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1)(2)
2015-10-28 01:18
导读：二、经济 本年度经济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对沉寂。王利华《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历史研究》第4期)认为在中古时期，我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
二、经济
本年度经济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对沉寂。王利华《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历史研究》第4期)认为在中古时期，我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经济的比重曾有明显上升。具体表现为：畜牧区曾向内显著扩张、大型国营和私营畜牧业一度相当繁荣、农耕地区家庭饲养规模也有所扩大、羊取代了猪成为主要肉畜，但一段时间后畜牧业重新渐转衰退。这与游牧民族的内徙、“胡化”和“汉化”过程有关。蒋福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中国
经济史研究》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在北方由于战乱出现过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萎缩，但在北朝中期以后的北方、东晋南朝的南方，与两汉相比差距并不大，甚至略有发展。朱和平、马丽《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蠡测》(《许昌师专学报》第4期)亦认为商品经济在江南和北中国的边远地区仍然保持了上升的势头。游明谦、孙建党《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交州农业》(《许昌师专学报》第1期)考察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农业的类型、发展水平等，以及交州农业繁荣的原因。朱和平《北朝时期官僚经商的历史考察》(《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指出北朝时期官僚的普遍经商促进了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其消极面远超过积极作用。王鑫义《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商业和城市》(《史学月刊》第5期)认为魏晋时期战争使淮河流域商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但进入南北朝以后商业又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军事、政治成分重于经济是这一时期淮河流域城市的突出特点。张旭华、罗萍《魏晋时期的奢侈性消费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两晋时期门阀士族奢侈性消费的膨胀造成社会生产的萎靡和工商业畸形发展。胡阿祥《论土断》(《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对史书确载的十次土断作了具体研究。罗新《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第1期)通过对史料的钩沉，对吐谷浑之路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路段的昆仑玉贸易进行了具体研究。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值得注意的是，走马楼吴简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宝贵资料，这将在下文“吴简研究”中叙述。
三、思想文化 学术 宗教
文化总论和地区、时代文化。胡戟《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历史研究》第1期)一文认为陈寅恪先生将微观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对历史问题抓关键和转折点，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作了极有深度的发掘，并开拓利用敦煌遗书、梵文道藏、碑刻墓志、诗文故书等材料研究历史的蹊径。但先生治史较少关注经济研究，偏重政治，关注民族、文化和社会问题。刘振华《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论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扬州大学学报》第6期)亦认为陈先生“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观点对学术研究有重要贡献。曹文柱《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结构的更新》（《史学集刊》第2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导文化从儒学转变为儒、释、道并立，胡汉两种异质文化从冲突到兼容，地域文化从中原一脉发展成南北分明。刘玉堂、陈绍辉《刘表与汉末荆州学术文化》(《江汉论坛》第3期)认为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学术文化一度取代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刘表殁后骤然衰落，与其在荆州执政期间的方略有关。王永平《略论东吴时期侨属士人的文化贡献》(《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东吴侨属士人在经、史、子及文学艺术各领域都留下了许多著述与创作，并沟通江东与荆襄、中土的文化交流。夏毅辉《东晋门阀政治存在的思想文化省察》(《学术月刊》第12期)认为东晋门阀政治文化中，“无君论”思潮的冲击淡化了君臣伦理观念；玄学的推进及“君主无为”理论和佛教“空无”
哲学、“出世”观对东晋君臣都有影响。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北朝文化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田余庆《〈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考察》(《历史研究》第1期)为重要成果。该文考察了流传于北魏宫掖与鲜卑贵族间的《代歌》，认为它是拓跋族的民族史诗和道武帝时撰的北魏早期历史《代记》的渊源，而《魏书·序纪》大体是以《代记》为本。辑集《代歌》和修撰《代记》的邓渊冤死，崔浩又死于国史之狱，北魏史官视修撰北魏前期历史为畏途。考察《序纪》的来历，可看出拓跋族面对其民族早期历史的某些问题时陷入的痛苦和窘境，这是中古时期民族融合浪潮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案例。高照明《从国史之狱看北魏时期民族融合中的文化冲突》(《扬州大学学报》第3期)从胡汉文化在崔浩身上的冲突探讨了“国史之狱”的原因。
思想史。徐兆仁《论中国韬略思想在三国时期的发展》(《北京社会科学》第1期)对传统的奇正、虚实、有无、阴阳等思想在三国时期的发展作了研究。阎世平、董虹凌《刘劭的才德观研究》(《广东社会科学》第2期)、吴家驹《试论刘劭〈人物志〉的人才思想》(《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对刘劭的人才观作了研究。王大良《六朝世族思想信仰主流的再认识》(《西北师大学报》第4期)认为六朝时期琅邪王氏的主流思想尽管曾受玄、释、道的冲击，但都未从根本上动摇儒家思想的地位，其家族也在南朝中后期早于其他家族完成儒学回归。徐华《洛、许名士与汉魏之际的学风演变》(《史学月刊》第1期)认为从董卓之乱前到许下，士人的精神风貌发生的剧烈转型为此后魏晋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石。彭玉乎《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分析并论证了清谈与著论同时并起的文化现象和基本特征，并对清谈与著论在内容、形式以及文风上的彼此渗透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刘运好《援儒人玄——西晋中期思想论》(《孔子研究》第3期)认为西晋中期思想界可分为理想派、宏放派、折衷派。由理想派祟儒到宏放派尚玄，再到折衷派援儒入玄是西晋中期思想演进的轨迹。徐嘉《论名教与自然之辨的伦理价值》(《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玄学家将本体论与
伦理学结合起来，在理论上是有价值的。王晓毅《郭象“性”本体论初探》(《哲学研究》第9期)认为郭象笔下自生独化，无形实有的混沌“性”本体是魏晋玄学本体论的成熟形态。他的《论东晋清谈的积极意义》(《史学月刊》第4期)认为东晋清谈在政治偏安的状况下能使人感到生命的尊严和文化的价值。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张承宗《魏晋经学的演变》(《苏州大学学报》第4期)探索了郑玄经学、魏石经的刊刻、王肃及西晋儒学。申屠炉明《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三论》(《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论述了南北朝经学义疏与汉代经注、佛学、玄学以及唐代五经正义的关系。
宗教。王承文《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以天师道和古灵宝经为中心》(《
中山大学学报》第7期)在对天师道和古灵宝经的具体内容和旨趣作深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汉晋天师道和古灵宝经对民间巫道的批判是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变革极为重要的内容。万毅《敦煌本〈升玄内教经〉的南朝道教渊源》(《中山大学学报》第4期)通过对敦煌本道教《升玄内教经》中南朝道教渊源的辨析，揭示该经在承袭魏晋以降南方道教各派教法的基础上，受到玄学和大乘佛教般若性空思想的共同影响，在道家精神和佛学智慧的交互启迪下消除巫术、进行追求理性的探索。该二文考察精细，对以往研究多有突破。此外，李刚《曹操与道教》(《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从曹操与道教的关系作为切入点，追寻汉末魏初道教与政治、军事、科技、文学的一般面貌。朱和平《北魏时期洛阳寺院的几个问题》(《洛阳工学院学报》第2期)对北魏洛阳寺院的建立途径、经济条件、土地来源、寺院生活等作了考察，揭示了当时洛阳寺院的内涵。
其它成果还有孔定芳《南北朝时尚文化之地域观照》(《中州学刊》第2期)、孙立群的《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南开学报》第5期)和《论魏晋士人的“觉醒”》(《聊城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周兆望《六朝画坛述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2期）等。《江海学刊》第2期开辟了“六朝历史与文化”专栏，刊登了张旭华《汉末东吴时期的江南名士清议》，张华《论六朝佛教文化》，魏向东、张承宗《魏晋南北朝旅游风俗初探》，卢海鸣《六朝饮酒风尚及相关问题研究》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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