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符号学的困境和希望——芬兰符号学大会前(2)

4。研究策略的变更：从学科本位到问题本位

符号学对象域的认识论革新(从世界记号研究到汉语语义制度分析)，是与一种方法论的革新(学科本位到问题本位)相互对应的。后者的实现又相关于伦理学态度的强化。学术运作的功利主义方向是与学科制度的机械性强化一致的。出于职业功利主义考虑，专家型学者往往反对跨学科方向。为了有利于职场竞争，原先有创造性贡献者又须急于确立新的学科专业，以使得本人学术成就可获制度性运作化条件的保障。这就是我在此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是学术本身之外的，属于学者动机层次的。我们当然不便直接讨论这类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明了自己的“国际处境”：在一个以学术功利原则为指导的国际交流场合如何推进非个人功利性之学术理想的困境？换言之，全球化观念如今实际上是在全球规模上追求物质功利主义的效率化问题。此处提出的符号学学术全球化理念与此倾向岂非南辕北辙？于是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学术全球化思考：一种是如何在全球化规模上谋一己之“物利”，另一种是如何在全球化物质条件下谋集体之“理真”。二者之间相对立的东方原型可举“求：功利名”之儒教精神(拜菩萨和摆族谱为其表征之一)和“求：真善美”之仁学精神之间的历史性对立为证。

专业化中心论原则必然导致专家和权威地位的追求。学术专业化是达到名权势的手段(汉代经师为其原型)。跨学科方向则必然松懈专业化带来的权威性控制程度。加以学术权威形像的塑造必然导至“圣化学者”的策略。专科中心论和跨学科方向论之间的张力关系还包含着此另一利害竞争层面。结果，跨学科学术方向竟然和学者功利动机联系起来。而在全球化时代，跨学科和专科本位的冲突关系将更为尖锐，因为，全球化将全面激化功利意识。这样，经济科技全球化就会与人文学术全球化成为貌合神离的平行过程。我的西方同行会理解，容忍，同情我的论点么？图利实践的全球化，必然依赖可操作的制度化强化、学术等级结构的严格化与精细化。今日之势，各国早已不分政治立场，大多以西方学术教育制度为基础和模式。对西方学术软硬体制度化趋向的批评还将引来出身于西方教育体系的非西方学者的反对，因后者正在要依赖己所从出的西方制度化背景以强化自身在本国的竞争地位。于是，跨学科学术主张将面对双倍的反对力量：西方本土的和非西方的，二者均以追求学术功利为目标，均以正规学术制度为根据。另一种学术势力来自非西方的民族主义学术。他们通过语言上易于掌握本民族学术资源而在本土形成特殊学术特权关系，并以之作为谋求学术名势的手段和渠道。结果，符号学所标榜的跨学科和跨文化方向将受到西方学界和非西方学界两方面的反对。虽然二者学术内容和方向不同，但各自均维持着自己的学术等级制度系统。这是非常有趣的全球化时代人文学术界的另一种“吊诡”现象。

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中华精神”：仁学和儒教；伦理学和功利学。也可以说存在有两种“儒家精神”：独立君子和皇权忠仆。历史上，专业僵化(汉代经学)，学者权威化(汉代经师)和师祖神圣化(三皇五帝)是三位一体的。专业程式成为学术意识形态运作的技术性程序，而其主操控者的权威性地位即可由此而立。为了强化和永久化其权势地位，遂进而制造历史神话，这就是将历史上的学界名人予以圣化和神化，使其成为准“超人”，以便在意识形态上加以任意操纵利用。也就是将现实中的权威与历史上的神人(圣贤)通过谱系道统编造来建立起彼此之间的“神圣继承”关系的神话。对中国学术来说，现代“儒学”事业正在世界学术“分工”理由下追求着世界共同的功利主义目标。对于新知新学的欢迎，不过是要将其纳入固有学术体系之内加以装饰性或宣传性利用。西方学术中心主义却也极其欢迎这种民族主义的学术立场，因为此等立场下之守旧学术是不可能触及西方学术制度和理论之根本的。二者之间在国际学术交流名义下的学术交际活动，遂成为彼此学术声名营造术互补性默契的一部分。而跨学科-跨文化的符号学路线竟至不会为任何一方所欢迎； 准确说，首先不为任何 一方的学科学术权威所欢迎。其次不为学术制度内一般学者所欢迎，如果其学术活动目标仍然是功利成就导向的话，他就必须紧紧跟随权威的脚步安全(成本和风险预估)前进。权威本位主义就是专业本位主义，也就是专科本位主义。权威制度成为学术意识形态的工具，神化学者为其基本手法之一。跨学科方向则与此程序相反，其表征为问题本位而非坚持制度程序之贯彻。符号学和学科专业虽然运用着共同的材料，但符号学的本质是问题本位而非学科(程序)本位的。先设立问题还是先遵循“程式”，为二者之间的基本区别。对于问题本位来说，各学科知识均可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反之问题是在学科框架内设定的，是参照既定程序方法设定的(经学为其典型)。结果，问题研究本位倾向于接受跨学科方法和易于朝向真理理念。反之，学科本位的课题设定和方法都是以既定学科程序为框架的，都是朝向以权威范式为标志的名势挂钩策略的。古代门户和学阀则为其原始形态。问题本位由于超越学科框架，故易于通向理念本身，而学科本位则易于通向权威规范和派系利益本位主义。学术名人制度于是成为学界内追求学术功利的工具。当权威名人制度涉及到社会面时，人们不再思考问题或观念本身，而是将学术思想实践归结为对神化名人的礼敬。权威至多只是一个时期学术成就的代表，但由于被充作学术功利主义运作的工具而成为某种永恒价值存在的独立神化实体或文化权威象征符号，并得以世世代代为派系集体功利主义所利用。重要的是，这种民族传统风气和惯习可成为  阻碍民族学术进步的最有效因素之一。

学术问题本位其实源于对象现实主义和知识危机意识。新的问题和设问方式是针对现实观察和体悟来确定的，也就是根基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顾颉刚所说学者贵在带着问题从事思考和研究，意思是一样的。“五四时代”在文化学术上有超乎政治以外的特定内涵，其主要特点是人文学者(往往由于家学渊源)具有足够丰富的旧学训练，同时又具有“足够”新学常识。二者的化合形成了特定的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学术判断和分析的能力。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学者，虽然各有五四时代学者所不及的知识强项，但均欠缺五四时代学者在国学典籍、开明立场和理性态度三者之间维持有机互动的综合性分析能力。五四时代史学家的特点是学者读书自得，具有问题意识；而当代中外华裔史学家的特点是：受到较多片面规范性训练而拘泥于章程制度，遂欠缺独立问题意识。实际上，五四学人高于当代海外学人的原因还不在于其国学素养显然更为深厚的优势，而在于其具有较浓郁的真理意识和理想精神，也就是具有更高的理性自觉)。问题本位导致：在针对现实世界各域设定相应问题系列之后才进而处理学科方法选择问题。先有问题然后在诸相关学科内和不同理论间选择和组配相应的方法，结果其知识论自然不只来源于一种学科和一种流派。学科是为问题服务的，问题是针对现实观察和在整体知识中提出的。可以说，在现实世界、问题系列和学科方法三者之间存在着互依互渗关系。问题本位和学科本位对立的观点源于学科方法难以用来解决从现实环境中提出的新问题。学者能够采取“问题本位”方向，乃因真实关注各种现实问题及其解决之道，而学术功利主义则必按照“行之有效”的学科既定程序去进行范式运作。这就是，从现实立场而达致问题本位，然后才从问题本位转向学科方法。学科专业知识是为我的问题服务的。结果“缺点”反而在某一方面变成了“优点”。学术世界显然需要两类(分析型和综合型)学者：专业制度内的技术性知识创造者和这类知识的综合性利用者。符号学家不是学科专家，而是学科专业知识的跨科“使用者”。前已指出，知识细节是由专家创造的，符号学家则对其进行判断，评价和使用。彼此的关系是相互合作的。各专科学术之间必须有人担任架桥、沟通和重组的角色。符号学家的作用首先即在于此，他们是社会人文学术从分析向综合方向发展过程中应运而生者。二十一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应是一个朝向学术全面综合性发展的人类共同事业，人文科学全球化和符号学全球化的实质即，人类人文学术理论的综合一体化发展。

5。仁学伦理学态度和符号学方向的选择

在本论文中我提到作为“知识的利用者”的符号学功能观，以与作为“知识创生者”的学科专业观相对比。知识的内容大多数与专业深化有关。学科专业知识的扩大、深化与提升是人类认知实践的自然趋向。跨学科不仅不是要排除专业知识，反而要参与促进专业知识。但是符号学时代强调学科知识以外的跨学科知识实践形态的必要性。符号学的跨学科实践在克服学科本位功利主义的同时，要使其理解跨学科学术运作到头来可能也会有利于学科内部知识的进步。就真理认知动机而言，此趋向相当于知识的丰富化与合理化发展，而就功利主义动机而言，其结果可能是权威地位的“失色”或淡化。对于重视学科本位内的实践目标来说，学术活动相当于按固定规范和程序进行的技术性操作，例如建构某种学科内的理论体系，或在学科系统内按照统一规范形成可被学界认定的学术运作。而对于问题本位者，其任务是双倍复杂的：一方面须在学科内增加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须在跨学科层次上另行建构新的规范和操作系统。

对于不遵循体制内功利目标的人来说，为什么还要在此“会议仪式”内宣读论文呢？对于设计和组织学术思想实践来说，我们有两个实践“维面”：共时态的理念层和历时态的实行层。思想表达是一次个人向“众人”的思想投射，其思想表达之完成与其被接受为两事。但是思想“有效提出”的方式和场合具有某种有效用的象征意义；提出(宣表)的有效性和接受的有效性为两事。非功利朝向的学术实践只能计虑前者，不可能掌控后者。此外也不能因为无后者而不要前者。学者的动机遂有两个平行的相关方面：自成(独善)和及他(兼济)。即使对前者而言，也有一个技术操作性方面，即一个如何达致“有效记录思想”的技术性条件问题。为什么要如此“计虑”？因为这种策略性考虑至少可以使你在特定条件下有效组织你的阶段性学术思考并完成其表达。有效指出问题之所在和表达出你的相应学术判断，即已达成仁者之“自安”，岂有它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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