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上）(1)(3)

[1]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9〈江右王门学案四·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453。“钱王”即指绪山与龙溪，“何黄”是指何廷仁（字性之，号善山，1486-1551）、黄弘纲（字正之，号洛村，1492-1561）。

[2] 关于绪山整理阳明文献的贡献以及所存在的问题，参见钟彩钧：〈钱绪山及其整理阳明文献的贡献〉，《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八卷第三期，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8年9月，页69-89。钱明在其所撰〈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一文中则强调了绪山整理阳明文献时未能尽“善”尽“全”，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页1632-1648。

[3] 参见沈懋学：《郊居遗稿》卷八〈答徐鲁源〉。

[4] 参见刘宗周：〈钱绪山先生要语序〉，《刘宗周全集》第三册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6），页697-699。按：王金如所编《钱绪山要语》或许即《余姚志》卷35〈经籍〉所载之《钱绪山要语》一编。

[5] 参见宇野哲人、安冈正笃监修，荒木见悟、冈田武彦、山下龙二、山井涌编：《阳明学大系》（东京：明德出版社，1973）第五卷《阳明门下》（上），页423-430。

[6] 对于《明儒学案》不足以作为研究明代儒学最终的文献依据，钱穆先生亦曾指出：“余少年读黄梨洲《明儒学案》，爱其网罗详备，条理明晰，认为有明一代之学术史，无过此矣。中年以后，颇亦涉猎各家原集，乃时憾黄氏取舍之未当，并于每一家之学术渊源，及其独特精神所在，指点未臻确切。乃复时参以门户之见、意气之争。”“故其（梨洲）晚年所为学案，亦仅可为治明代儒学者之一必要参考书而止。”见〈读刘蕺山集〉，《钱宾四先生全集》（21），《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七），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51，页365。

[7] 以往学者多以康熙十五年为成书时间，但由于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序》中明谓“书成丙辰（十五年）之后”，故如今学者大都以康熙十五年为上限。至于具体时间，则仍有不同说法。如吴光认为书成在康熙十七至十八年间（吴光：〈黄宗羲遗着考〉，《黄宗羲全集》第八册，附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页1005）。陈祖武则认为完稿于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四年间（陈祖武：《中国学案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页129）。

[8]《王门宗旨》卷首序后署：“万历己酉冬吉同郡后学周汝登顿首撰。”按：《王门宗旨》十四卷为海门编辑、陶望龄（1562─1609，字周望，号石篑）校订。完整的刻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卷一至卷七为〈王阳明先生语录钞〉，卷八为〈王心斋先生语录钞〉，卷九为〈徐曰仁先生语录钞〉，卷十为〈钱绪山先生语录钞〉，卷十一为〈龙溪王先生语录钞〉，卷十二至十四为〈云门录〉及〈从吾道人语录〉。国内有万历余懋孳刻本，然缺十二至十四卷。

[9] 陶望龄《歇庵集》卷三〈圣学宗传序〉云：“今以功利之俗学，架训诂之肤词，而欲阐纬圣真，弥纶大道，不亦远乎？是以四蔽未祛，一尊奚定？此海门周子《圣学宗传》所由作也。……是编成于万历乙巳冬十月年，杀青寿梓，王子世韬晜弟实有其费，功亦伟云。”

[10] 夏峰〈理学宗传叙〉末署曰：“康熙五年清明前三日容城后学孙奇逢谨撰”。张沐所作〈理学宗传序〉末亦署曰：“康熙五年岁次丙午仲夏二十一日辛丑后学蓍台张沐序”。

[11] 按：顺治十五年（1658）为戊戌年，前一个戊戌年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时焦竑尚未出生，故由《证心录》书前“序”可断定是书刊刻总当在顺治十五年之后。

[12]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明儒学案》卷首。

[13] 关于该问题的详细检讨，参见彭国翔：“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检讨”，《清华学报》（台湾），新三十一卷第三期，页339-374。

[14] 吉田公平先生在《钱绪山遗文抄》前的“钱绪山解说”部分自注说明曾由荒木见悟先生处得知藏于内阁文库的《证心录》卷下收有绪山语录，但不知何故并未加以考察。参见《阳明学大系》第五卷《阳明门下》（上），页24。

[15] 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藏有《绪山先生天成篇》。今本《王阳明全集》中〈年谱附录一〉“二十九年庚戌正月”条下有“《天成篇》揭嘉义堂示诸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页1338-1339）亦收录四段文字，内容完全等同于本文语录第19、20、21、22条，但未说明作者，或不免令人误以为阳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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