称呼的惯例。如果在他所进奏的书上，用“系年要录”来体现全书，用庙号来表示其中已完成的一部分，作“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或“高宗系年要录”，这当然是最有可能的。但为什么书目著录中都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呢？如果日后据以刊刻或传抄的并不是奏进的本子，那只能是源于李心传的稿本。这两者相比，哪个是“原名”呢？

　　我想，李心传在奏进题名时，最可能的处理办法，或许是采用南宋刻书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方法[6]，将“高宗皇帝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同时写在进呈清本中；这恐怕才是李进传在奏状中笼统地说“名‘系年要录’”的原因。正因为“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或“高宗系年要录”不是书名，更不是“定名”或“原名”，因此在刊刻此书时，没有像对待实录或日历那样，以庙号定名，作“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或“高宗系年要录”；而是使用了李心传对整个全书的定名，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相关书目对该书的著录，也是如此。《藏园订补○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版本是“宋宝祐初扬州刊本”[7]。《四库全书总目》言及是书流传，也说：“永乐大典别载贾似道跋，称宝祐初曾刻之扬州。”[8]

　　但在书目中亦有以庙号著录者，如明人《近古堂书目》、《玄赏斋书目》均著录有“高宗中兴系年要录节要”、“孝宗要录初草”[9]。《高宗中兴系年要录节要》，属史抄性质，而“史抄”性质的书，往往会另起书名，这不能用作证明此书“原名”的证据。至于《孝宗要录初草》，《宋史·艺文志》著录的“李心传孝宗要略初草二十三卷”疑即此书[10]。《文渊阁书目》作“孝宗要录初草十册不全，宋草泽臣李心传编集。莫详卷数，今存第一卷至第二十卷”[11]。据其题名，或许是宋代流传下来的本子（不知是刻本还是抄本，抄本可能性更大；其底本则是李心传的稿本），这可以证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确非仅高宗一朝（梁先生发现的在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有涉及后朝如孝宗朝的史事，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从记载高宗一朝史事的“系年要录”一书的流传情况来看，与其将此视作正式书名，不如视作李心传在写孝宗一朝时所作的标识，或者相对于全书“大题”的“小题”更为妥当。比如《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洪迈“太祖太宗本纪三十五卷，又四朝史纪三十卷、又列传一百三十五卷”[12]。所谓“四朝史纪”、“列传”都是指《四朝国史》的本纪和列传部分，但它们却都被以单独的书名予以著录，可见以“小题”（全书的一部分）作为独立的一部书予以著录，亦非不可。但是，日后主要是以“四朝国史”为名来流传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将“四朝史纪”、“（四朝）列传”视作“四朝国史”的原名呢？——虽然我们难下断语，至少可以说明所谓“原名”，有一定的相对性。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乾道中林光朝上奏，谈到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的成书情况：

　　今廷阁所藏，有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实为一书。往年修太祖、太宗两朝正史，起景德四年，迄于大中祥符九年，是远至十年而后成书也。其后修真宗正史，自天圣五年至八年，是又历四年而后成书。是书相望何止二十年而后合为一书也。[13]

开始是分段修成，而后又合为一书。相对于合为一书而言，分别修成之时所题名为原名；相对于流传或书目著录而言，三书合为一书之书名是原名。

　　李心传撰写完高宗一朝编年记事后，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纷纷要求朝廷下令奏进；这种态度或许与嘉泰禁私史有关[14]，因为心传所撰亦属私史。

　　另外，陈先生用较多的篇幅分析了“建炎以来”、“中兴”等名词。这些名词在我们认定此书的著录、流传中并非重要因素，但对这些词的辨析本身却很有意思；因此以下的辨析不过是就词说词，与陈先生的文章已无多少关系了。

　　“以来”在宋人的使用中，主要是指“以后”，只确定上限，而下限则比较灵活，大致可分为两种性况。一种是没有明确说明下限，但却不一定到说话者说话的目前。比如汪藻于绍兴六年受命编纂、七年成书、八年奏进的《元符庚辰以来诏旨》[15]，虽名为“以来”，且未明言下限，但只是收录徽宗一朝，而未下延至编修之时[16]。一种情况则有明确下限。比如绍兴二年十一月壬午汪藻上言，一本作：“太上皇元符以来至上建炎之元，并无日历”；一本作：“望许臣编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间诏旨，以备修日历官采择”。[17] 范成大上《论三朝国史札子》，鉴于神、哲、徽三朝国史，自设局以来，旷日持久，建议“立之程限，剋以期限”，并谈到了修此三朝国史所需图书问题：“其熙宁以来旧事，本院无书可考者，许关取秘阁四库所藏及搜访士大夫所存干照文字，网罗参订”[18]。但他所说的“熙宁以来”，是指从神宗即位（1067）、熙宁建元（1068年），到徽宗禅位（1125）；而这道札子是在乾道二年（1166）前后上的[19]。札子就是谈三朝国史的修撰，不言下限亦知至徽宗末年。

　　所谓“中兴”，其实质是指徽钦二帝为金人掠走后，赵构再次立国，即南宋建立。因此它是一个具有弹性的概念，有时指南宋建立，有时指南宋的建立者宋高宗及其执政时期，有时则指南宋的前几帝，特别是南宋高孝光宁四朝。比如陈振孙对《高宗实录》、《孝宗实录》进行评价时说：“中兴以来，两朝五十馀载，置院既久，不以时成，涉笔之臣，乍迁忽徙，不可殚纪。及有诏趣进，则匆遽钞录，甚者一委吏手，卷帙猬多而纪载无法，疏略牴啎，不复可稽据。故二录比之前世，最为缺典，观者为之太息。”两朝实录最后修成于嘉泰二年[20]。所谓“中兴以来”即指南宋建立以后。《中兴玉堂制草》，陈振孙解题称“起建炎，迄绍兴”，“中兴”指高宗一朝；《中兴续玉堂制草》，解题称“起隆兴，迄淳熙改元”，则此“中兴”又包括了孝宗前半期[21]。《中兴馆阁书目》淳熙五年奏上，《馆阁续书目》嘉定十三年奏上，“以淳熙后所得书，纂续前录”[22]；可知《中兴馆阁书目》所载是从南渡之后到淳熙奏进前的藏书，即此“中兴”也包括了高宗和孝宗前期。《中兴登科小录》：“通判徽州江都李椿撰。……椿家藏《小录》，自建炎戊申至嘉熙戊戌，节取名字乡贯及三代讳刊行之。”[23] 则此“中兴”几乎函盖南宋一朝。我们再看李心传本人的行文。《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言“中兴学士秉政”：“中兴学士，自建炎丁未至嘉泰壬戌”[24]；虽只言“中兴”，实质包括高、孝、光、宁（前期），几至其撰成此书之时。而同书“中兴定都本末”，则仅指高宗建南宋、定都之事[25]。相反，此书中也有讲建炎至嘉泰而不用“中兴”者[26]，或用“渡江后”而不用“中兴”者[27]；可见“中兴”始终未成有确指的专称。

四、结语

　　第一，用类书或其它书的征引来确定一部书的原名，在方法上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些书在征引时往往会使用简称、异称或别称，这不能作为论证书名“原名”的依据。

　　第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李心传所著、包括不止高宗一朝的编年史书的书名。但实际上，作者完成并流传至今的只有高宗一朝；奏进之时已经知道，心传完成的这一部分是其“建炎以来系年发录”全书的一部分。因此，相对于李心传给包括不止高宗一朝的全书所起的书名来说，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表示高宗一朝，是“实不符名”；将此认作高宗一朝编年之书的原名，确有些欠妥。正因为实不符名，所以在日后有人将此加以节录，以史抄的形式予以刊刻流传时，便将此改为名实相符的名字，如“高宗中兴系年要录”等；至于相对于全书之名的“大题”而言的“小题”（表示系全书之一部分），虽然在书目中也有以单独的书名予以著录者，如《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洪迈“太祖太宗本纪三十五卷，又四朝史纪三十卷、又列传一百三十五卷”，李心传“孝宗要略（录）”，等，但若将此视作“原名”，恐怕也不妥当。

　　第三，通过梁、陈两位先生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部书的编撰、奏进、流传的情况，这已经足够了。我们无法、甚至没有必要确定其所谓“原名”。

　　我掌握的相关材料十分有限，对史料的理解和使用则更难免有误；妄作评议，未必中的。请梁、陈两位前辈及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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