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排满”民族主义杂谈(1)(2)
2015-11-24 01:02
导读：其次，清朝统治者的腐朽和卖国是辛亥革命“排满”民族主义提出的根本原因。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在与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到八国联军攻入
其次，清朝统治者的腐朽和卖国是辛亥革命“排满”民族主义提出的根本原因。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在与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到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朝政府更是和列强签定了屈辱卖国的《辛丑条约》，从此帝国主义的势力深入中国的广大城乡，不仅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统治，清朝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为了保住小朝廷，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公能奉行“量中华之财力，结与国之欢心”“力行实政，正期图报大国之惠于后日。”（5）的卖国投降政策，彻底成为帝国主义驯服的工具，成为了“洋人朝廷”，其在中国统治的正统依据已经不存在。因此，历史赋予了辛亥革命最迫切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挽救中国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命运，只有首先推翻这个腐朽的卖国专制政府。在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是近代“排满”民族主义产生的外部原因。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屡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面临着文化生存意义上之“数千年来又有之大变局”，危机意识日深一日，然而，基于生存理性思考而产生的危机意识成为全民族共同心理感受，还是自甲午战争中国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引起的，甲午战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震动，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遑”的紧迫感和再难以立足于世界的耻辱感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强烈的亡国忧患已成为当时思想家和政治行动家们共同的心理感受，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最迫切的任务。
最后，各国亡国史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传播和中国固有的华夷观念是近代“排满”民族主义产生的两大理论来源。近代爱国者从本民族的现实处境出发，都特别关注世界各个国家的亡国惨史的研究和介绍，力图以此为鉴，告诫国人，激发人们的救亡意识。他们大声地疾呼中国“正处在东狼西虎，南弓北矢的时代，正是千钧一发，呼吸存亡的时刻。”这些都对近代“排满”民族主义的提出起到了很强的催化作用。而“排满”革命的“光复旧物”的思想，就直接来源于传统的“华夷之辩”。用章太炎的话说就是“民族主义，自古太原之世，其跟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方始发达”，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总章》中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古典式的民族口号就直接效仿于朱元璋的讨元檄文，而其根源于传统的“春秋大义”，陈天华的“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的呐喊无不渗透着传统的华夷思想。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二、“排满”民族主义在中国民族主义类型中所处的位置
1，从民族主义的文化渊源与时代特征入手，可以区分为传统的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两种。传统的民族主义渊源于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思想，宋朝以后，中原屡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故华夷之防的思想日益发达。鸦片战争以后，国人依据传统的夷夏观，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视为最优，而鄙视西方人为非我族类无文化的野蛮人，鄙视他邦为“未闻礼仪之风，仁者教化”的禽兽之国，这种从传统的夷夏观中延续下来的民族主义意识也可以称之为华夏中心主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原本是产生于欧洲，尤以法国大革命为其形成的最主要的标志，他是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看法极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而我国意义上的近代民族主义则产生于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2，从民族主义作为对本民族的忠诚心理所体认的范围入手，可以区分为以汉族为体认单位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排满”民族主义，和以中华民族这个历史上形成的众多的民族命运的共同体为体认单位的反帝民族主义这样的两种民族主义。用梁启超的说法就是“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他在《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学说》一文中提到：“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他所谓的“小民族主义”指的是辛亥革命党人所提倡的“排满”民族主义，而“大民族主义”是指国内各个民族联合起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入侵。
